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改版与宋诗派的退潮
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命肇始于《新青年》的倡导，正如蔡元培所云:“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2]
1917年前后，文学革命的出现恰如其时，正如陈独秀所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3]从本质上来说，文白之争就是一场与文化资源、话语权利等密切相关的文学场域的争夺，白话文的支持者成为了积极的进攻者，因为“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4]。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强调“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5]。随后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六号，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扛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并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6]。这两篇文章的发表被认为是白话文运动的开端。
虽然《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小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关注，然而，这几篇文章、几句口号的力量相对于文言文的深厚传统与广泛势力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争夺文学场域的话语权，陈独秀和《新青年》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在期刊界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东方杂志》，通过一系列的批判论证，宣布文言文的非法性与白话文的合法地位。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其中《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此外只偶然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1910年起，依理化部长杜亚泉的倡议，扩充篇幅，改三十二开本为十六开……革新以后，销行到一万份以上，打破历来杂志销数的纪录。”[7]
1908年，《东方杂志》以“文苑”和“海内诗录”两个栏目为依托，大量刊登陈衍、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夏敬观、李宣龚、陈书、冒广生等宋诗派文人以及与宋诗派有深刻渊源的文人的诗词作品，同时，《东方杂志》还于1915年7月至1918年1月间连载刊登了宋诗派的重要理论著作——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对于宋诗派诗学谱系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吴宓曾回忆幼时从报刊杂志中阅读旧体诗之经历:“按今西国新兴诗人，其作品多见于杂志报章，读者可于此中寻求。中国亦略同。如宓幼时所诵识近贤之诗，乃由《新民丛报》、《庸言》、《亚细亚日报》、《东方杂志》等处得之。”[8]可见，在新文学成长壮大之前，民间印刷资本与文化权利为传统文人和旧派文学掌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东方杂志》的旧体诗逐渐繁盛，形成了一支创作队伍稳定、读者群体固定和发行渠道畅通的诗词传播网络。仅以1920年12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为例，该期的文苑栏目共刊登了33首旧体诗作品:郑孝胥的《题尊山谷室图卷》(3首)和《题李佛客双辛夷楼填词图》，沈曾植的《海日楼杂诗》、《寒夕口号》(5首)、《社耆画秋湖行色扇为甘卿题》，杨钟义的《汪洛年为作松窗辑书第二图赋赠》和《西圃前辈香雪草堂图卷为令子季儒题三十二韵》，林纾的《为拔可令妹李穉清补画花影吹笙室填词图并题》(2首)，陈祺寿《黄忠端手迹庐饮兰索题》和《黄石斋先生断碑砚拓本》，夏敬观的《寿六抱虚六十》、《和答陶在东同年镛》、《为沈衡山题其先德手写门簿》(2首)、《偕王病山朱古微陈仁先胡晴初徐勉左南生泛舟西溪观芦花》，黄濬的《晨游龙潭》和《潭柘越山至麻峪》，陈诗的《读史偶成》，龙绂年的《十月十八日偕李拔可罗谷子俞寿丞游天平山》，李详的《负杖》、《蒯生受先挽诗》、《落叶拟义山》、《论书述沈乙庵语》、《余友丁仲祜笃好藏书自耽白业斥卖旧籍略无顾惜余惧其遂尽也诒以此诗》，李宣龚的《同毂之毅夫寿丞登天平山看红叶》和《为恂儒道兄题其先德志伊先生遗墨》，庄正织的《鹤柴以近诗见寄赋答》和《二十七日访鹤柴不遇再和前韵作》。仅1920年一年，《东方杂志》刊登的旧体诗就达到378首之多，以宋诗派为主的旧文学在改革前的《东方杂志》中是如何地蔚为大观，于此可见一斑。
1918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借复辟问题诘难《东方杂志》坚持保守主义立场，随后，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撰文《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条分缕析，列出“功利主义与学术”、“辜鸿铭著作评论”、“迷乱之现代人心”等10个问题，要求《东方杂志》正面回应。虽然《东方杂志》十五卷十二号上刊登了伧父的《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但陈独秀在意的并不是对方的回应，而是针对《东方杂志》的论战确实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东方杂志》的声望和销量受到极大冲击，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不得不与高梦旦商量应对措施，挽回被动局面，1918年12月25日《张元济日记》中记载:“昨与梦、仙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藉以招徕广告。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又应斟酌。”[9]
商务印书馆的补救措施还未见成效，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即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批评文章，对商务印书馆旗下刊物痛加贬责，《东方杂志》被归为“杂乱派”，其特征是:“这派大都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罗家伦向《东方杂志》提出改革的建议:“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系统的办法，真可以说对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知识的责任。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10]
罗家伦对《东方杂志》的批判无论在时间还是效果上都可以看作是对陈独秀发难的回应，在不到一年内的三次论战使得《东方杂志》受到沉重打击，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回忆:“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的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商务受到这样严重的攻击，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杂志最先受到攻击，就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人入手。”[11]
张元济本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既然商务的旗下刊物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销量锐减，那么改革就势在必行了，他曾多次对同人表达改革的意愿:“新文化运动高涨，商务各杂志内容陈旧，销数逐年减少。为求出路，先生多次与同人商议。”[12]就《东方杂志》而言，首先是以陶葆霖替换杜亚泉:“商请陶葆霖接办《东方杂志》，并拟登征文。前主编杜亚泉太偏旧，投稿中甚有佳作而不用，常刊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稿件，引起社会舆论不满，故有撤杜换陶之议。”[13]
完成主编的更迭之后，1921年，《东方杂志》进一步改革期刊的内容，废除经营十三年之久的“文苑”栏目，并声明不再刊登旧体诗文:“中国的旧文学，其势不能够不改革了，所以本志从今年起，决计把文苑废掉，另设《新思想与新文艺》一栏，当作介绍西洋文学的引子。所有诗古文辞一类的投稿，从此就一概不收。”[14]
在新旧文学斗争与并存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文学场域下，旧派的弊端一目了然，而新派的不可知性又为人们提供了光明的前景。因此，在情感上，新派往往能够比旧派赢得更多支持。与新文化运动者的积极发难相反的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东方杂志》的旧体诗作家保持了集体沉默，陈衍只在《石遗室诗话》中收录“铭吾”之《读石遗室诗集，呈石遗室老人八十韵》诗中流露出对文学革命的不满情绪:“年来诗道衰，白战方披猖。其中空无有，咀嚼若秕糠。话言谓独创，寒山实滥觞。谓辟新纪元，《击壤》早津梁。自命活文学，病已入膏肓。筌蹄视经史，可嗟不自量。野狐思参禅，野马思脱缰。野草终狝薙，野火终自殃。”[15]
从此，宋诗派、同光体退出《东方杂志》这一重要公共传播空间，重新回归文人结社、私人刻印等传统文学传播渠道。即使他们的旧体诗词还能够在其他小报上发表，但他们在刊物上的聚合又重新回到一种散漫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