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与经营策略之转变
有研究者认为，《申报》停刊旧体诗的原因在于申报馆主人美查将报刊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转移到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和机器图书印书局等出版事业中，“1877年11月以后，申报馆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它的几个书局当中”[128]。这是一个听起来颇为合理的解释，然而，仔细考究下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申报》创刊半年后，美查即提出以报纸印刷的余力，转印书籍出售的主张。利用报馆现有印刷设备来印刷出版图书，一方面是对于报馆剩余生产力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在报纸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之前，使《申报》得以和市民社会建立亲厚关系的重要措施。当时中国人传统的阅读方式依然是书籍，而申报馆除了设立本馆出版部外，还专门开办了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图书集成书局等数个专门的出版印刷机构。虽然美查向出版业拓展业务的初衷不外乎是牟利，美查曾自言:“琅函许示，诸君投雁足之书;宝笈乐刊，本刊得蝇头之利”[129]，然而，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机器及技术投入中国出版事业中，申报馆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美查于1872年创办《申报》已采用铅字排印，1875年即大量兼印书籍，1878年自国外引进石印技术，开创点石斋印书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申报馆引进的印刷技术和机器推动了江浙一带印刷事业的发展:“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所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所长……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130]
申报馆出版的图书主要分为实用性的科场八股文、试贴诗和娱乐性的通俗文艺、笔记小说等等，前者为广大文人士子提供科举制业之襄助;后者则满足市民百姓日常消闲娱乐的需求。
1873年为清朝正科之年，美查敏锐地察觉到为普通士人阶层提供科举应试类书籍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本年3月至6月间，《申报》上曾反复刊登这样一则《征刻时艺启》:“启者，今岁为癸酉科乡试之期，本馆特延请名人选刻时艺以供学者揣摩。所选皆近时新出名作，一切陈文概不登入。惟虑所见不多，或形孤陋，尚希同志诸君匡其不逮，如有佳作，请惠寄来馆。本馆不揣固陋，谨当精加选择然后发刊不取刻赀。想诸君子定不吝教也。”[131]
农历六月三十日，《申报》刊登《文苑菁华》预售广告:“本馆选刊文苑菁华计四书文五百十篇，现已刷印齐全，可以出售矣。定价每部洋银七角本馆趸买价洋六角。如有各书坊承卖者可来馆面议数目可以。特此布闻。”[132]从刊发征文启事到书籍印刷成册，仅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133]让人不得不感叹时艺之作的受欢迎程度以及申报馆印刷技术之快捷。
1882年，申报馆还翻印了《康熙字典》，由于该书具有印刷精美、字体清晰、携带方便、定价不高等诸多优点，受到读书人的普遍欢迎，先后印行两次共计10万部，使美查获利丰厚。
19世纪末，申报馆向出版界拓展业务，以铅活字排印袖珍本《聚珍版丛书》，开启了晚清书局翻印旧书和刊行新著之风气。中国古代书籍分为铜活字、木活字和泥活字三种排印方式，而以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四十余种最为著名。申报馆在该报创刊后不久到1895年间，共刊行各类袖珍版图书一百六十余种。这类丛书充分发挥了铅活字清晰小巧的优点，美查亦自称为“爰自壬戌岁昉敬遵武英殿聚珍版之制，校印各种书籍，清奇浓淡，不名一家”[134]。因此，申报馆出版的这些袖珍版丛书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本报早年出版的袖珍本《聚珍版丛书》虽去今未久，然论其版本，学者颇重视之，谓:‘可与武英殿聚珍本媲美。’以活铅字排印书籍，本报聚珍版开此风气。不仅是出版界有名的版式，亦为近代文化史上一大关键。”[135]除了聚珍版丛书外，1884年至1888年间，申报馆还专门设立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用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搜集最博、卷页最富的大类书，全书共一万卷，分订一千六百二十八册，《申报》出版的这个版本曾被西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
