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从文字神交到技术复制
1913年2月28日，王钝根在《自由谈》上刊登启事，向海内文家征集作者照片，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自由谈》上共刊登了131位作者的照片(见附录二)，这些照片不仅为时人提供了《自由谈》作者群的铜版影像，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民初传统士人交往唱酬的文献史料，更重要的是，投稿者照片在《申报》上的大量刊登，是近代文人传播观念变迁的直观呈现。
1872年5月18日《申报》创刊的第二期上就已经开始刊登旧体诗词，然而，在新闻观念尚未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时代，在举国沉浸于科举迷梦的时代，传统士子文人抛弃仕途举业就馆西人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因此，当时不论是在《申报》担任主笔、编辑的蒋芷湘、蔡紫黻等人还是其他投稿者，都是以室名、斋名、别名为落款，而绝不以真实姓名示人。类似“蘅梦庵主、龙湫旧隐、海上逐臭夫、忏情生、海上忘机客、沪上闲鸥、花川悔多情生、七月既望非非子、酒坐琴言室主人、泾左碌碌闲人、沪上映雪老人、青溪月圆人寿楼主、华清一叟、惜花逸史、爱吾庐主人、洗耳狂人阳湖少坪、二十一弦斋寄客者、织烟散人、东吴锄经居士、旴南啸月山人”等署名屡屡出在《申报》上，究其原因，正是出于文人之间此种普遍心理的存在。
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交通日益发达，《申报》、《新闻报》等逐渐在上海打开局面，此种情况才略有改观，《申报》刊登旧体诗时，已有人使用真名。然而，直到《自由谈》创刊之后的半年后，仍有人拒绝刊登真名。1913年1月27日，《自由谈》曾刊登这样一则启事:“前两星期版尾揭载投稿者姓名，有多来书反谓稿不见登，殊不愿以姓名示人而受虚夸之谢语;稿若见登，则不必言谢而谢意自在其中。编辑者深然其说，故自本星期起，不复汇揭投稿者姓名，惟有默谢而已。”[83]简而言之，为了迁就投稿者，王钝根宣布不再在版尾公布作者姓名。
1913年3月23日，《自由谈》开始刊登投稿者照片，同时还在照片下面附录了作者的姓名、字号、籍贯与住址四项重要的信息。这在近代文艺副刊史上可说是一项创举，此后，王钝根创办《自由杂志》时亦以刊登作者照片为吸引读者的手段，“编首冠以诸文家铜版影像，潘安丰貌，子建才华，购而读其文，无异晤言一室，成文字之交也”[84]。1914年王钝根创办的《礼拜六》杂志畅销海内之后，在报刊上刊登作者照片已经成为风行报业出版界的一项惯例了。
1913年7月后，《自由谈》上常常出现“爱楼、病鹤各捐铜版费一元，谨登志感”[85]、“迷途寄来邮票五十分助铜版费谨登志感”[86]一类的捐助铜版费启事。每逢月初，《自由谈》上即刊登每月《铜版费收支报告》:“收入:上月存下银十二元八角七分六厘，邮票五十分，铜版五块。本月三号病鹤特捐一元，爱楼特捐一元。八号拙头陀特捐二元，十号迷途捐邮票五十分，十七号子枚捐一元，点墨捐邮票五十分，心铁捐邮票五十分。制得铜版二十块(六寸版十八块，十二寸版二块)以上共收入银十七元八角七分六厘，邮票二百分，铜版二十五块。支出:付代制铜版费十五元七角三分二厘。用去铜版十八块(活泉自制版不在其内)。出入相抵存银二元一角四分四厘，邮票二百分，铜版七块。”[87]
一方面，《自由谈》刊登作者照片，增加了定制铜版的费用;另一方面，相对于滑稽文章与小说等稿件，诗词作品的篇幅短小而稿费偏低。对于投稿者来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否刊登在《申报》上，而不是那些菲薄的稿费，因此，他们往往乐于将稿费捐助给《自由谈》或以邮寄邮票的方式资助铜版费。
