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沪滨:早期报人群体的麇集
19世纪中叶，晚清中国还不具备严格的新闻概念，许多报纸稿件少，信息量少，因此不少报刊主笔以“有闻必录”为借口，不惜收录那些不经证实的讹传。再加上中国早期报人都是供职于西人手下的“秉笔者”。因此，他们往往被士林所不齿。
1897年担任申报主笔的雷瑨曾在1922年申报馆五十周年文集《最近之五十年中》详细论述了《申报》初创时期，新闻事业之鄙陋与报人社会地位之低下:
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亦不甚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与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所抚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要而言之，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而其总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者不过为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无若何之关系。故申报虽为中国最先创办之新闻事业，而自同治末年迄乎光绪中叶，此长时期中论说纪事无非老生常谈，年复一年，绝鲜进步。凡此云云，盖鄙人于初任申报笔政时，检阅旧报纸并闻之馆中先辈所述而约略得其状况者也。[92]
就报人群体而言，他们大都为一些科场失意的落拓文人，寄身报馆不过是为了抒发郁闷无聊之意，而士人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仍汲汲于科举功名，被禁锢于传统儒家“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价值观念中。因此无论是当时报纸的主笔还是各地访员，人数和水平都不足称道。就报馆的经营者而言，一切目的不外乎牟利，而缺乏对新闻从业者的责任心，所以仍有华人笔政以省事为先。就社会心态来说，当时国人民智未开而缺乏世界眼光和公共政治思想，因此仅将报纸作为洋商的一种，普遍对其抱有怀疑和抗拒的心态。
新闻事业不发达，报人从业素质低下，因此民间对于报业颇多误会龃龉之情，姚公鹤的《上海闲话》中记录了近代早期报刊在民间所遭受的尴尬状况:
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有剩余之报，则挨门分送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以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
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宗棠)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遍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肆其讥评也。[93]
晚清社会不仅对报刊杂志抱怀疑之态度，亦对报刊从业人员抱轻视态度，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谈到自己进时报馆时遭到亲友的一致反对:“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是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诫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长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许不许我就此职业。那时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闻记者，称之为‘斯文败类’，见之于上谕奏折……”[94]
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社会普遍对任职西人报馆的华人主笔抱有偏见，1874年，士人亢树滋甚至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与〈申报〉馆人书》，斥责蒋芷湘等早期在西人报馆中从业的传统士人:
甲戌七月初八日致书申报馆主笔人足下，《申报》之行于海内数载矣，仆从未寓目。今夏以东人肆侮，始取而观之，则见报中所言，皆阳尊我中而阴实侮之。……所惜者堂堂中朝，生足下之败类，以玷辱士林为可耻耳。……吾与足下风殊类别，本不当进而与言，惟因足下文笔可观，苟能正其心术，从事儒先之学，何遽不富贵?即世不我用，而键户著书，亦岂无以自见。若以身受西人之聘，供彼使令，则当劝其坚守和约，勿启衅端，使中外相安无事，而彼亦获通商之利。奈何妄生非议，出此倾危之计，而上得罪于君上，下得罪于祖宗，终致自杀其身哉。[95]
亢树滋对《申报》抱有深刻的偏见，因此才在该报创刊两年之后才取阅之。他对于蒋芷湘等传统士人的“身受西人之聘，供彼使令”颇为不满，直斥其为玷辱士林的败类，甚至将华人主笔视为中西扰攘纷争的罪魁祸首。
亢树滋的言谈虽然过于偏激，然而在举国沉浸于科举梦的时代，他的激愤之辞多少映射出晚清社会对于传统士人从事新闻事业的轻视与不屑态度。对于那些在西人报馆书局讨生活的传统士人来说，此种社会观念在他们自身的呈现便是一种内外矛盾的心态。
19世纪中叶，受聘于西人报馆的华人主笔多数是仕途失意、身份寂寥的落拓文人，是士群体中的末流。报人不齿于士林，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尤为明显，即使有的报人受到了社会的尊重，亦是因为其士人身份，而非报人角色，“社会之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96]。那时候，报人多不敢自鸣于世。姚公鹤曾感叹:“在十数年前，新闻记者为一种文氓职业，社会殊不重视，渠执业时每日黄昏至社办公，数时即竣。归去偶遇亲旧，伪云教读夜馆，不敢明告也。”[97]
当时的报人除了要面对社会的非议之外，还需要应对物质条件的压力，他们不仅薪水菲薄，就连居住的环境也异常恶劣。由于新闻事业尚属草创时期，《申报》等报刊的发行量还很少，因此，报人的薪水亦颇为菲薄，据雷瑨回忆，当时“薪水按西历发给，至丰者月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98]。《申报掌故弹》曾记述当年《申报》老报人的生活窘况:
他们虽然荣膺了“买办”或“师爷”的头衔，可是生活是十分清苦的。那时最高的薪水只有四十元，余则依次递降，最低的只有十余元。饮食、洗衣、理发，以及笔墨之费，均取给于此。虽然那时生活程度尚低，但总已觉得周转不来。据说那时的何桂笙，月薪三十元，他生平喜欢买书，每月总有一半的钱用在买书上面，所以常常陷于身无分文的困境，只好每天独自一人，跑到杨柳楼台，泡上一壶茶，买几个烧饼充饥。[99]
微薄的收入常令报人捉襟见肘，而大发感慨:“吾人橐笔谋生，今岁之所入稍裕于去岁，而岁暮饥荒仍无异于前。”[100]在上海洋场享有声誉的袁枚之孙袁祖志担任《新闻报》主笔时，菲薄的收入不仅不能维持他的名士风流，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寓沪时赤贫如洗，庭筠里有《国华报》者，慕其名延为主笔，出版仅月余即停刊。未几入《新闻报》馆担任论文，月薪仅二十元，会当夏令，求一布大褂而不可得，常在马路中仅着一布短衫，手执大芭蕉扇，摇曳以行，饭则恒至小饭店就食。其贫如此，然作文千言立就，词旨充鬯，其文思敏捷有乃祖风，盖家学渊源，洵非余子所能企及也。”[101]。
