(一)经典的衰微

前引美国学者孙康宜就文学经典研究所作的论证，同样的文学文化史的意义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学经典——诗歌的研究。诗歌长期以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然而，五四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白话文学和国语运动的合流，旧体诗逐渐从主流地位走向边缘地带。

所谓“旧体诗”的称谓，本身已经蕴含了新旧文学分野的现代文学史观。微知在1933年发表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一文中谈到:“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1]

中国古典文学以“雅”、“俗”区分正统与非正统的地位，而没有新旧之分，传统文人尤其强调这一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顺应世界潮流之声浪，喧盈耳鼓，因有旧文学皆死文学等谬论，岂知文学之可贵，端在其永久性，本无新旧之可分。”^[2]但新文化运动者却始终强调新旧文学的差异，借以宣布旧文学的不合法性和新文学的建设性:“真正的文学家，必明文学进化的理。严格讲起来，文学并无中外的国界，只有新旧的时代，新的时代总比旧的时代进化许多。”^[3]

“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于湮没无传。”^[4]在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缺失，即对前五四文学的简单化。长期以来，人们把五四作为文学史的制高点，那些非五四主流的作家、文体与文学现象被自然屏蔽掉。受此文学史观影响，近现代旧体诗的研究也成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事实上，一种文学体裁的消长变迁远远比社会变革来得复杂与绵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的是一种文学经典的时代际遇，更能够看清楚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格局、文化制度、传播媒介、文学观念对一种文学体裁走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