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论战与旧诗传播空间的缩小
1922年北社出版《新诗年选》，编者在《一九一九年诗坛纪略》一文中一面充满诗意地形容新诗正统地位的形成:“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而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另一方面则又不禁感叹新诗坛几乎无事可记:“直到一九一九年，新诗还没有出过集子。写不上多少句，要紧的事已记完了。中国诗坛这样寂寞，真令人说来抱愧!……要知道中国诗人实在还是很多的。试看哪家报纸，没有几句五七言做文苑?没有几则诗话诗说做闲谈?不过做新诗的还少罢了。不久做旧诗的都成了做新诗的，那怕诗人不盈千累万?那么再为诗坛记事就不容易了。”[55]
1916年10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致陈独秀的书信，对包括南社在内的旧体诗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议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龛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56]
胡适的批判引起了南社主持者柳亚子的强烈不满，他随后在《民国日报》撰文讽刺“胡适自命新人”，“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在他看来，白话文尚且有说理论事之优势，而白话诗却断无可取之处:
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诗文本同源异流，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殆不可少，第亦宜简法，毋伤支离。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诗界革命，清人中当推龚定庵，以其颇有新思想也。近人如马君武，亦有此资格，胜梁启超远甚。新见蜀人吴又陵诗集，风格学盛唐，而学术则宗卢、孟、亦一健者。诗界革命，我当数此三人。若胡适者，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宁足道哉，宁足道哉。[57]
对于深受传统文学熏陶的文人而言，在科学领域他们勇于承认落后，但在文学方面却始终抱有优越感。南社成员冯平写于1907年的一段话说出了当时一批人的想法:“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儿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儿之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其国学而学于人，不特贻祖国文界之羞，抑且为邻邦鸿儒所窃笑。”[58]
旧派文人对于新诗的态度，偏激者认为新诗所谓“新”并无意义，如汪精卫在为陈去病《浩歌堂诗钞》作的序中认为:“晚近学者，欲矫其弊，乃创为新诗。夫所谓新者，新其意境乎?抑新其格律声色乎?果新其意境，则格律声色虽无变，其旧何害?若徒新其格律声色而已，则所谓逐末者也。故诗无所谓新旧，惟其善而已。”[59]学衡派吴芳吉也说:“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60]
旧派文人中较为温和者则认为形式不重要，新诗与旧诗何妨共存，如姚鹓雏认为:“诗做的究竟好不好，不管是新体诗还是旧体诗，重要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等到新思想渐渐地遍及灌输到国人的脑子里，那时，新诗不求新而自新，陈腐的旧诗不必排斥也自废，而那些内容好的经得起咀嚼的旧诗，相信依然会‘不废江河万古流’的”[61]。这种主张与旧派文人对于白话小说的态度是一致的。
新文学对旧体诗的批判着力点集中于后者的交际应酬功能。刘半农认为“此种文学废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62]。周作人以仲密的笔名在1922年《晨报副刊》上发表《做旧诗》一文，表明立场:“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人的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就实际上说来，做旧诗实在是能不能的问题，并不是该不该的问题。”[63]
文人间的交往与应酬，这是旧体诗承担的重要文学功能之一，在早期报刊媒体上，旧体诗作为重要的补白内容曾大量出现，然而流弊所及，则出现了众多无聊的游戏笔墨充斥版面的状况，就像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述的:“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字林沪报》。……看到后幅，却刊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再看那署的款，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二十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甚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咏绣鞋》有句云‘者番看得浑真切，胡蝶当头茉莉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芸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诲淫之作呢。”[64]