早期报人不仅困扰于薪水菲薄，入不敷出，甚至还要忍受工作环境的恶劣不堪。雷瑨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中对当时报人的工作环境有过细致的描述:“申报房屋，本甚敝旧，惟西人办公处尚轩爽洁净。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等等，奚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102]
晚清近代，西方印刷机器和技术传入中国，不仅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更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改变着人们的传播观念。
古代中国即有著书立说之传统。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为三不朽，在古人看来，文人著书立说是一件神圣不朽的事情。然而，在晚清中国，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机器和技术的传入，文人著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广阔的范围内传播，近代文学初步呈现出即时性的现代传播特征。
邹弢在光绪三年(1877)，由申报馆刊印了他的文言小说《浇愁集》。这部著作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在当时颇受读者的青睐。申报馆初印后又重新刊印，之后又有书贾将该书以石印技术重新印刷出售。然而邹弢本人却对此书的刊行颇感遗憾:“余于丁丑岁作《浇愁集》，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太半点勘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犹悔之。”[103]
寅半生在《小说闲评》的序言中更为深刻地揭露出近代文风的改变，小说作品从昔日的“披阅十载”到如今的“朝脱稿而夕印行”，体现的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创新，更是在趋利之风的推动下，普通士人的文学传播观念的嬗变:
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其夥，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循是以往，小说之书，有不汗牛充栋者几希?顾小说若是其盛，而求一良小说足与前小说媲美者卒鲜。何则?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即已无人顾问。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薮，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虽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甚有草创数回即印行，此后竟不复续成者，最为可恨。虽共推文豪之饮冰室主人亦蹈此习(如《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俱未成书)，他何论焉。[104]
近代士人文学传播心态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也对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申报》自1872年刊登旧体诗以来，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许多诗词作品往往在题目后面点缀以“甫稿(草)”、“初稿”、“未定稿”、“待删稿”、“待定稿”、“求政草”等字样，一言以蔽之，即作者发表的都是未经删订的初稿，以1873年1月至6月间《申报》发表的诗歌为例:
表1 1873年1月至6月《申报》诗歌非定稿数量
由上表可见，1873年1月至6月间，《申报》共发表730首诗歌，其中署名标注为不定稿的为296首，占稿件总量的40.54%之多。由此可见，报刊传媒即时性的特点促使近代文人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随写随刊成了他们文学生产的新特征。这些都表明“《申报》已经让它周围的作家群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观念，他们不再是乘兴而作然后投掷书箧以待来日整理，而是以加快创作、迅速发表的方式写作。可见，有了近代报刊的参与，文学作品‘朝脱稿夕印行’的传播方式和理念就会发生”[105]。
即使不能在科场显名，有的报人仍然将传统功名视为最重要的身份证明。这种失意文人的幽微心理往往在一些与署名相关的细节中流露出来。
1872年5月2日，《申报》第二号上刊登了主笔蒋芷湘的竹枝词《观西人斗驰马歌》，这是《申报》上刊登的最早的旧体诗，此后至1890年的数十年间，旧体诗成为了《申报》的重要内容，海内外众多诗人互相酬唱，形成了《申报》早期旧体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然而，值得令人深思的是，《申报》上刊登的旧体诗作者绝大多数是以笔名示人。例如，胡适注意到韩邦庆向以“花也怜侬”之名创作，“作者自署‘花也怜侬’，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世人知真实姓名……随意署一别号”[106]。早期报人群体普遍受到社会的轻视，因此，投稿人亦不愿意以真名示人，长此以往，几成定例。早期《申报》发表的旧体诗多署别名，而蒋芷湘、蔡尔康、葛其龙等人亦都是以别名风行天下的。
表2 早期《申报》主要作者笔名一览表
由于许多作者多以署名、别号投稿，往往给《申报》的编务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例如同治壬申(1872)六月廿八日，《申报》发布《本馆告白》，敬告各投稿者在署别号之外，务必另页附上真名，以便于编辑部联系。同时，《申报》还郑重申明，一定会为作者真名保密，免于作者隐私泄露。
盖闻古人贵集思之益，吾常羞掠美之名，假我文章想自得挥毫之乐，隐其姓氏，未免绝识面之缘。本馆自开设以来，荷蒙吟坛名宿、词林丈人不弃，愚蒙每多投赠，或苔笺之近达，或梅使之遥颁。……诸君下赐佳章，仅标别号，徒使买丝而欲绣，竟至投刺之无从。耳熟能详，神交空切，伏请嗣后赐函，务将姓名住址另列一行，以副仰止之意。本馆仍将别号刊印，断不显著简端。庶几慨许识荆，藉不负投桃之雅，从此荣膺御李，当益倾篆竹之忱。[107]
1913年，《申报》一度在报纸上刊登投稿者的姓名，亦受到投稿人的反对:“前两星期版尾揭载投稿者姓名，有多来书反谓稿不见登，殊不愿以姓名示人而受虚夸之谢语;稿若见登，则不必言谢而谢意自在其中。编辑者深然其说，故自本星期起，不复汇揭投稿者姓名，惟有默谢而已。”[108]
虽然众多士人不愿意在报刊上以真名示人，然而他们却很愿意以功名头衔示人，表明自身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郑逸梅的一则轶闻记录了蔡尔康“大如邮政明信片，所列头衔累累，异于常例”的名片上，“四品衔分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六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109]。
