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场之繁荣与市民社会兴起
19世纪以前，中国并无严格的市民观念。人们对市民群体的界定也颇为单一，所谓市民即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而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意识则更加无从依附。《说文解字》一书释“民”为“众萌也”[2]，“萌”为“草芽也”[3]。众多稚嫩的草需要管理者去经营，因此，当官管理人民就被称为“牧民”，而被牧的子民是缺乏自主意识的。然而在西方，所谓公民(Citizen)是一个属于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概念。1843年上海设立租界之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市民意识便率先萌生于上海这个现代公共领域的发源地。
1844年，上海开埠之初，对外贸易额只有4800000元，落后于广州的33400000元，仅为其14.37%。然而十年之后，1853年，上海进出口总值激增到17200000元，而广州则下降到10500000元，上海首次超过广州。[4]便利的交通、租界的建立，使得上海迅速成为华东地区的经济枢纽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而开埠之后的十年时间内，上海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呈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荣景象:“迨道光季年，五口通商，中外互市，遂成巨观。近则轮舶愈多，外海、长江四通八达，人物之至止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猗欤盛哉，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是之美备者也!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曰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5]上海的崛起迅速超越了向来以繁华并称的朱仙、佛山、汉口和景德四镇，甚至使香港也为之逊色。
开埠之前，当时坐落于黄埔滩的英总领事馆的旧址附近仍然遍布营垒和荒地，四周沟壑纵横，沿路之地，一些旧式的船厂、木行和稻田、棉花田夹杂着一些寂寞的小村落。1848年，王韬初到上海，租界还是一派寂寥景象，“北门外虽有洋行，然殊荒寂，野田旷地之余，累累者皆冢墓也”[6]，当时的洋行只有11家，而到了1854年，已经增加到120家，1867年，已经有300余家。形成《申报》所载“洋人租界地方，熙来攘往，击毂摩肩，商贾如云，繁盛甲于他处”[7]的繁华景象。
租界的繁荣离不开先进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引进。1845年，西人在沪北划定租界之后，锐意经营市政设施，开拓城市公共领域，包括修建马路、引入自来水、铺设路灯、装置电话、开辟公园、创设铁路等等，使得普通民众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经由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洗礼，逐渐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意识。
上海公共租界铺设自来水始于1882年仲夏，成于1883年新秋。简而言之，其方法是在白大桥南堍造一个大水塔，“塔下广开深池，以机器吸浦水。将泥沙汰净，贯注于各处水管中。水管亦用铁铸，大可径尺，自静安寺起至小东门止，遍地埋设，一气流通。又于沿街每十数步竖一吸水铁桶，高四尺许。下面与水管联络，顶上置一小机括。用时将机括拈开，水自激射而上。……居民需水者，可饬水夫送去。不论远近，每担钱十文。激浊扬清，人皆称便”[8]。然而，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寥寥，甚至讹传水有毒质，饮之有害，众人相约不饮。后来公司给各水炉、茶馆免费送水，于是使用自来水的人才越来越多起来。
在照明方面，上海先有煤油灯，后有电灯。上海租界的煤气灯创设于1865年，“初在汉口路，次年迁往新闸。铁管遍埋，银花齐吐，当未设电灯时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9]。煤气由铁管引出，点燃后向外喷火，燃烧为灯，用以照明。普通民众不明其原理，便以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附会科学原理，将从地下铁管喷出来的煤气称之为“地火”。而后竟至于谣言纷起，“而其最可笑者则云地火盛行，(当时名之曰‘地火灯’。)马路被灼，此后除衣履翩翩之富人，脚着高底相鞋，热气或不至攻入心脾，若苦力小工，终日赤足行走马路者殆矣云云”[10]。
但仅仅一年之后，人们亲眼见证新能源给日常生活所带来之裨益，遂能够坦然受之了。数年之间，随着管道的普及，煤气价格的锐减，普通的商家亦乐于使用，其价格甚至比传统的火油灯还要便宜。到了19世纪80年代，煤气灯已经在上海普及:“地火皆由铁管通至马路，于是各戏馆及酒楼、茶肆俱可接点。其灯每盏有玻罩，或倒悬，或直竖，或向壁上横穿，各随所便。人行其间，真如入不夜城也。”[11]而这一时期，煤气灯亦成为了文人竹枝词中频繁咏叹的新事物，屡屡出现在《申报》等报刊媒体中:
竿灯千盏路西东，火自能来夺化工。不必焚膏夸继晷，夜行常在月明中。[12]
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粟照千家。辉光灿烂欺明月，烟焰迷离夺彩霞。一路笙歌常彻夜，楼台为尔更繁华。[13]
活火燃千朵，明星炯万家。楼台春不夜，风月浩无涯。欲夺银蟾彩，真开铁树花。登高遥纵目，疑散赤城霞。[14]
