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报刊与旧体诗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就报刊与近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做了有益的探索，其中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的报刊传播研究是受到关注最多，也是开展得最为充分的领域，而旧体诗与近现代报刊的传播研究相对来说进展比较缓慢和零散。
就《申报》而言，国内外对此的关注热点多集中于《申报》广告的传播史、社会史研究，而少有人将400册《申报》影印本中的旧体诗搜集、整理出来进行跨学科的文学文化研究。目前为止，对《申报》刊载旧体诗的整体性研究尚付阙如，但在部分研究近现代报刊与旧体诗关系的成果中，对于《申报》刊载的旧体诗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关注。
近代报刊文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对于文献资料的充分掌握。目前，《申报》旧体诗研究并无专门论文和著述，然而，有少量成果却不同程度地对这个课题有所涉及，例如北京大学2002年方迎九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消长——早期〈申报〉文人研究》，即以1872—1905年间的《申报》文人为研究对象，试图了解文人写作和编辑所处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值得一提的是，该论文通过大量细致的史料爬梳考证了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蔡尔康等早期《申报》文人群体的生平，以及围绕在这个群体周边的，以《申报》为唱和平台的袁祖志、葛其龙、邹弢、王韬、李芋仙等一批洋场才子的生平、名号，并论证了早期《申报》文人的互相唱酬，为早期《申报》旧体诗的创作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学基础。可惜，作者对于《申报》文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1872—1905年间，而无法展现《申报》旧体诗消长的全貌。
苏州大学2010年孙琴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最早之文学期刊——〈瀛寰琐纪〉研究》亦考证了葛其龙等核心作者的交游述略，由于《瀛寰琐纪》与早期《申报》作者群体有高度的重合性，因此，该论文谈及《瀛寰琐纪》作者群体的唱和交游活动对于《申报》旧体诗研究可提供重要的补充。由于《瀛寰琐纪》的存在时间不长，因此，该论文同样只涉及到早期《申报》的旧体诗创作和作家群体研究。
在单篇论文方面，为早期《申报》旧体文人群体研究提供论证的有邬国义的系列论文《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和《〈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作者利用当时的报刊杂志，以及有关清人诗文集、日记、县志、未刊稿等丰富的文献史料，具体而翔实地考述了《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的生卒年、其在主持《申报》期间翻译《昕夕闲谈》的贡献以及晚期在山东济南幕府任职期间的诗友唱和。此外，邵志择的《〈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亦对蒋氏《申报》时期的文学活动轨迹进行了补充考证。以上研究对于《申报》文人群体的研究的拓展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意义，例如邬国义经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廓清了对《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的研究误区。比如学界惯常认为蒋芷湘是在1884年考中进士后离开申报馆的，而邬国义通过史料钩沉论证了蒋芷湘为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他于光绪四年(1878)春离开沪上，赴敦煌县令之任。正是因为廓清了这一基本史实才能够合理解释蒋芷湘在担任《申报》主笔期间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和后人对他的评价等问题。
整体性的研究，如张天星的《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在大量可靠的近现代报刊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大众传播背景下，晚清文学在文学制度、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三个方面的发展与新变，为近代文学与大众传播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其中有专章论述早期《申报》旧体诗，但可惜作者只关注了1872年至1890年间《申报》刊载的旧体诗，因此，无法建构出《申报》77年旧体诗消长变迁之全貌。
王灿发的《现代报纸副刊专刊透视——30年代〈申报〉副刊研究》(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5版)，主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研究20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的改版，以及《春秋》副刊的编辑思想和版面内容，对旧体诗内容没有涉及。谢庆立的《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编辑形态的演变》(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论述了早期《申报》刊登的文艺作品的版面、编辑方式和文化形态等问题，但并没有涉及1911年《自由谈》创刊后的旧体诗创作盛况。
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虽非专治中国文学史，但他以史家眼光写就的《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中，将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的兴起作关联研究，以口岸流风的兴盛、市民社会的繁荣观照近代文学之变迁，对近代文学变迁与传播媒体的互动研究颇有新见。
与《申报》文学文化研究有关的单篇论文主要有袁省达的《申报〈自由谈〉源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和鲁湘元的《〈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前者以详尽的史料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申报·自由谈》38年历史中出现的11位主编，后者则从《申报》的商品机制、稿酬契约和传播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晚清报刊文学的新变与局限。
除了《申报》外，大众传媒与近代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热点还集中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以及上海小报等代表性期刊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董敏丽的《想像的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版)、谢晓霞的《〈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和柳珊的《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从社会史的角度详细论证了1897到1937年间，上海小报的历史由来、生存环境以及文人群体特征等。
杨萌芽的《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着力探讨1895—1921年之间的宋诗派作家群体的聚合、文学活动、关系网络、身份认同等主题，其中有一章涉及到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播，即以《庸言》杂志与《东方杂志》为个案，考察近代宋诗派文人群体在现代期刊中的生存状况。此外，尹奇岭的《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注意到1917年前后旧体诗词在《太平洋》、《国民》等报纸期刊中遭遇的逐渐式微的趋势，但上述著作只在各自的侧重点上兼及旧体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研究，传播视野下的旧体诗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与晚清报刊文学相关的单篇论文，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颇有创新。例如侯运华的《早期〈小说月报〉与旧文学改良的终结——一个基于数据统计和文本比较的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运用统计数据和文本比较的方法，探讨《小说月报》改革的必然性。薛勤的《20世纪初东北旧体文学研究——以〈盛京时报〉旧体诗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1年11月)一文，从署名方式、创作方法和文本结构等方面探索旧体诗的新变，呈现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在文学场中表现出的各种复杂交错的关系。
这部分研究成果都关注到了前五四时期传统文学与传播媒介的互动关系，虽然没有涉及《申报》旧体诗研究，但却为研究新旧文学竞争与共存下的20世纪初期文学场域的复杂形态提供学理性的支持。由于文献辑录等原因，虽然这些研究个案在短期之内还显得比较零散，难成体系，但这些都无碍于它们成为近代文学与报刊传播研究领域新的学术亮点。
总之，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与现状来说，二十世纪旧体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文学领域，而近代传媒中的文学研究又多关注小说、戏曲的报刊传播研究，关于近现代传媒中的旧体诗问题则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现代旧体诗在近现代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历来不受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近现代报刊资料内容太过浩瀚，文献资料的搜集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本书以77年《申报》史料为基础，一方面在文献辑录上可以做填补空白之尝试，另一方面可为近代化视野下旧体诗的消长变迁提供典型个案分析，而这些工作，对于二十世纪旧体诗的现代处境等问题都将提供新的研究视点与扎实的学术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