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气:文化认同与唱酬诗学
江浙文人脱离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汇聚沪滨之地。虽然较之内地乡绅，他们更为全面深入地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在近代上海都市的各个领域亲身体验着现代化的日常生活，并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感受着中西文化与思想的冲撞与融合。然而，在本质上，他们依然是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士子，他们身上始终脱不了名士气。
虽然陈蝶仙在1918年后以实业家著称，然而他终生不忘文人本色，临终前遗言谓:“我以名士身来，还以名士身去。”[65]他的一生，诗文词曲小说，无所不工，他的朋友戚饭牛曾赞誉其才华之丰赡:“谢灵运云，天下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予谓世界之艺共一尺，陈蝶仙独得七寸，乃子小蝶，可有一寸，余二寸万万人均分之。”[66]陈蝶仙尤其热衷于以诗词遣兴，进入申报馆之前，他已热衷于在《同文沪报》的副刊上发表诗词作品:“有所作，辄披露于《新闻报》，别署惜红生，后《同文沪报》辟《消闲录》，蝶老意兴飙举，唱酬之作，连篇累牍而为之。”[67]
1911年冬，陈蝶仙来沪与王钝根初次见面，相见甚欢，表示愿在海上谋一席之地，与诗友唱和:“自言案牍劳形，颇复厌苦，愿得沪滨一席地，安笔砚，展琴书，日对良友，以诗词小说相唱和，生平之幸也。”[68]而凭借《自由谈》的传播平台，陈蝶仙以诗词小说相唱和的名士理想亦得以实现。
陈蝶仙一方面在《自由谈》上创作了《黄金崇》、《玉田恨史》等多部小说，另一方面好以诗词为消遣，在《申报》上与友人连篇累牍地进行诗词唱和。1914年1月6日，《自由谈》按照惯例在月初刊登稿酬启事:“天虚我生、超然、常绝、觉迷、剑啸、恨人、了青、渔郎、空闲子、剑秋、佐彤、瘦蝶、济航、蠖屈、孽儿、冰厂、侍仙、周允芳、海宁二我、率公、东埜诸先生鉴:去年十二月份备有润资，如不嫌菲薄，请向本馆账房陈宝贤君函取为盼。”[69]从这一则普通的领取稿酬通知中人们大致可以看出早期天虚我生的主要唱和对象。有时候文人之间的应酬、赠答之作亦有独抒怀抱，别有寄托之作:
兰池清夏气，雨后花缤纷。香风满庭户，怀仁当夜分。沪北有今雨，江东多暮云。蝉蜩催暑至，蝟蛚先秋闻。何处采芳草，从此美奇芬。浮海棲棲孔，书空咄咄吟。神交极千里，携酒愿论文。(《夏夜怀蝶仙·用颜延年呈散骑韵》)[70]
三年不见陈无己，欲写相思下笔难。记否瓜山明月夜，凭栏同听笛声残。欲往从君奈远何，聊凭尺素达微波。闲愁绮恨难删却，赢得诗成感慨多。(《怀天虚我生》)[71]
然而，多数情况下，这些唱和之作的成就乏善可陈，郑逸梅在《天虚我生往事》中回忆到“栩园诗剩，蝶老酬应之作，周拜花为之录存者也。拜花喜蝶老诗，见辄写留之，附《天风楼诗剩》，香雪楼词，颇多可诵之句，如‘黄罗色减南朝扇，红豆香消北部箱’，又‘萧萧病马秋风岸，点点归鸦老树村’，又‘鹌鹑出骨煎双脆，萝葡连皮渍五香，豆乳牛茶调味素，菜花鸡粥拌流黄’”[72]。旧体诗在这里更多地是承担了传统交际功能的文学载体，其社会学、文献学价值往往大于诗学价值。
借助《自由谈》的平台，申报文人常常在报刊上征集唱和之作，在数量最多的同题唱和诗中，作寿是最常见的一种唱和主题。例如1914年12月吴东园六十生日之际在《自由谈》上向海内文坛广征和诗:“六十自言敬求，邹老酒丐、高老太痴、陈公蝶仙、王公钝根、许公瘦蝶、周公瘦鹃、陆公野衲、沈公师隐、徐公伯匡、黄公云台、张公梦兰、沈公佩韦、程公筠甫、袁公锡侯、黄公守朴、朱公谦甫、袁公凤鸣、陈君小蝶、余生并唐袁生卓然、侯君洛蘅、郁君曼陀、徐子黍初、袁生鸳痕，诸大吟坛并乞希社及新乐府同社诸公，《申报·自由谈》投稿诸文豪、诸闺秀赐和。”[73]
