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止:士人边缘化的制度开始
19世纪中叶，传统士人对于上海尤其是租界这个在夷狄掌控之下深受西风浸染的繁华之地，始终抱有排斥与警戒的态度。
传统士人甫一接触洋场繁华，在强烈的震惊之余，亦对西方文明之渗透产生深重的不安感，如《上海新报》上登载的一位士人初入洋场的矛盾心态:“同治十年，岁在辛未，孟冬之初，游于松江上海之洋场。叹异事也，西人毕至，华番咸集此地，有高楼大厦，煤灯电线，又有洋泾激湍环绕左右，倩以为桥梁水阁，寓目其标，岂无丝竹管弦之盛。一游一览，实足以乱我性情。”[69]
而更有甚者，有的士人居于上海三十年而不入洋场，以示夷夏之大防。据姚公鹤《上海闲话》记载，在同光之交的士林，对于上海洋场普遍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据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以与吾华习尚之不同，故士大夫既尽力致其攻诘之词(如左宗棠与友人书，诋新闻记者为‘江浙无赖文人之末路’)，并目上海为全国首恶地。又某道学家笔记，以生长上海，足迹三十年不涉夷场为有守。又湖北名士张某，寓书王韬，力劝其不应托庇外宇，盖皆同、光朝之事实也。”[70]
姚公鹤所谓左宗棠对上海新闻记者的诋毁，其原委在于昔日左宗棠驻守新疆，曾经委托胡雪岩向上海洋商借款1200万元。然而沪上报纸多有微词，左宗棠听闻有反对者，颇为震怒，遂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之语。
左宗棠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轻视实际上代表了那一时期普遍的社会心态，因为在晚清尤其是1905年之前，科举仕进才是读书人的正途，那些寄身报馆的落拓文人在科举制度的巨大阴影下，是普遍被社会轻视的边缘群体。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谈到，彼时社会醉心科举，文人寄身报馆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事情，昔日的报馆主笔甚至不敢透露自己的报人身份:
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一则虑其分心外骛，一则以报纸所载多不切用之文字也。彼时社会以帖括为唯一学问，而报纸所载亦实多琐碎支离之记事，故双方愈无接近之机。……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吾乡沈任佺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盖举世为科举梦所浸灌也。[71]
“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救贫，至于做官则在第二步。”[72]是年春夏秋三季，直是为科举忙碌。以寒士无恒产，为一生出路计，舍科举一途不能救贫。
在举世为科举梦所浸润的时代，在有着悠久学术传统的江浙地区，此种心态尤为深入人心。
明清以来，富庶的江浙地区始终在学术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教育机构的兴盛还是民间藏书的数量乃至科举人数的比例都在全国占有领先地位。江浙士人，只要家中略有资才，都不惜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所有的耕读之苦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光耀门楣。正如归有光所描述:“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73]
深厚的科举取士传统的浸染加上明清尤其是晚清士阶层的急遽膨胀造成了江浙地区举业竞争的白热化。例如，道光时江苏、安徽两省乡试取录定额144人，而应试士子却多至一万四五千人。即便是县级的初级考试，也是僧多粥少，如无锡、金匮两县，学额仅30人，而应院试的童生却往往多达一千数百人。[74]
历史学家王尔敏认为:“晚清十年，正为中国文士命运重大转变关键。甲辰(1904)科举停废，表面看只是一纸诏令，实则对中国文士打击深重。五百年来逢此巨变，固有社会体系由是崩解。此在江、浙两省最为显著，亦最见严重。”[75]如果说积重难返的科举制度使晚清士人不得不在仕途困境中艰难挣扎，那么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则给惯于在仕路上蒙昧挣扎的士人以釜底抽薪的剧痛。他们此前所引以为豪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文化制度的骤然转变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产生了断裂与失落。