《自由谈》的铜版费捐助终止于1913年的一封《读者来信》。1913年12月5日，《自由谈》刊登了一张照片，在照片的上方却没有按照惯例注明“投稿者某某”，而注明“无我”二字。照片的下方，附录了作者的具体信息:“李通求，号敏仲，字莲舫。安徽太湖人，别号无我山人，年二十二岁。”同时在照片左侧的诗文栏中，编辑刊登了一段说明和一封读者来信:
此“无我”非时时投稿之海宁“无我”，乃不甚投稿之太湖“无我”。此“无我”前以照片寄来，因其陌生，未即付印。乃无我忽以书来，至为可笑。录其原文如下。
主笔先生鉴:前承征索投稿者肖像，并不限定何等资格，无我当即寄上小照一纸，迄今数月未见登出，闻之友人云，须捐过铜版费者方能予登。夫如是则主笔先生非以文会友，乃以钱会友。无我贱相本不足登，恐污报纸，即发还寄太湖县同春药房转交李敏仲收可以。此侯撰祉，无我白。[88]
太湖无我在《申报》上看到主编征集投稿者照片的启事，于是即刻奉上小照一张，却久久不见刊登。而无我经友人误导，认为必须在《自由谈》上捐助过铜版费才能刊登照片，遂指责王钝根为“非以文会友，乃以钱会友”。王钝根收到这封信后，哭笑不得，即刻发表声明，解释原委，并申明《自由谈》已于十一月初停收铜版费:
阅者诸君，当知集印照相之举，发起于投稿诸文人，以为千里神交，得此不啻把晤一室，用意可为至善。且雅不欲以铸版之费，增加本馆开支，乃相率以文润移充。其后兴采愈高，竟有特寄银款者，不图伧父之因此误会也。本馆经理对于诸文家捐润，深为抱歉，然又不便固拒，以负雅意，故钝根于寄来捐款未尝不收。今以无我一书，不得不稍拂盛情，以杜此辈口实，业于上月初宣告截止收捐铜版费。上月《自由谈》所印诸照，其制版费已由本馆供给，惟《自由谈话会》自本年三月起十月止。共收捐银及邮票合计八十七元八角九分六厘，除去铜版费八十七元一角五分六厘，尚存七角四分。今即以为无我玉照之制版费(七角二分)尚余二分，即为寄还无我照片之邮费。其他照片，则钝根永当珍藏，以留纪念，恕不奉还。惟此无我，虽为捐润制像之结局者，尚望阅者诸君勿必责之为雅人韵事之破坏者。盖道德堕落之世，动辄以金钱之心移，亦自不可深怪于无我也。本馆欢迎投稿诸君之忱，与日俱进，铸版之事，当永永继继进行。投稿诸君，尚有未赐玉照者，希即惠寄，以便铸印至盼至感。钝根敬启。[89]
无我的一封信即终止了《自由谈》延续10个月之久的“捐润制像”惯例，事件虽然包含着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却从另一个侧面正反映了清末民初文人传播观念的变更。
《自由谈》在士人之间受关注程度之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即读者对于抄袭事件的反馈。1914年5月，有读者来信质疑《自由谈》上刊登的《绛珠叹》为抄袭《海上尘天影》而来，王钝根即刻发表声明，澄清《绛珠叹》正是酒丐邹弢十八年前之旧作，不存在抄袭之说:“某某君鉴:来函诘责《自由谈》曾载酒丐之《绛珠叹》，谓抄袭《海上尘天影》。不知《尘天影》实为酒丐十八年前在湘所作，原名《断肠碑》，后为古香阁主改为《海上尘天影》，足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酒丐老成硕学，决非拾人牙慧者，敬为代白并告阅者。钝根。”[90]