此种情况在陈蝶仙担任《自由谈》主编时期达到鼎盛，而陈蝶仙的一首诗歌往往能引来几十乃至上百首合作。1918年6月8日，陈蝶仙在《自由谈》上刊登了《四十初度感赋》组诗，在诗的末尾对和诗的形式做了要求，“附白，如蒙赐和乞用四尺宣纸开十书之以便装裱屏幅汇印成帙”。诗云:
自落形骸已卌年，年来潦倒尚如前。半生事业惟诗卷，偌大家私剩砚田。笔墨贱偿今世债，文章无复自由权。能行吾素惟贫贱，不受人间造孽钱。
往事思量一惘然，卌年前是小神仙。桃花落后春无影，芍药开时五化烟。胜日园林成梦境，旧时哀乐悟情禅。光阴毕竟同流水，不怪宣尼感逝川。
离合悲欢事万千，纷乘最是廿年前。慈云散后诸魔现，天女来时众熊妍。尽把黄金买烦恼，空将水月证团圆。谁知梦醒邯郸后，犹欠今生未了缘。
不惯趋炎只自怜，十年韬晦让人先。牛衣卧泣悲前度，马帐传经望德贤。有限精神惟好睡，无情华发已盈颠。虚生岁月原如此，阴错阳差只听天。(予生于阴历六月四日而同人以阳历六月四为寿，故云。)[74]
今天看来，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文本的价值，而在于作为一个传播事件的文学史意义。陈蝶仙的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得到海内文人的关注和反馈，应和之作纷至沓来，有的和作甚至超过陈蝶仙的原作，如周拜花的《和栩园四十感怀原韵》:
尔我论交十数年，每从酒后与灯前。词章爱学黄山谷，画本尝摹沈石田。(君昔擅画，以指病不复作，予尚得有工笔山水一帧，至今犹珍袭之。)今雨不来思旧雨，人权安得夺天权。会当偕隐西湖里，明月清风不用钱。
诗才生小自天然，原是罗浮小谪仙。颠倒忘情同木石，纵横落笔扫云烟。奇文共赏诗中圣，绮语初删觉后禅。毕竟风流成结习，又寻花柳过前川。
任他世界扰三钱，兰玉分明已满前。史笔春秋评曲直，人情好恶别媸妍。交情似水年年在，好语如珠颗颗园。著作等身高六尺，一篇吾爱泪珠缘。
怀才不遇亦堪怜，腹笥便便负孝先。诗礼传家期后辈，词章名世压前贤。齐眉有偶偕梁案，拜石为兄效米癫。强壮年华甘退隐，忍将时局付之天。[75]
如果说传统诗词唱和时士人面对的是建立在私谊关系中的唱和对象，那么在以《自由谈》为平台的公共空间下的诗词唱和，文人之间面对的则是相对虚拟的唱和对象，大多数情况下，唱和对象之间甚至素未谋面，他们将这种由媒介平台联系的唱和关系称为“神交”，就像吴东园的和作中所谓:“千里神交已七年，虽居王后尚庐前。将军有约来金斗(予方来合肥故云)，词客相逢话玉田(海内士夫知君与予皆喜为词)。望重文章方有价，才高造化反无权。况能明月清风买，不用囊中一个钱。”[76]
从6月12日《自由谈》刊登第一首和作——临海杨镇毅的《和天虚我生四十初度元韵》起，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自由谈》上或连日或隔日便会刊登对陈蝶仙《四十初度感赋》的唱和之作，到7月11日，稿件仍源源不断地涌入《自由谈》，陈蝶仙不得不刊登稿件截止以及出版专辑启事:“辱承诸君赐和佳章，苦限篇幅，未能一一尽载。兹拟于六月望日截止，无论已刊、未刊，一律另印单本，定七月半出版。凡赐和者各赠一册并附券十张，届出版时再当广告。”[77]
1918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五，也就是陈蝶仙所说的“六月望日”，《自由谈》刊登了最后一组唱和诗金文憙的《和栩园四十感赋元韵》。这一组征诗，从1918年6月12日至7月22日，除了陈蝶仙的原作之外，《自由谈》上共刊登28组112首和作。在7月22日刊登的《启事》上，陈蝶仙除了刊发截止申明之外，还宣布拟将此次唱和之作辑录成册，付诸手民，是为《栩园倡和集》:“附白:辱承诸君赐和，多至二百余家，琳琅满箧，美不胜收。惟本报篇幅有限，未便以关于个人之作久占一栏，用于今日截止。另将原稿一一检付石印，题为《栩园倡和集》，仿四千名家手迹本式印成单行册子，俟出版日再当广告。陈栩谨启。”[78]
