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改版与《春秋》创刊
1932年，《申报》创刊六十周年，12月31日，《申报》最著名的副刊《自由谈》宣布改版。从1872创刊年就存在，并维持了六十年的旧体诗词不再刊登，代之而起的是宣传新思想和新文艺的白话小说和新诗。
1920年代，自商务印书馆改革《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以来，在文言与白话论争不断，各类新旧期刊涤生涤灭的嬗变时期，《自由谈》上的旧体诗又继续平稳运行了十多年，除了主编周瘦鹃本人属于旧派文人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申报》作为一份典型的商业性大报，一向以稳定市场和读者群为基本方针，改革的步伐自然相对落后。事实上，《自由谈》的运行离不开新旧文学论争的时代背景，作为对时代思潮的回应，在彻底改革之前，《自由谈》上的一些启示已经透露出旧体诗日益明显的生存危机。
虽然《自由谈》的改革一直延宕到1932年底才进行，尽管《自由谈》在此之前并没有对文白之争作出直接的回应，但是，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申报》就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场文学文化论争。1919年3月6日，《申报》第一次刊登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报道，虽然文中仅以客观事实报道新文化运动之开展，但此时《申报》对狂飙突进的新文学的微词仍不难体会: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腐败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70]
“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申报》虽然不否定新文学变革的意义，但却强调新文学应该以缓慢之手段推进革命，且不能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这种观点，是与《申报》作为一份历史悠久的商业大报的慎重态度是一致的。
仅仅半年之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初见成效，《申报》对其态度截然转变，1919年11月16日，《申报》对新文化的再次报道已然是明显的新文化立场了:
(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71]
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密切关注中，《申报》的态度已渐渐转变，《自由谈》的编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由谈》近来投稿类皆陈陈相因，读者不无厌倦”[72]，因而产生了改良内容与征集稿件的需求。
1921年《自由谈》开始兼容白话作品，本年1月9日，《自由谈》在每星期日刊登《小说特刊》，并征求稿件，编辑在《启事》中特意说明“文言白话不拘”[73]。1924年，《平民周刊》发表启事:“本刊专供平民阅读，稿件宜用白话文，用字尤须浅显。凡高深典雅之文言文未能一一采登，非常抱歉，祈投稿者诸君原谅。”[74]1927年，《自由谈》已明确表示“专收新闻性质之短隽文字……他种作品，概从割爱，幸勿惠寄”[75]，还特别声明“诗文亦不收”[76]。到1928年3月，《自由谈》甚至明确表示不欢迎旧体诗:“本刊不愿收者，为诗词文赋，笔记、长篇小说及谈鬼说怪之文章。”[77]《征稿新例》刊出之后，《自由谈》上的旧体诗版面日益缩小，仅1928一年中，就有3月、4月、5月和10月共四个月份没有刊登旧体诗。1929年3月30日，《自由谈》在《投稿新约》中声明:“本刊现已将今文选、艺苑等栏撤销。故凡诗词文章以及哀启寿序传记行述等等，概请勿寄，以免搁置。其他如游艺婚礼一类之纪事文及其他沉闷陈腐之作，本刊亦不欢迎。”[78]
逐渐取消旧体诗的版面，《自由谈》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正是这样做的。在3月30日《投稿新约》发布之后，从4月开始直到11月，整整八个月时间《自由谈》没有刊登任何旧体诗词。12月，也仅发表了问溪室主的《月夜怀慕侨》等5首作品。接下来，1930年一整年内，仅仅在12月刊登了杨杏佛的一首《十一月十七日在京试乘福特飞机》，其他月份则不见有任何旧体诗登载。
发表空间的不断收缩与编辑意图的转向，有效地促成了《自由谈》上旧体诗边缘地位的形成。1931年之后，虽然整年不刊登旧体诗的情况不再出现，但实际上《自由谈》每月刊载的旧体诗数量颇为寥寥，平均每月四五首左右，较之于王钝根主持时期，每日数十首的刊载量，相差实在甚远。同时，《自由谈》上还在继续刊发排斥旧体诗的申明。1931年1月11日，在《编者的话》中，声明“短篇小说及应酬性质的诗文之类，请勿惠赐”[79]。在这里，旧体诗的交际应酬功能和哀启、寿序、传记、行述等应用文体已在现代文学观念下被彻底摈弃。1931年12月8日，《自由谈》编辑部再发启事声明“近来诸同文赐寄诗词联语者，日见其多，致与本刊宗旨相左，兹郑重声明，以后请勿再以诗词见贻，如有短篇新颖之作，则不胜欢迎”[80]。
到1932年11月29日，《自由谈》改革前夜，宣布“本刊自十二月一日起，将重行革新，所用稿件，概系特约撰述;自即日起，停收外稿”[81]，改革的大幕准备开启，《自由谈》以同仁报刊的面目宣传新文学与新思潮的时代即将到来。
和《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的改革一样，《自由谈》的改革肇始于主编人选的更迭。1932年底，史量才撤换了担任主编长达12年之久的周瘦鹃，换上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黎烈文为《自由谈》的改革旗手。
《自由谈》主编人选更迭的表层原因在于申报馆内外对于周瘦鹃的诸多不满:“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俘虏。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82]
事实上，《自由谈》撤换主编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十年代白话文在报刊传媒中已站稳脚跟，申报馆亦决定随同大流，对副刊进行改版。陈彬龢在《我和〈申报〉》文中提到《自由谈》改革的势在必行:“副刊在上海的混名叫‘报屁股’，似为人所轻视，其实它的分量绝不在社论之下，读报的人尽有不读社论而专在副刊着眼的，就教育意义而言，关系极大。《申报》副刊‘自由谈’，沿袭旧制，满幅尽是游戏文章。天地之大，似除风花雪月外，无一可谈……此时，黎烈文先生适从法国回到上海。他在法国专攻文学，与史先生又有世谊，由史先生提出由黎烈文接替周瘦鹃先生，论人论事，确属佳选。”[83]史量才是黎烈文的“世交长辈，故常往访侯，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84]。黎烈文的出现适得其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拉开序幕。
1932年12月1日，《自由谈》发表《幕前致辞》，宣布旧文学已落幕，新文学开始:“到昨天为止，这台上所‘表演’的，已告一段落了，闭幕了。从今天起，新的活动开始，幕又要重新开了，其中有些什么，这里也不多谈，瞧着罢。”黎烈文宣布新的文艺方针为“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需要进步与近代化，乃是当然的事实”[85]。改革后的《自由谈》以肩负时代的文艺使命自任:“成功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86]因此，改革后的《自由谈》遂成为典型的新文学传播阵地，正如时人所描述的:“民国二十一年底……而《自由谈》，则有一个突破，完全由新文艺提倡者执笔，的确是《自由谈》光芒万丈的时代。编者系由法国回来的黎烈文，有新文艺思想，经常投稿者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老舍……同时因为注重杂文，提拔了不少新作家，如孔另浅、钱杏邨、施蛰存、唐弢等。”[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