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曾深切地流露出科举制度废除对于一代士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所造成的巨大的冲击:“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76]
一般说来，传统士人的生计不外乎三种:塾师、儒医与幕僚，其中坐馆授徒又是士人最体面、最常见的谋生手段。包天笑在进入报刊媒介之前认为:“我的前途，注定了两件事，便是教书与考试，考试与教书。在平日是教书，到考试之期便考试，考试不中，仍旧教书。即使是考试中了，除非是青云直上，得以连捷，否则还是教书，人家中了举人以后，还是教书的很多呢”[77]。
科举废除之后，子弟们纷纷弃旧学而向西学，对于刘大鹏等内地乡绅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使他们失去了菲薄的书院膏火，甚至还断送了他们舌耕度日的生计。
然而，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浙地区，失去了科举制度的庇护，传统士人有着更为多样的谋生之路，其中，寄身报馆就是最常见的一种选择。因此，众多江浙文人纷纷流向上海，成为卖文求生的口岸文人，此后遂有通俗文学的蔚为大观:
江浙文风鼎盛，为全国之冠。人人苦读经传，十年寒窗，以博科名。甲第首选，多为江浙猎获。入仕正途，通显捷径，士人争竞以赴，形成普遍风气，并亦构成一定社会体系。儒师砚耕，恃为衣食。举子莘莘，慕求功名。入仕显达，财势俱已在握。今既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举子弃学，儒师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他能，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已非彼名也。略考此期通俗文学作者，多流寓于通商口岸，又多为江、浙、闽、广四省文士，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78]
传统士人寄身于报馆并非有志于献身新闻事业，而是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于场屋困顿，久应科考而不售。《申报》等早期报刊的主笔和主要投稿者都曾经有过多次科考不中的经历。
钱昕伯，秀才，浙江吴兴人，名徵，别号雾里看花客、修月楼主人，为《申报》第二任总主笔，任职时间为1884—1898年。早在《申报》创刊之前，钱昕伯就曾受命于美查，前往香港考察，并征求王韬的意见。
何桂笙(1840—1894)，秀才，名镛，浙江山阴人，别署高昌寒食生、山阴悟痴生。何氏“幼负不羁才，有神童之誉。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即食饩。屡试辄高等，乡父老咸以远到期之。屡膺鹗荐，未遂鹏搏，郁郁不自得”[79]。
蔡尔康，秀才，江苏上海人，字子茀，号紫绂，别署缕馨仙史。1873年起以“不愁明月馆主”之号在《申报》发表诗词。并于1876—1878年在《申报》担任编纂，后主编《民报》和《瀛寰画报》。蔡氏曾八次应试而不中，所谓“堂备满荐，八试不售”是也[80]。
吴子让，江西南丰县人，曾担任六年《申报》主笔，美查誉之为“少负大志，于学无所不窥”，以太学生应省试受挫而放弃帖括之业。后来被曾国藩赏识，纳为幕僚。
韩邦庆(1856—1894)，江苏松江人，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花也怜侬。1892年创办《海上奇书》杂志，著有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韩氏“自幼随父宦游京师，资质极聪慧，读书别有神悟。及长，南旋，应童试，入娄庠为诸生。越岁，食廪饩，时年甫二十余也。屡应秋试，不获售。尝一试北闱，仍铩羽而归。自此遂淡于功名”[81]。
葛其龙(?—1886)，浙江平湖人，字隐耕，号龙湫旧隐，别署寄庵老人。早年科场失意，曾以“岂有才华惊海内，空教辞赋动江关”[82]之句抒发内心的牢骚。葛其龙自《申报》创刊之年起，便以龙湫旧隐的别号在《申报》和《瀛寰琐纪》上发表诗词作品，并组织诗社雅集，一时成为早期《申报》旧文人群体的核心。较于其他士人更为幸运的是，葛其龙曾在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顺天乡试中试第十名，实现了自己的举业梦。[83]
