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 语
1.基于文献数据的结论——《申报》旧体诗流变与鸳鸯蝴蝶派的渊源关系
本书《〈申报〉刊载旧体诗的研究(1872—1949)》，《申报》刊载旧体诗的数量是一切研究的起点与基础，这也是本书的重点与难点之所在。
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终刊，《申报》上共刊登了近两万首旧体诗。就个案研究而言，通过对这25600期《申报》旧体诗文献资料的整理，笔者试图厘清在近代新闻事业、社会文化思潮与申报馆经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申报》刊登的旧体诗数量及其历史流变。具体而言，这个流变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890年3月21日宣布停刊旧体诗，这是《申报》旧体诗兴盛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近代新闻事业尚属草创阶段，以“诗词为补白”的惯例成为各大报刊应对因交通不便与消息传递滞后所造成的新闻版面不足的重要措施。同时，近代上海开埠，随着市民社会兴起和口岸文风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江浙文人麇集于上海租界，并就职于西人报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报人。
旧体诗既可以在新闻不足的情况下填补报刊版面，又是吸引广大士人群体的关注，提高报纸销量的有效方法，因此，旧体诗在早期《申报》上逐渐蔚成大观。以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蔡尔康等为代表的早期《申报》编辑群体和以葛其龙、袁祖志、邹弢、李芋仙、金免痴、杨伯润等为代表的洋场才子群体凭借着《申报》这一媒体平台，赋诗题赠，往来唱和，开拓起海上文人以报刊媒介为核心的诗词唱酬的风气并建构起传统文人在近代都市的公共交往空间。
第二，1884年后，《申报》旧体诗逐渐减少，至1890年3月21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词坛雅鉴》，申明报纸限于篇幅，将不再刊登旧体诗词。从1890年至1911年，这是《申报》旧体诗的一个为期不短的沉寂阶段，其主要原因在于美查兄弟变卖股权回国，而继任的洋人大班不通中文，且对中国文化颇为隔膜，申报馆的文学与出版事业陷入停滞。1890至1911年，在申报馆内部经历一系列股权变更而无暇顾及旧体诗经营的同时，旧体诗词在近代上海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蔡尔康在《字林沪报》的副刊《消闲报》上设立“花团锦簇楼诗集”，李伯元借《游戏报》开创“海上文社日录”，提供诗词唱酬平台，都受到海上文人的热捧。这一时期，上海小报凭借旧体诗吸引的不仅仅是传统士人的目光，还有数目惊人的报刊销量，而《申报》、《新闻报》在此打击下，销量锐减，遂纷纷创办文学副刊以应对小报的冲击。因此，1911年待《申报》甫一完成内部股权与人事变更后，便重新开始了对旧体诗版面的经营。
第三，1911年8月24日，《申报》上历史最悠久、声名最显赫的文学副刊——《自由谈》创立了，担任第一任主持的是王钝根，《自由谈》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深刻渊源，自此开始。
《自由谈》与王钝根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一方面，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逐渐陷于沉寂而新文化运动仍处酝酿之中，通俗文学由于契合了广大市民消费空间的需要而蓬勃发展，鸳鸯蝴蝶派文人占据了上海绝大多数的报刊媒体资源，可以说，《自由谈》选择王钝根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另一方面，王钝根对于《自由谈》的办刊宗旨、栏目设置以及编辑、作者队伍的培养等方面多有贡献，奠定了《自由谈》作为通俗文学传播阵地的基调以及与鸳鸯蝴蝶派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
在主持《自由谈》的四年时间内，王钝根除了着意经营“游戏文章”、“尊闻阁诗选”、“尊闻阁词选”、“文字因缘”等重要栏目外，他还悉心培养《自由谈》的作者与编辑队伍，像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等既是他发掘的作者，也是日后《自由谈》的继任主编。因此，即使王钝根离开了《自由谈》，他所奠定的办刊风格、文学旨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得到贯彻和维持。
王钝根主持《自由谈》时期，一方面大量刊登旧体诗词，使《自由谈》成为海上文人诗词唱和的传播平台与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则大量刊登作者照片，借助摄影技术完成当时《申报》作者群体自我形象的呈现与传统文人身份的建构。
经过上述种种尝试与努力，从1911年8月《自由谈》创刊，到1932年12月黎烈文改革，以《自由谈》为传播阵地，以鸳鸯蝴蝶派为编辑与创作主体，《申报》刊登的旧体诗经历了第二个创作的顶峰，形成了“了青追悼会”、“栩园四十初度”、“邹酒丐《三借庐剩稿》”、“《玉田恨史》”等众多传统文人此唱彼和的文学景观与传播事件。
第四，1932年12月，黎烈文改革《自由谈》使这个由鸳鸯蝴蝶派主持长达21年之久的文学副刊转变为新文学传播的阵营。改革前后的《申报》旧体诗并非人们习惯认为的，消失了，而是以更加复杂的形态流向多个版面。1932年初至1933年8月，日军发动淞沪战争，激发了广大文人的爱国热情，在此期间，《申报》共刊登了992首旧体诗在临时性的副刊《申报·本埠增刊》上。《申报·本埠增刊》取消后，1933年9月至1947年，《申报》旧体诗主要刊登在新旧兼容的文学副刊《春秋》上。
黎烈文改版《自由谈》后，虽然《申报》上的旧体诗亦出现了1932、1933、1947和1948这四个年份的繁荣局面，但就整个旧体诗的创作而言，版面的不固定、月平均刊登数量的减少以及未刊登旧体诗月份的增加等，这些数据从多个侧面说明了1932年后《申报》旧体诗传播空间的不断缩小及其边缘地位的形成是一个事实。
2.基于传播视野的不足——新旧文学论战与旧体诗边缘地位之形成
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旧体诗文的命运岌岌可危，即使如旧派诗人吴芳吉亦感叹毫无固守之必要:“时文学革命之声震海内。心知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变。吾非老师宿儒本无固守之义。”[93]新文学运动之后，旧体诗并未绝迹，但旧体诗文运之衰退却是事实，这一点，借由近现代报刊的传播视野则可清晰凸显。