1914年6月27日，《自由谈》上再次刊登了署名冯美周的读者来信，自言其诗《初夏》十三绝被人抄袭而登入《申报》:“主笔先生大鉴:仆本庸才，罔知韵学，间以排除忧闷，或亦发为讴吟，自知牧唱樵歌不值吟坛之一粲。乃阅六月十八日贵报《自由谈》，不知何人将仆所作《初夏》等诗十三绝投，蒙登出，惟易其名曰薄命女。披览之余，殊深惊讶，以为吟哦韵事，竟有盗名欺世之人，秽辱骚坛，罪不容逭。既而思之，仆潦倒半生，罕逢青眼，不意俚言拙句见赏兰阁，念其同病之相怜，转觉知音之可感。虽然彼自称为薄命女者，其真女耶?其真女之薄命者耶?如果怜才心切，何妨添红袖之香说。兹相爱情深亦将洒青衫之泪，用布数行，敬乞登入贵报《自由谈》，藉以质之薄命女，专此即请台安。邗江冯美周上。”[91]
《自由谈》在传统文人群体中之地位以及受关注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自由谈作者群体地位的提高。从羞于以真名发表诗词到以照片和诗词等作品为《自由谈》采纳为荣，传统文人的文学传播观念伴随着近代报业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传播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一系列习性的变化，那些能够在沪滨之地谋得生存空间的传统文人将为报刊写稿收取合理报酬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914年5月9日，《自由谈》上曾刊登了一篇启事，愿以重金征求游戏文章:“《自由谈》从今日起，征求游戏文章，篇幅务求简短，词意务求诙谐。头等每千字奉酬五元，二等四元，三等三元，四等二元，五等一元，原稿概不奉还，小说不收。”[92]
当时稿酬的形式有两种，一为现金形式，另一为实物形式，即向不受稿酬的作者赠送物品或书籍。如1913年《游戏杂志》的稿酬申明所言:“本馆征求谐文小说笔记及其他有趣之文字，月刊《游戏杂志》以飨社会(第一期定于十一月底出版)。奉酬分三等:头等每千字三元，二等二元，三等一元。不愿受酬者请于稿末注明本馆当另赠物品或书籍。并求每次投稿注明通信处，最好附赐玉照一帧，凡有著作选入杂志者，即以玉照印于卷首，各赠本杂志一册。上海棋盘街中华书局馆启。”[93]
在商业观念深入人心的上海，传统文人为报刊杂志撰写诗文、小说、戏曲等稿件，并按质按量领取相应的报酬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自由谈》每个月月初都会刊登启事，通知作者“敝处备有润笔费少许，即希函致本馆账房陈宝贤君或于任何日下午饬使来馆面取为幸”[94]。
同时，沪上文人们还对用于人情往来的各类作品进行明码标价，例如1929年1月20日，陈栩在《自由谈》上刊登《天虚我生启事》，公布应酬文字的收费标准:
栩以食少事繁，去死不远，而笔墨债永无偿清之日，将奈何，爰念曩润例，颇能减少酬应，是则宁人息事，唯此为能，盖我若未收受润资，即无所谓欠债，其债权债务之不能成立，固彰彰明也。兹申旧例如左，不如例者，幸勿为单方面之督责，幸甚。
(一)小件诗词或题字撰联，每件十二元，含有营业性质者视第三例。
(二)序跋传记铭赞，均六十元，寿祭行述碑志评论倍之。
(三)代办文牍，及拟章程计划概算数等，视同上例，其繁重者再倍之。
(四)顾问事件，简单者，视第一例，否则视第三例。
(五)来件可由委托者限以时日，请交上海梅雪路家庭工业社总务处收，惟在忙中病中，当即退谢，以绝延误。[95]
从以室名、斋名、别名代替真名发表旧体诗词到争相以真名刊登诗文稿件;从不愿意在版面中刊登姓名到刊登作者本人的照片并附录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等重要信息;从不求报酬到作文作诗按明码标价，不得不说，四十年来，传统士人对待报刊媒体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不再羞于在报刊媒体上透露个人信息，反而以自己的名字、照片能够被《自由谈》采纳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