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又号司香旧尉，别号瘦鹤词人，晚号守死楼主，江苏无锡人。同治五年(1866)随父迁居苏州。光绪元年(1875)为诸生，然入泮后，尝十试秋闱，皆遭弃。因此葛其龙在《三借庐集》的序言中感叹邹弢的命运为:“翰飞富于才而穷于遇，当世卿大夫无非慕其名爱其才者，而绝不闻一为推挽至以卖文糊其口，可谓穷矣”[84]。旅居沪上时期，邹弢与葛其龙、袁祖志等海上文人时有唱和。光绪五年(1879)，葛其龙中举，邹弢怀着复杂的心情赋诗一首:“遥闻君报捷，我更愧樗蒲。燕市芳踪隔(时君应京兆试)，吴江客思孤。烟情凉菡萏，秋梦眷蘼芜。海上同赓唱。殷勤记得无?”(《沪上龙湫旧隐葛隐耕孝廉(其龙)》)[85]
李伯元(1867—1906)，秀才，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常州人。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指南报》，以此揭露时弊，劝善惩恶。不久，改办《游戏报》，后又改为《繁华报》，并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出版《绣像小说》半月刊。李氏生于仕宦之家，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出身，但却仕途失意，“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86]。
袁祖志(1827—1898)，字翔甫，号仓山旧主，浙江钱塘人，袁枚孙。咸丰时官县令，后寓居上海。晚年结庐称吟社，有《谈瀛阁诗稿》。1876年至1882年，任上海《新报》主编。光绪十九年(1893)下半年，应聘为《新闻报》总编辑。
袁祖志曾有七次应试而不中的经历，1877年，他在五十岁生日之期所作《五十述怀》流露出科场失意后的释怀:“已是人生半百身，有才无命例沉沦。传家岂必科名重(余七次应试不售)，入世惟存面目真。牛马凭他为月旦，惊风独我困风尘(亲友同侪中乱后多膺显秩)。一言慷慨逢人说，廉吏儿孙不讳贫。”[87]但1879年，他又作诗鼓励好友葛其龙赴京兆应试:“壮志宜乘破浪舟，如君不负海天游。蓬瀛近接三霄路，桂窟高含八月秋。此日吟诗推卓卓，他年敷政定优优。长安道上人文萃，应让宏才出一头。”(《和葛隐耕其龙留别原韵即送由轮舟应京兆试》)[88]
早期报人的价值观念深深根植于儒家传统，在举世文人皆沉浸于科举梦的时代，寄身报馆，秉笔西人，终非长久之策，而他们向士林回归的唯一方式是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中举为止。《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就是一位由报人重新回归士人的典型例子。
蒋芷湘，浙江杭州人，字其章，号蘅梦庵主，别号小吉罗庵主，曾于1872年至1875年在《申报》担任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出身读书世家，“师从沈祖懋、钱振伦、薛时雨”。他在进入申报馆时已经是举人，任职《申报》主笔期间仍然对举业功名念念不忘，光绪三年丁丑年(1877)，蒋其章终于科举成功，“会试中式第五十六名，殿试第三甲第四十九名，朝考二等第四十三名”[89]。考中进士之后，蒋芷湘遂放弃了《申报》主笔的职位，于光绪四年春离开申报馆，赴甘肃省敦煌县令之任。
相对于其他士人来说，蒋芷湘是颇为幸运的。王韬在墨海书馆期间曾经两次参加科举考试，1905年接替黄协埙担任《申报》总编纂的金剑花在1903年还积极赴试，隔年，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钱昕伯、何桂笙、蔡尔康等人都是在考中秀才之后便屡试不中，不得已在西人的报馆书局中消磨掉了昔日的雄心壮志。
既不能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主流士人群体，又不甘于自认为不光彩的报人身份，早期报人的矛盾心态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常常感叹寄身报馆，秉笔西人是令人蒙羞的雕虫小技。吴绮缘曾感叹道:“嗟乎!吾曹昂藏七尺躯，处此浊世，不思有以自见，乃犹日握铅椠，从事于稗官家言，夫亦可耻甚矣!”[90]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因为从事小说创作而愧不能当:“丈夫不能负长枪大戟为国家干城，又不能著书立说以经世有用之文章先觉觉后觉，待恃此雕虫小计与天下相见，已自可羞。”[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