《申报》旧体诗创作的蔚为大观，除了口岸社会的繁荣、市民空间的扩展等诸多客观原因外，还需凭借创作主体——文人之手来完成。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阶梯。为了维持生计，广大士人群体不得不另寻他路，而此时繁华的十里洋场、纷纭的大小报馆为他们提供了寄身之所。在这里，中国第一代报人依靠着《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报刊传媒的平台，用他们最为驾轻就熟的旧体诗，往来酬唱，建构起传统文人的交际网络，并掀起了近代海上文坛的第一个旧体诗创作高峰。
【注释】
[1]王钟纂修:《法华乡志·李鸿翥序》，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
[2]许慎著，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3]许慎著，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4]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
[5]袁祖志:《沪游杂记序》，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6]王韬:《漫游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7]《论洋泾浜小本经纪官体恤事》，《申报》，1873年2月4日。
[8]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9]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0]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1]辰桥:《申江百咏》，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12]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5月18日。
[13]慈湖小隐:《洋场咏物诗》，《申报》，1872年8月12日。
[14]芷汀:《洋场四咏》，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15]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6]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7]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45页。
[18]历下樵子来稿:《论电气灯之用》，《申报》，1882年11月7日。笔者注:近代文人向报刊投稿，往往随写随刊，因此常注明“来稿”、“未定稿”、“初稿”等，本书特保留原标注。
[19]黄懋材:《沪游脞记》，第1页，《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20]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江苏省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484页。
[21]《皇朝经世文编》卷92，第21页。转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22]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118页。
[2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24]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8—4275页。
[25]参见孙毓修编校:《各省进呈书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26]参见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64页。
[27]扫叶山房主人:《扫叶山房书籍发兑》，转引自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构成》，见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85页。
[28]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29]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30]参见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3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32]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33]上海商务总会编:《华商行名簿册》，1906年、1909年版，参见方平:《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4]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27—1937》，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
[35]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36]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29页。
[37]史和:《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422页。
[38]《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39]《记华客初乘火车情形》，《申报》，1876年7月3日。
[40]《论华人之积习难化》，《申报》，1886年12月18日。
[41]初开眼界人来稿:《洋场述见篇》，《申报》，1888年3月31日。
[42]《论上海繁华》，《申报》，1874年2月10日。
[4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90页。
[44]《论本埠地贵》，《申报》，1882年1月7日。
[45]遽园:《负曝闲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6]《论上海繁华》，《申报》，1874年2月10日。
[47]参见叶中强:《近代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及其社会功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
[48]《论本报之销路》，《申报》，1877年2月10日。
[49]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67页。
[50]《师说》，《申报》，1872年8月17日。
[51]《岁除论》，《申报》，1880年2月8日。
[52]葛冲编:《青浦乡土志》，见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页。
[53]侯丙吉:《彭浦里志》，见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36页。
[54]《勤能补俭论》，《申报》，1893年10月16日。