旧体诗承担文人间的交际应酬功能，然而流弊所及使形式因素与交际功能得到极端突出，旧体诗不免忽略了诗歌的言情本质与审美功能，遂成为新文学家口中所谓“必在自然淘汰之列”[79]的文学废物。然而，朱光潜反而认为，在熟练掌握了规矩之后，艺术游戏是一种富裕生命的表现，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一种艺术形式:“艺术和游戏都像斯宾塞(Spencer)所说的。有几分是余力的流露，是富裕生命的表现。初学一件东西都有几分困难，困难在勉强拿规矩法则来约束本无规矩法则的活动，在使自由零乱的活动来迁就固定的纪律与模范，学习的趣味就在逐渐战胜这种困难，使本来牵强笨拙的变为自然娴熟的。习惯既成，驾轻就熟，熟中生巧，于是对于所习得的活动有运用自如之乐。到了这步功夫，我们不特不以迁就规范为困难，而且力有余裕，把它当做一件游戏工具，任意玩弄它来助兴取乐。……每种艺术都用一种媒介，都有一个规范，驾驭媒介和迁就规范在起始时都有若干困难。但是艺术的乐趣就在于征服这种困难之外还有余裕，还能带几分游戏态度任意纵横挥扫，使作品显得逸趣横生。这是由限制中争得的自由，由规范中溢出的生气。艺术使人留恋的也就在此。这个道理可使用于写字、画画，也可适用于唱歌、做诗。”[80]
文人之间的诗词唱酬，是传统中国雅文化背景下诗意的文学交往方式，正如朱自清所言，“技巧也正是一种趣味”[81]，朱光潜认为，任何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的意味，而古典诗歌中所谓“文字游戏”之作，亦有其作为“文字游戏”的美学价值:
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中国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一点。我们现代人偏重意境和情趣，对于文字游戏不免轻视。一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去在形式技巧上做功夫，固然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不过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激”。就史实说，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文字声音对于文学，犹如颜色、线形对于造型艺术，同是宝贵的媒介。图画既可用形色的错综排列产生美感(依康德看，这才是“纯粹美”)，诗歌何尝不能用文字声音的错综排列产生美感呢?在许多伟大作家——如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中，文字游戏的成分都很重要，如果把它洗涤净尽，作品的丰富和美妙便不免大为减色了。[82]
王钝根等人主持的早期《自由谈》，曾出现文人之间大量的唱和应酬之作，唱和的主题涵盖了文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以祝寿为主题的吴东园《寿星明》、陈蝶仙《四十初度》，以悼念为内容的《了青追悼会》，以及文人宣传自己作品的酒丐邹弢的《三借庐剩稿》、天虚我生的《玉田恨史》等等。
概而言之，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申报》文人之间纷纭的应酬唱和包括赠序祝寿、伤悼逝世、诗社酬和、诗酒雅集乃至诗文集出版都可以看做是传统文人凭借报刊平台进行的文学传播事件;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诗词唱酬中文人之间带有竞技性质的巧妙的文字游戏和娴熟的艺术技巧的运用亦具有其独特文学审美价值;而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旧体诗词的文学唱酬体现的是不同社交场合下，各种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文学交往与文化交流，根植于深厚文化传统中的晚清民初文人正是通过《申报》平台的诗词唱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价值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