旧体诗是最早在近代报刊上刊登的文学体裁，当中国新闻报刊草创之时，报中材料枯窘，旧体诗遂成为填补版面的首选内容，如孙玉声所言:“各日报发刊之始，其主体皆为新闻，附属品则为诗古文词，厥后始有小说。”[94]不论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还是《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1872年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1882年由字林洋行创办的《字林沪报》以及1893年英国人丹福士、斐礼思所创办的《新闻报》，旧体诗都是重要的补白材料。
1905年之后，随着新闻事业与近代交通业的日益发展，报刊新闻内容充裕，已不再需要“以诗词为补白”，但传统文人以报刊媒体为平台，往来唱和，在近代都市中寻找身份认同与构建交际网络却已蔚然成风。
1900至1920年间，上海几乎所有的报刊媒体都设置有“文苑”、“艺苑”栏目，刊登旧体诗。综合性的期刊《东方杂志》设“文苑”和“海内诗录”两个栏目，大量刊登陈衍、陈三立、沈曾植等宋诗派文人的旧体诗;《小说月报》在创刊号上即刊登《征文通告》向海内外征求旧体诗等稿件;鸳鸯蝴蝶派所主持的《栩园杂志》、《小说新报》、《半月》、《红玫瑰》等通俗期刊上旧体诗比比皆是;《申报》、《时报》、《新闻报》、《中华新报》等大报上旧体诗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乃至《永安月刊》、《浙江商务》等一些商业报纸、行业报纸中亦少不了旧体诗的身影。
但1919年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白话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座堡垒，旧体诗遭受到新文学家猛烈、持续的抨击。新文学对旧派文学、旧体诗的猛烈攻击虽然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剥夺旧体诗的阅读空间，但却在传播空间上有效地造成了旧体诗边缘地位的形成。
最明显的表现是1919年以后，从新文学期刊到综合期刊，越来越多立场各异的报刊媒体纷纷停止旧体诗的刊登。1919年2月7日，北京的《晨报》第七版实行改革，取消旧体诗内容而开始发表白话散文和新诗;1919年6月16日，《民国日报》取消旧体诗副刊，而代之以刊登新诗的进步文学副刊;1921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先后改版，取消维持10年之久的旧体诗栏目，介绍西洋新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传播阵地;1921年至1932年，虽然《申报·自由谈》的改版较之其他报刊要滞后许多，但从1918年开始《自由谈》已多次声明不欢迎旧体诗，且旧体诗的版面和数量日益在减少，到1932年12月黎烈文改革，《自由谈》这个由鸳鸯蝴蝶派主持长达21年之久的老牌副刊同样拱手相让于新文学阵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吴芳吉所感受到的“旧诗之运已穷”根源于近代中国转型时期印刷技术的提高、市民消费市场的膨胀、文人群体的边缘化以及新文学的攻击等多重因素。
首先，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市民群体的急遽膨胀使得传统小说的文运在近代上海为之一变，从难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学一跃而为承担了启蒙和娱乐两大功能的主流文体。
瓦尔特·本雅明曾指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95]。技术复制能力的提高是文学生产发生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正如近代上海开埠后，其作为全国印刷、出版中心地位的形成必然影响近代上海的文学生产。
口岸社会的繁荣，使得市民群体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文化消费力量，他们的商业性、世俗性的精神生活伴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而不断发展。近代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传统小说限于篇幅而难于行之久远的限制，如果说诗词仅仅满足的是一部分传统诗人的需求的话，那么小说则弥补了广大市民群体的文化消费空间，小说比诗词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市场。
第二个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诗文不再与举业直接挂钩，在传统士人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制度的废除使得文以载道的传统失去了存在的落脚点。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子弟们纷纷弃旧学而向西学，新式学堂和留学欧美取代了科举取士，成为新兴知识阶级上升的台阶。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旧体诗文亦失去了民间的教育氛围，一般家庭不再强迫子弟接受旧体诗文熏陶，久而久之，白话诗取代旧体诗便是必然:“凡学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读诗句，学作对联，更系外行。人情于其所不惯者，兴味自为之锐减。韵文少读，律诗少做，偶尔觑面，遂觉难识，亦事之常。因而‘艳诗艳词’，意象纵极深厚，比兴纵极允当，天下则纷纷矣。此白话诗之所由来也。”[96]
第三个方面，新文学对旧体诗的抨击。1920年以后，旧体诗存在的正当性成为新文学批驳的重点，一方面通过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扩大新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通过频繁的论战否定旧体诗存在的合法性，试图从阅读空间和传播空间两个方面有效地造成旧体诗边缘地位的形成，这亦是白话诗正统地位确立的策略性选择。
