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中心之形成与《申报》创刊
经济的盛衰并不直接作用于文化学术之消长，然而经济却可以通过对教育、印刷、藏书等相关文化事业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地域文化学术之流变。吴晗曾在《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分析了经济繁荣与地域文化学术消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诎为升沉枢纽。而以前辈导挈，流风辉映，后生争鸣，蔚成大观，为之点缀曼衍焉。”[22]近代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正是伴随着1843年以后上海全国商业中心、经济枢纽地位的确立而来的。
近代上海开埠最早，一般市民受欧风美雨浸润最久、最深切，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随西洋器物在市民日常生活的逐渐普及而深入人心。开放吸纳的文化态度使得上海在近代中国不仅仅成为商业经济中心亦在文化学术等方面开一代风气。正如姚公鹤所说:“尝谓吾国外力侵入，则上海当为政治上之国耻纪念地;物质进步，则上海又为学术上之文化发轫地。”[23]
历史上，上海与江浙地区不仅有着亲密的地缘关系，亦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开埠之前的上海是鼎盛时期的江南文化的依附。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学术文化在全国独占鳌头，不论是教育、藏书、科举人才乃至诗人、词人的分布都具有明显的全国性优势。因此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24]之说。梁氏之所以把江浙皖并举，是因为在清代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乡试中更是同试一闱，因此，安徽事实上是江苏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区域。
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全国印刷文化及书籍文化的重心集中在苏州、南京、杭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而作为文化依附和边缘地区的上海只能被动接受江南文化的辐射。就乾隆时期各省进呈的书目观之，江浙两省所进书目占了全国进呈书目的大半，足见当时江南印刷文化地位之重要与影响力之深远。[25]然而到了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等战乱的破坏，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受到沉重的打击，江南地区，许多著名的书局和出版机构如扫叶山房、文瑞楼、拜可山房、中西书局、鸿文书局、蜚英书馆、著易堂、抱芳阁、章福记、会文堂书局等都纷纷迁居上海，[26]大大增强了近代上海的文化实力。近代著名的民间出版机构扫叶山房正是在1860年庚申之难后由苏州迁居上海发展的，扫叶山房主人曾回忆这次转变的契机为:“窃本坊建历百数十载，家藏经史子集各书籍板。乾嘉年间已驰名远近，发兑各省书店。庚申之乱，于上海重整规模。苏省肃清，旋复旧业。迄今又二十年。烬余板片修补重刊，不遗余力。”[27]
同时，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经济上的稳定性使得上海租界成为各种文化思潮、书籍、报刊、学术的中心，越来越多优秀的江浙士人纷纷向上海聚合，上海作为新崛起的文化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不断地辐射全国范围。
书籍出版与报纸期刊兴盛的前提条件在于印刷技术的改进，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近代上海印刷事业的繁荣，离不开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带来的先进的印刷机器。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它一直未能取代雕版印刷，因为活字印刷重印书籍必须重新排版，反而不如雕版印刷方便。所以尽管有了机器印刷，可是江南制造局出版翻译书籍，仍用雕版印刷，以便重印。
上海开埠之初，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就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用来自英国的印刷机从事宗教宣传品的印刷出版。墨海使用一种长一丈，宽三尺的铁制印书车床，用耕田的牛为动力，推动车床旋转，“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28]，同时，印刷的材料也比传统方法更为先进:“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新机器的使用吸引了众多士人前来参观，并将这一新事物作为可供吟咏的诗歌材料，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记载道:“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观，入之吟咏。秀水孙次公《洋泾浜杂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29]
墨海书馆之后，外国传教士又陆续创办了字林报馆、美华印书馆、申报馆、点石斋石印局等新式出版机构，人们对于现代印刷方式有了直观的认识。与新式印刷方式相比，传统的印刷方式除了速度缓慢之外还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木刻活字一般只能印200本，再多印字迹就会胀大模糊。雕版每板印刷500—600次以后就得换板，否则字迹就漫漶难读，而铅印或石印千本以上仍然笔画棱角分明。[30]无论在速度还是品质上，机器印刷的优点都是显而易见的:“石印术翻印之古本，文字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划清楚，在科举时代，颇得考生之欢迎。”[31]
申报主人美查创立的点石斋是近代石印书局的开端。美查将销售的对象定位在数量庞大的士子群体。点石斋首次用铅印技术印刷了四万部《康熙字典》，没想到几个月内便售罄。第二次再印刷六万部，恰逢该年举子北上会试，途经上海，每个赴试的士子都购买了五六部《康熙字典》，除了自用之外，还可用以赠送亲友。短短几月，这第二批《康熙字典》又一次销售一空。此后，“书业见获利之巨且易，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开设，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三家鼎足，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32]。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传入，印刷版料的改进，上海的民间印刷业发展迅速，石印有点石斋等56家，铅印有墨海书馆等21家，从墨海书局到美华书馆，从字林报馆到点石斋石印局，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广学会，从同文书局到拜石山房等出版机构，先进的印刷方法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印刷业中得到普遍推广和使用。上海逐渐成为西学输入的窗口和近现代中国出版印刷业的中心。上海的书局、出版社以每年多达上千种的速度出版新书，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1904年，上海的新式译书机构已有44家。至1906年，租界内书局发展至79家，1909年增至92家。[33]而1927—1936年这10年间，仅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家机构所出的新书即占到全国新书的65.2%。[34]