[55]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56]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57]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58]池志澂:《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59]《上海乐事解》，《申报》，1877年10月13日。
[60]《论苦中乐境》，《申报》，1882年3月5日。
[6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62]《万国公报》第七十八卷，1895年五月号，转引自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页。
[63]《觅书》，《申报》，1875年10月18日。
[64]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页。
[65]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66]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67]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40页。
[68][日]樽本照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62—163页。
[69]《上海新报》，1871年12月15日。
[70]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71]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31页。
[72]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904年5月16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73]归有光:《送王汝康会试序》，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74]刘志琴主编、李长莉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75]王尔敏:《中国近代之文运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4页。
[76]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页。
[7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3页。
[78]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4页。
[79]《山阴何君桂笙小传》，《申报》，1894年12月8日。
[80]蔡尔康:《先妣沈太安人行述》，《万国公报》第92期，1896年9月。
[81]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7页。
[82]葛其龙:《和滇南香海词人秋兴八首用杜工部诗韵》，《申报》，1872年9月25日。
[83]来新夏:《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30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84]葛其龙:《三借庐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7页。
[85]邹弢:《三借庐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8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87]袁祖志:《秋虫吟·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37页。
[88]袁祖志:《秋虫吟·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1页。
[89]来新夏:《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10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538页。
[90]《小说季报·序》，《小说季报》第1期，1918年8月。
[91]《小说季报·发刊弁言》，《小说季报》第1期，1918年8月。
[92]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年版，第490页。
[9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28页。
[9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22页。
[95]亢树滋:《与〈申报〉馆人书》，《市隐书屋诗文稿》卷五，清同治刻本，转引自孙琴:《我国最早之文学期刊〈瀛寰琐纪〉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版，第23页。
[96]潘公弼:《望平街之回忆》，台北:《报学》创刊号，1951年版，转引自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97]红禅:《报坛逸话》，《报学月刊》，1卷3期，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转引自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98]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年版，第492页。
[99]《申报掌故谭·买办和师爷》，《申报馆内通讯》(第一卷第四期)，转引自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100]《岁除论》，《申报》，1880年2月8日。
[101]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5页。
[102]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年版，第492页。
[103]萧相恺:《序〈浇愁集〉》，邹弢:《浇愁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页。
[104]寅半生:《〈小说闲评〉叙》，转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67—468页。
[105]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06]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7页。
[107]《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8月2日。
[108]《编辑者言》，《申报》，1913年1月27日。
[109]《纪申报前任主笔蔡紫黻》，郑逸梅:《梅庵谈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