以《申报》刊载的旧体诗为研究个案，通过近现代报刊文献的整理，本书梳理出旧体诗文运变迁的轨迹。然而，唯有保证研究样本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能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由于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本书只重点梳理了《申报》、《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的旧体诗登载情况，而对于北方综合性日报《大公报》、旧派文人的旧体诗传播阵地《学衡》和《青鹤》以及鸳鸯蝴蝶派主持的《礼拜六》、《红杂志》、《红玫瑰》、《最小》等通俗期刊和近代小报刊载的旧体诗形态则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1920年代，在新旧文学竞争与并存的文学场域下，旧体诗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以更广阔的报刊媒体为传播样本，旧体诗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边缘化的?这是笔者在今后研究工作中的学术兴趣点和研究重点所在。
【注释】
[1]周瘦鹃:《笔墨生涯五十年》，周瘦鹃:《姑苏书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蔡元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总序)，《民国丛书》(第五编·5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3]陈独秀:《答适之》，林文光选编:《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4]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5]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
[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7]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2页。
[8]吴宓:《空轩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
[9]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04页。
[10]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25—627页。
[11]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1页。
[12]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2页。
[13]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1919年5月24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9页。
[14]《编辑室杂话》，《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2号。
[15]陈衍:《石遗室诗话》，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
[16]曹聚仁:《文白论战史话》，《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3期。
[17]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胡愈之文集》(第6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0页。
[18]恽铁樵:《答某君书》，《本社函件备录》，《小说月报》1916年7卷2号。
[19]《征文通告》，《小说月报》，1910年7月第1期。
[20]王蕴章:《十年说梦图自叙》，《小说月报》，1919年1月10卷1号。
[21]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22]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23]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24]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4页。
[25]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6页。
[26]《本月刊特别启事》，《小说月报》，1920年第12期。
[27]《本月刊特别启事》，《小说月报》，1920年第12期。
[28]魏绍昌、管林:《中国近代文学辞典》，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第41页。
[29]茅盾:《1921年8月11日雁冰致启明的信》，《茅盾全集》第37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35页。
[30]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31]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国语》第12期，转引自曹聚仁:《文白论战史话》，《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3期。
[32]曹聚仁:《文白论战史话》，《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3期。
[33]舒芜:《“文白之争”温故录》，《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34]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35]寒云:《小说迷的一封书》，《晶报》1922年8月12日，转引自芮和师、范伯群:《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36]东枝:《小说世界》，《晨报副刊》，1923年1月第7期。
[37]茅盾:《杂感》，《茅盾全集》第18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394页。
[38]茅盾:《杂感》，《茅盾全集》第18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417—418页。
[39]东枝:《小说世界》，《晨报副刊》，1923年1月第7期。
[40]茅盾:《茅盾全集》第37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95页。
[41]《鸳鸯蝴蝶派文艺期刊目录简编》、《鸳鸯蝴蝶派小报简目》，参见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0—632页、637—638页。