学者姜涛认为:“排斥诗歌的日常交际、游戏功能，体现了相当苛刻的文学现代立场，及其对新的诗歌形态的规范力量”[65]，然而应酬诗学的流弊也确实使得新文学对旧体诗的批判落到了实处，旧体诗的危机不再空洞。
1920年代前后，旧体诗存在的正当性成为新文学批驳的重点，一方面通过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扩大新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通过频繁的论战否定旧体诗存在的合法性，试图从阅读空间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有效地促成旧体诗边缘地位的形成，这是白话诗正统地位确立的策略性选择。
仅就旧体诗的阅读空间而言，新诗的冲击未必能够马上使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纷纷弃旧体诗而就新诗;相反，惯性往往与习性的养成相关，旧体诗的写作和阅读都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改变的。1935年2月，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曾发起“征求五十年来百部佳作”，至当年十月告一段落，经各方推荐，共提出候选书目219种。其中诗词类共九种，分别为郑珍的《巢经巢室诗集》、金和的《秋蟪吟馆诗草》、廉南湖的《南湖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集》、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朱祖谋的《彊村语业》、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猛虎集》和郭沫若的《沫若诗集》。[66]九种诗词集中，旧体诗占到6种，新诗只有3种，可以看出旧体诗在社会上依然有广阔的阅读空间。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出了一张《诗学研究号》，清一色刊登的旧体诗，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报《文学旬刊》刊登了署名斯提的《骸骨之迷恋》一文对之进行批判，并提出“诗的生命，现在是消灭了”的论断，旋即，旧体诗的支持者薛鸿猷马上写了一篇批驳长文《一条疯狗》来驳斥斯提的观点:
旧诗生命已消灭这句话，如果是理想，那么简直是武断，无研究的价值。如果是调查所得，请他把调查的地点，时间，方法，核算的标准和结果，明白宣布。如果说是现在没有人做，那么我们以最销行的报纸而论，《申报》、《时报》、《新申报》、《新闻报》、《中华新报》，皆登载旧诗。以思想最高，而带有欧美化的杂志而论，《留美学生季报》本年第三期，所登载康白情君之诗，完全是旧诗，不过多几个新式标点罢了。至于《新声》、《栩园杂志》、《小说新报》、《半月》，各种杂志上，文言诗多极了。(我要申明一句，我引这些杂志，证明做文言诗的人，并不见少。却不是珍重这些杂志，因为自命新文学家之先导者，方攘臂一高呼，说这些杂志，贻害青年不浅呢。)更就中学(外人设立者除外)而论，无不教旧诗。专门学校及大学校(关于实业者除外)还有韵文一科，从事研究。这难道也是骸骨之迷恋吗?旧诗的生命，果真已经消灭吗?如果因为是古人做的，随古人以俱灭;则现在人并未不做旧诗，则其生命，又何曾消灭呢?至于新旧两字之范围，不当以时间分。其思想如果新，虽用文言用韵，我们不妨名之为新诗。思想若是旧，虽属用了许多新诗标点符号，堆砌了许多新名词……我们依然不能认他做新诗。[67]
虽然薛鸿猷所列举的《申报》、《时报》、《新申报》、《新闻报》、《中华新报》等几大报刊和《新声》、《栩园杂志》等鸳鸯蝴蝶派主办的刊物上旧体诗依然大量存在，但是旧体诗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逐渐退出报刊公共空间，重新回到私人唱和的领域进行传播却是一个事实。
1917年3月创刊于上海的《太平洋》月刊，开始设有“文苑”栏目，刊登梅园、狷公、樊山、一厂、宁太一、演生、吕碧城、刘宏度等人的诗词作品，后来这个栏目时常被删省。再如1919年1月10日创刊于北京的《国民》月刊，开始设有“艺林”栏目，刊载的“诗录”、“诗余”多为黄侃、汪东、吴梅、章炳麟等人的旧体诗词作品。第2卷第1号就改“艺林”为“新文艺”，登载新文艺作品，如俞平伯、罗家伦、黄日葵、常乃德等人的作品。[68]
例如北京的《晨报》第七版，本是典型的旧式副刊，旧体诗占很大的篇幅，但自1919年2月7日起即实行改革，主要发表鼓吹新思潮的白话散文和新诗等。又如上海的《民国日报》从1919年的6月16日起，取消黄色副刊(曾大量发表旧体诗)，而代之以登载新文学作品(包括新诗)的进步文学副刊。[69]
1921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先后改革，废除经营多年的“文苑”栏目，宣布不再刊登旧体诗，转而刊登西洋文学和新文学。这两大刊物的改革截断了宋诗派文人的公共传播空间，使得他们的旧体诗重新回到一个狭窄的私人领域进行传播。即使20、30年代，旧派文人还可以在《学衡》、《青鹤》、《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同人期刊上发表旧体诗，但在新文学的强劲攻势之下，旧体诗不再是各个报纸必备的副刊材料，几本杂志中旧体诗的存在并不能代表旧文学的实绩，从传播空间的角度来看，旧体诗的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