煤气灯的设置已足以令世人称奇的了，1882年，西人又将最新发明的电灯引入到租界中来，铺设电灯的方法是:“其法以机器发电气，用铅丝遍通各处。用时将机括一开，则放大光明，无殊白昼。”[15]和一切新事物一样，电灯的铺设最初遭遇到上海市民的种种猜测与质疑，百姓之间纷传电灯的设置将会引来雷击，一度谣传纷纷，人心汹涌，不可遏制，但谣言随着人们对新事物的体验而逐渐平息:“初行时，当道惑于谣诼之言，恐电发伤人，咨请西官禁止，后知其有利无害，其禁遂开。”[16]普通市民对电灯这一现代照明工具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惊恐而至于接纳的过程，此后，上海这座都市遂真正成为繁华不夜天:
近日沿浦路旁，遍设电灯，以代地火之用。而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入其门者，但觉火凤拏云，普照长春之国;烛龙吐焰，恍游不夜之城。古称西域灯轮，谅不是过。吾友龙湫旧隐曾赋七古云:“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琉璃灯，银海光摇目为眩。一枝火树高烛云，照灼不用蚖膏焚。近风不摇雨不灭，一气直欲通氤氲。忽如月生光，又如虹吐焰。朗若银粟辉，灿若红莲艳。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筵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吁嗟乎!繁华至此亦已极，天机至此亦已泄。穷奢极巧恐不常，世事惊心若电掣。我欲别设千万灯，光明四射分星辰。不照高堂与华屋，常照贫家纺绩人。”[17]
电灯的广泛使用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洁净、便利的照明工具，更使得市民的休闲时间不再受日照时间的制约，公共娱乐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促进了租界娱乐业的日益兴盛。每到入夜，不仅茶室、烟馆人潮涌动，即便是街头也到处是观看灯火夜景的市民:“灯以电名，创制也。前岁始盛于外洋，今年已行于上海。其设于港之滨，路之侧，茶之寮，烟之室者，外则光彻通衢，内则辉生四壁，远近大小共计数十处。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有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18]
中国古代只有私人概念，而无公共意识。上海开埠以后，西人除了在租界进行一系列的市政设施之外，还颁布了许多管理公共领域的禁令，以保证租界的秩序、安全与卫生。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就记载了当时租界设立的禁路上倾倒垃圾、禁燃放花爆、禁道旁小便，禁卖臭坏鱼肉、禁聚赌酗酒斗殴等二十条禁令。这些条例和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强化了市民的公共意识，并在客观上维护了近代上海公共领域的完善。
经过几十年的刻意经营，租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整洁、秩序井然的都市景象:“自小东门吊桥外，迤北而西，延袤十余里，为番商租地，俗称为‘夷场’。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泞之患。”[19]
与传统中国政治、社会观念不同的是，西人在上海租界进行的一系列市政管理与设施，都是围绕着公共领域的建设和市民意识的培养展开的。例如，修筑道路，中外皆然。但近代城市之开辟道路是市政的一个环节，目的是为了交通畅行，商业发达和市民便利。而中国古代修筑道路，或者是为了官员出巡、公文传递，或者是为了行善积德，庇佑子孙，这些都与权力与义务并存的市民意识迥然不同。
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索，普通市民除了在租界的规范中逐渐形成市民意识、公共意识外，亦源源不断地接受着纷繁复杂的西洋器物带来的现代体验，并在欧风美雨日积月累的浸润中，经历着人心丕变与世风消长。
1843年，上海开埠与外洋通商，各式各样的西洋器物纷纷通过海运港口运抵上海:“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射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20]
洋货与土货相比，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品质优良，使用方便，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西方机器制品便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取代了人们世世代代使用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当时市民生活中常见的洋货主要有洋火、洋灯、洋油、洋针、洋线、洋皂、玻璃镜、钟表、香水、洋烟、洋布、洋袜、皮鞋、手帕、毛巾、洋纸、洋饼干、洋笔墨、自行车、观星灯、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火轮机器、八音盒、地球仪等等。
上海地区庞大的市民群体为西洋货物的盛行提供了广大的消费空间，人们普遍抱着开放接纳的心态，尝试各类西洋器物，形成了趋新趋洋的社会风气:“近来民间日用，无一不用洋货，只就极贱极繁者言之:洋火柴、缝衣针、洋皂、洋烛、洋线等，几乎无人不用。一人所用虽微，而合纵数亦颇可观。洋火柴洋烛，现在沪上亦有制造，然销路未畅，外洋之货，仍源源而来，可见本国之货，只居十之二三。”[21]就世变的内容来说，那些日常生活物品的变化甚至比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从西方传入的商品不分贵贱地进入了晚清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变更了整个社会风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