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与口岸流风之变迁
近代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是上海尤其是租界迅速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1843年上海开埠时，人口约为52万余，开埠后，上海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到1910年，上海人口近130万，1915年达200万，1930年达314万。[43]
上海人口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外来人口的涌入，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经历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和一些郊区的士绅百姓大量涌入租界，1859年，租界人口达到8万。1860年，太平军大举入侵江苏东部地区，席卷膏腴之地，江南殷实富裕之家，纷纷仓皇逃奔上海，涌入租界避难，正如《申报》所载:“江浙两省富商巨族避乱而出，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萃于此，因而房租大贵，真有寸金田地之说。”[44]以商贾为主的长期流动人口的存在，造成租界人口激增，到1862年，租界人口已达到50万之多。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租界形态，移民群体脱离了地域和血缘的束缚，在上海都市中寻找新的谋生之所，遂使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经济的繁荣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上海租界除了可以为江南富户提供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外，其繁华与富庶还不断地吸引着周边地区的人们脱离乡土关系，投身到现代都市中寻找新的机遇与职业。《负曝闲谈》中主人公的对话流露出发达的上海都市对周边地区士人的强大吸引力:“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45]时人认为在上海，只要稍有才艺，便可衣食无忧:“人苟能少有材艺，一身之外，毫无长物，至申图事，竟有数年之间，顿成巨富者。其次，亦能少获盈余。即不然亦可丰衣足食。……”[46]
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关于公共租界内的职业分类统计显示:由6521人组成的职业人群中，中外各业商人共2570人，其他职业人群则主要由洋行雇员、航运人员、警员、工程师、机械师、裁缝、理发师、工人、佣人、苦力等组成。这些依据新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人群，在上海构成了一个中西杂居，以市场交换为生的近代市民社会。[47]
作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市民群体，他们对于文化消费产品是颇为关注的，甚至是近代报刊杂志的主要受众群体之一。例如早期《申报》发行期间，许多商店的店员有每天趴在柜台上看《申报》的习惯，既了解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信息，又打发消遣的时光:“《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各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即能阅读。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故自《申报》创设后，每店日费十余文，可以有益众友徒，亦何乐而不为哉。”[4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个完全凭借商业力量崛起的现代都市，传统的生产关系最易被打破，人们不再以言“商”为耻了。甲午战争之后，“商本”思潮风行于世，“绅商”成为最时髦的称呼，商人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士的地位不断下降，传统四民社会解体，“士农工商”的格局被“士商农工”所取代，甚至出现了“士阶层”向“商阶层”流动的倾向。
在商业社会中，农耕社会的价值体系遭到破坏，传统士人的地位逐渐由主流走向边缘。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曾讲到读书人地位的动摇:“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49]
在商业经济繁荣的文化氛围之中，奢靡享乐之风盛行，不论是传统士人还是普通市民都不再耻于言利。据1872年的《申报》记载，上海开埠以后，江浙地区的士人纷纷涌入上海谋求馆职，一切以获利丰厚为目的:“上海为商贾辐辏之地，铺户林立，各省趋利之徒固已少长咸集，而寒士之谋馆者亦若以乐土之可居，而群贤毕至。计上海大小馆地不下千余，其师为浙西各属及苏太之人居多，加以本地之业砚田者，几无位置。斯人之处，安得龙门书院再辟广厦千万间乎。是故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如群蚁之附膻。或有明年之去就，主人尚未定局而荐书叠至，宛欲其舍旧迎新者。”[50]繁华的上海吸引着周边人们趋利而来，如1880年《申报》所载那些在上海洋行有一席之地的人多为人歆羡不已:“人谓来沪上者，无不有发洋财之望。闻某人现在上海业某洋行生理，则啧啧然称道之;见某人自上海回，则欣欣焉歆羡之。”[51]在人心变动，风俗浇漓的时代，即便是昔日处于深闺的妇女，也不免受到趋利之风的影响，不甘于依附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而是纷纷涌入租界纱场做工:“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52]“农家最劳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53]
近代商阶层的崛起不仅在政治、经济等宏观方面对社会产生影响，更在日常生活、社会风气等微观方面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具体而言，由于商业经济的发达，趋利之风盛行，当时上海尤其是租界地区普遍流行着奢侈享乐之风。而人心的丕变，世道的浇漓，也必然造成礼法秩序的松弛、礼教的不断被僭越。
人们的日常用度、衣饰冠带，不再由身份、地位的高低决定，而是由财物之多寡决定。而当时社会上普遍充斥着一种以奢靡虚荣为尚的风气，1893年《申报》对此风气批评道:“今日之天下，一奢华靡丽之天下也。衣服则必求其锦绣绫罗，饮食则必求其肥
甘脆，或且饰珠玉于衣襦冠履，效西人之燔炙烹焦。一出入也，必以舆马为荣;一起居也，必以安逸为乐。以致风气日即于骄奢而不知变，俗尚日趋于淫佚而不知返。……此则中国之大患积而重焉，必有江河日下之势。”[54]
在趋利的风气之下，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礼教不断受到僭越，同时世风的变换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礼法秩序的松弛，普通百姓不再顾虑什么服饰制度，身份限制，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着打扮。不仅庶民可以随意穿着官服，一些身份低微的人，也可以随意购买富人士绅的服装。王韬在笔记中所记录的“近来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狐貂，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恬不为怪，此风不知何时可革”[55]之现状，反映了一个传统士人在西风东渐的时代，面对商品经济繁荣所带来的人心丕变，世风浇漓的道德震荡，内心所产生的深刻的无奈与焦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