[42]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43]毕倚虹:《婆娑小记》，《最小》报1923年4月8日第20号，转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84页。
[44]孔庆东:《1921谁主浮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45]胡寄尘:《一封曾被拒绝发表的信》，《最小》报，1922年第8期，转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46]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47]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48]《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之部令》，《申报》，1920年1月18日。
[49]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7—122页。
[50]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白吉庵、刘燕云:《胡适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51]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52]栾梅健:《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53]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9页。
[54]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3页。
[55]《一九一九年诗坛略纪》，《新诗年选》(1919)，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51—254页。
[56]胡适:《寄陈独秀》，载《新青年》二卷二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57]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民国日报》1917年4月23日，转引自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58]冯平:《梦罗浮馆词集序》，《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上海:国光书局1911年版，第5392—5393页。
[59]陈去病著，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60]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吴芳吉:《吴芳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451页。
[61]姚鹓雏:《也谈新诗和旧体诗》，《晶报》1919年第85号，转引自孙志军:《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版。
[62]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63]仲密:《做旧诗》，《晨报副刊》，1922年第3期。
[64]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65]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66]《五十年来百部佳作特辑》，《人间世》，1935年第38期。
[67]薛鸿猷:《一条疯狗》，《文学旬刊》，1921年第21期。
[68]尹奇岭:《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69]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70]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申报》，1919年3月6日。
[71]野云:《白话文在北京社会之势力》，《申报》，1919年11月16日。
[72]《特征稿件》，《自由谈》，1918年9月5日。
[73]《启事》，《自由谈》，1921年1月9日。
[74]《平民周刊启事》，《申报》，1924年7月5日。
[75]《特别启事》，《自由谈》，1927年6月13日。
[76]《本刊特别启事》，《自由谈》，1927年3月12日。
[77]《征稿新例》，《自由谈》，1928年3月2日。
[78]《投稿新约》，《自由谈》，1929年3月30日。
[79]《编者的话》，《自由谈》，1931年1月11日。
[80]《本刊启事》，《自由谈》，1931年12月8日。
[81]《启事》，《自由谈》，1932年11月29日。
[82]微知:《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社会新闻》，1933年2月7日2卷13期。
[83]蔡登山:《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84]《黎烈文启事》，《时事新报》，1933年7月7日。
[85]《幕前致辞》，《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86]《编辑室启事》，《申报》，1932年12月12日。
[87]陈伟:《〈自由谈〉小史》，《申报》，1945年8月22日。
[88]微知:《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社会新闻》，1933年2月7日2卷13期。
[89]陈彬龢:《我和〈申报〉》，转引自蔡登山:《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90]《本报启事》，《申报》，1933年1月9日。
[91]《春秋启事》，《申报》，1934年5月9日。
[92]《征稿新例》，《自由谈》，1928年3月2日。
[93]吴芳吉:《自定年表》，吴芳吉著，胥端甫编辑:《吴白屋先生遗书补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5页。
[94]孙玉声:《报尾溯源》，孙玉声:《报海前尘录》，《新夜报》，1934年4月28日。
[95][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编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96]曹慕管:《论文学新旧之异》，《学衡》，1924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