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旧体诗研究
二十世纪旧体诗研究横跨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但是相对于现代文学领域内围绕旧体诗的“现代性”问题和“入史”问题展开的激烈论争，古代文学领域内对二十世纪旧体诗问题的关注则显得相对平淡。
九十年代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旧体诗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始终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1990年之前的研究论文，其中总论性质的论文只有8篇，而个案分析的有29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这样寂寥的旧体诗研究状况中，能够敏锐地提出旧体诗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问题，已是难能可贵了。
1980年第2期的《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姚雪垠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一文，其中，他谈到了打破目前文学史只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的常规写法，提出“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的“大文学史”观。
姚氏认为，涵盖在“大文学史”的概念之下，除了五四主流白话文学之外，学术界还可以兼顾到许多长期被忽略和遗忘的旧文学作品和作家群体，姚雪垠在80年代提出的“大文学史”观有效地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深度和思想视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理性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旧体诗的研究，笔者以“旧体诗”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除去旧体诗创作之外，共搜索到相关研究论文355篇。钱仲联先生在《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中强调现代旧体诗应该占有文学史的一席之地:“文言文与白话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轻重，五四前后正好相反，而新旧文学‘差别是那样深刻，简直令人难信它们产生于同一民族’，但我们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对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作深刻的反思。五四之后的文学创作研究似乎全部是新文学的天下，似乎五四划了一道鸿沟，昔日盛行的文言文学作品就不再产生了。历史的真相是，五四以后产生的旧文学作品恰如五四以前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占有文学史上一席之地。”[9]
王晋光、涂小马等将《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一书分为诗集、词曲集、文集、诗文词曲合集四个部分，收录30年间出版的旧体文学别集和总集共322种，并在每一作品集的介绍中都涵盖了作家生平、创作背景和相关评价，为现代旧体诗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支持。
1998年，朱文华的《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把现代旧体诗现象置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作审视和考察，除了勾勒揭示出五四以来的旧体诗创作在各个不同阶段的风貌特征，还从整体上分析评述了五四以来旧体诗创作的各种倾向性问题。该书有专章讨论到近代旧体诗在大众传媒中的生存状态，可惜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此，因此尚留存了诸多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旧体诗的发展立场为经，论述了旧体诗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同时以众多流派的诗人群体为纬，论述包括南社诗人在内的代表性诗人，但该书并没有涉及近代旧体诗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
此外，孙志军的博士论文《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和时国炎的博士论文《现代意识与二十世纪上半期新文学家旧体诗》(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都站在现代文学立场上，考察新文学家旧体诗的现代性价值，并兼及新诗和旧诗的对立与调和关系。此外，二者都注意到新旧文学争夺《小说月报》、《小说海》、《小说大观》、《学衡》、《青鹤》、《大公报·文学副刊》等传播阵地的文学史现象。可惜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旧体诗与传播媒介的部分，内容相对来说都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孙志军的《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一文中，附录了《1919—1949年间刊印的旧体诗集》，可与《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互相参照。此外，潘建伟的博士学位论文《对立与互通——新旧诗坛关系之研究(1912—1937)》(浙江大学2012年)认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之前，旧诗仍是诗坛主流，并从新旧诗学的直接论争和互相印证来阐释新旧诗学之间对立与互通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提供的即是1912年以后新旧文学并存的文学场域景观。
其他与旧体诗研究相关的单篇论文则各有侧重，如马大勇的《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带着鲜明的学术史眼光，围绕“现代性”、“入史”等核心问题，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旧体诗词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就旧体诗研究现状提出了文献整理、个案研究等几个关键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探讨现代文学旧体诗入史问题的主要成果有袁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旧体文学亟待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马大勇的《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辨析旧体诗现代性属性的，如李仲凡的《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求索》2008年第12期)，陈友康的《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