除了书籍的印刷之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应用在近代报纸期刊的发展史上亦发挥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西学书籍的传入一样，最初中国的报刊是由西方传教士出于宗教目的所创办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礼逊于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郭士立在广州发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麦都思1853年在香港发行的《遐迩贯珍》，麦考文于1854在宁波发行的《中外新报》，1857年在上海发行的《六合丛谈》，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等等。上海租界内最早的报纸《北华捷报》(字林洋行办)诞生于1850年，是一份为商业发展服务的英文周刊。而创刊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则是1872年之前在上海发行最广泛的报纸。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则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文化观念、学术变迁等方面泛起大波澜与深远影响的报纸。
晚清中国，民智未开之时，这些报纸在各个口岸传播知识文化，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启蒙与开化的贡献。上海是近代报刊的重要场域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所谓“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35]。其原因则大致不出姚公鹤所概括的三点:“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是也。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三、大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因别种关系而报纸亦随以见重于世是也。”[36]
据史和等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从1815至1911年，海内外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由上海出版的达460种，占26%。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上海发行的报刊数量名列全国之首，报纸有《申报》、《时务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苏报》。[37]而据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统计，从1899年至1911年全国共有中文期刊224种，除去日本出版的59种，以及法国和美国出版的各1种，由国内出版的共165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有69种，占总数的41.8%。上海近现代报刊除了在数量上占据全国出版事业的绝对优势外，在质量上也显示出充分的优越性。以文学副刊为例，中国近代质量较高、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绝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任何一种报纸期刊，只有在上海的出版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才能够算是真正有影响的报刊。
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刊印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发行体系最完备的报纸。创刊之初的《申报》在开拓上海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对租界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进行持久而深入的舆论宣传，客观上起到开启民智、变易风俗与培养市民意识的积极作用。
《申报》的创立人美查兄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于同治初年来到上海经营茶叶与布匹生意的，最初收获颇丰。然而到了1871年间，美查兄弟的生意陷入困顿局面，于是不得不另寻出路。当时，美查兄弟雇佣的买办陈庚莘向美查兄弟建议，在上海创办报纸或许有利可图。
作为商人的美查兄弟创办《申报》的目的在于获利，因此在《申报》创刊号的《本馆告白》中，申报主人美查即表明该报力求吸引最广泛的读者群体之宗旨:
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向见香港唐字新闻体例甚善，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38]
《申报》的受众层面非常广泛，上至“学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远非昔日官场邸报所能及。在深受欧风美雨浸润的近代上海，《申报》关注一切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与物，在客观上便起到了聚合价值观念和转移社会风气的积极意义。
1876年6月30日，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淞沪铁路在上海诞生，并举行上海、江湾间试车，《申报》对这一新鲜事物进行了一系列跟踪报道。6月30日，《申报》率先报道了铁路公司向中外人士派发赠券的新闻。7月3日，《申报》访员以形象生动的笔墨记录了民众第一次试乘火车的情形:“俄闻放气声，在旁之西人亦吹口号，车即摇摇前行。初犹迟，嗣即逐渐迅疾，但闻辙轨摩荡声甚厉，而人已如电掣飙驰，随之已去矣。乘者、观者一齐笑容可掬，啧啧称叹，而以为得未曾有。……”[39]在淞沪铁路运营期间，《申报》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如《火车开市》、《民乐火车开行》、《火车生意热闹》、《论用铁路火车宜先自南北通衢始》、《论铁路有益于中国》、《论吴淞铁路》等等。《申报》还从一个外地人的眼光，感受火车之便捷、舒适与经济等优点，并进而反思保守思想之积习难化:“一经上车，不转瞬而轮动如飞，快然遄行，其价则较小车为廉，而其舒服不啻十倍，速则且不止十倍焉。夫然后乃知火车之妙，而叹西人之不我欺，而从前之疑窦以释，积习以化。”[40]
西风东渐的年代，身处繁华的上海都市，人们在不断的耳濡目染与报刊舆论的互动之下，逐渐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思想观念呈现出开放接纳的心态，文化品格与社会风气亦随之变迁。与此同时，《申报》在聚合新的价值观念之际，亦为人们提供一种典型的现代都市想像，吸引着传统士人好奇而歆羡的目光:
仆生于小邑之中，居于穷乡之内，生平足迹不出五十里之外，且耕且读，意亦自得。暇时阅《申报》，每见其述洋场之胜景，不禁神为之往，意为之移，然其所谓电灯如月，可以不夜;清水自来，可以不涸;德律风传语，可以代面，虽远隔而如见;电线递信，速于置邮，虽万里如一瞬，此等语，辄目之为海外奇谈，疑信者半。因思亲至其地一扩眼界，以征报上所言之虚实。今年有友人经营来沪，仆与俱来，舍于洋场者逾月。终日无事，蹀躞街头，见列柱如林，布线如蛛丝，知为电线，而传报之速则不获见也。一日友人有事传电伦敦，未顿饭时而回电已至，友人告仆曰:此即电报灵速之证也。伦敦去此六七万里，而来去消息至于如此之速。不禁为之舌挢不下。……游毕而返，拥被独眠，清夜思之……仆之得见此等未见之事已为大幸，将来寓沪既久，必且更有所获，再当笔之于书。[41]
近代上海的崛起为海派文化的生成和涵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土壤，近代报刊传媒业的兴盛与《申报》的创立为旧体诗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与机遇。这些物质基础的建构与传播环境的嬗变对于近现代旧体诗的创作而言，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宏大背景，而是其生存之本。1872年后，《申报》旧派文人群体与海派文化之间的深刻渊源，《申报》旧体诗所呈现的对文学通俗性的极致追求，都与近代上海崛起与传播媒介嬗变等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