早期申报馆出版业务的迅速扩展离不开创办人美查的悉心访求和苦心经营。美查留居上海日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仆少长泰西，壮游中土，间尝究极中国之文字，思欲一一有以传之。”[136]王韬与尊闻阁主人美查过从甚密，从王韬的一些回忆中亦可见出美查对于古籍辑佚工作的良苦用心:“既游欧洲归，体衰多病，屏居斗室，日在茗碗药炉中作生活，稍稍浏览说部，琢抉诗词，藉以消愁排闷。迩见海上尊闻阁主人集吴门秦淮画舫诸录，付之手民，播于艺苑。”[137]
王韬与申报馆主人美查私交甚笃，美查与王韬之间的私交直接促成了王氏多部著作问世并在申报馆付梓。《遁窟谰言》为王韬的游戏之作，内容芜杂，格调不高，而该书之出版，全赖美查之积极促成。1873年，《申报》主笔钱徵(王韬之婿)赴香港考察办报事宜，并代为转达美查有排印说部之举，请求王韬将书稿交其带赴上海。钱徵在《遁窟谰言》跋中提到成书之因缘:“时适尊闻阁主人有征刻说部之举，嘱徵代为寄声先生(指王韬)，因以《遁窟谰言》十二卷见示。并云‘此书于花晨月夕时，随意撰就，脱稿后并不加以修饰’，意若欲徵为之点窜者。不知乱头粗服，亦复正佳。”[138]1880年9月《遁窟谰言》由点石斋印书局再版重印，王韬在序言中提到:“岁乙亥，尊闻阁主人有蒐集说部之志，徵及于余，潆洄歇浦，结海外之相知，迢递珠江，检簏中而直达。”[139]
1884年，王韬结束流亡生涯，返回上海，时而为《申报》撰写论说。本年，申报馆创立《点石斋画报》，王韬的《淞隐漫录》获得优先发表的待遇，随后，申报馆主人美查将该书集结出版，并延请点石斋著名的书画家吴友如、田英、张志瀛等为王韬的《淞隐漫录》逐篇绘图。其情形，王韬在该书序言中有详细记载:
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也。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筑三椽，聊庋图籍，燕巢鹪寄，藉蔽风雨。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瀋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每脱稿，即令小婿缮写别纸。尊闻阁主人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书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隐漫录》。[140]
自1873年3月起，《申报》就多次刊登《搜书》、《觅书》等启事，遍访孤本珍本图书，尤其是说部新奇之作。例如1875年，申报馆以铅活字排印了《儒林外史》，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曾不浃旬而便即售罄，在后购阅者，俱以来迟弗获为憾。”[141]1875年12月，申报馆从日本购得已经绝版的孤本《快心篇》三十二卷，报馆读者纷纷前来抢购，“工既竣，来售者日不绝于道，盖皆知其说理之正而见解之超也”[142]。一系列说部书籍在读者市场上的成功使得申报馆不断扩大图书出版这一业务。1878年3月，一则《搜书启事》在《申报》上反复刊出:
启者，本馆以印刷各种书籍发售为常。如远近君子，有已成未刻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或装订好后，送书数十或百部申酬谢之意。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如有罕见之本，宜于重刊者，本馆亦可以价买。或送数十部新印之书，借以报谢。至于原本，于刊成之后，仍可璧还也。[143]
由这则启事可以看出，彼时书籍印刷发售已成为申报馆的一项日常工作。而“以书申谢”和“可以价买”两种交易方式则可以看作是近代稿酬支付的雏形。
1873年至1889年，申报馆在大力拓展图书出版业的16年间，创造了近代中国出版史上的多个第一，亦受到读者市场的热捧。其筚路蓝缕之功正如蔡尔康在1877年出版的《申报馆书目序》所言:“迩日申江以聚珍板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其创，六载以来，日有搜辑，月有投赠，计印成五十余种，皆从未刊行及原板业经毁失者，故问价之人踵相接也。”[144]
值得注意的是，1873年至1889年是申报馆大力拓展图书事业的时期，同时也是《申报》大量刊登上海竹枝词，为洋场才子提供文学传播空间，传统士人以《申报》主笔为核心，此唱彼和，汇聚读者群体和创作群体的时期。所谓申报馆将报刊人力和物力资源转移到出版业而使得旧体诗停刊的结论是不成立的。相反，早期申报馆出版事业的兴衰与《申报》刊登旧体诗的消长几乎是同一步调的，而二者的沉寂亦共同源于1889年美查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