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转型对鸳蝴派的冲击
1921年前后，挟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势头，白话报刊纷纷兴起，一些老牌的商业报刊在此氛围下不得不着手改革:“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波浪中得了全国青年的同情，立定了脚跟。南北各地，刊行了四百种以上的白话报，其中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为最有势力。南北各日报的附刊，也白话化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一时为青年最爱好的读物。不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也完全改变为白话文的刊物了。”[16]
同样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老牌杂志，同样受新文化运动冲击而被迫改革，如果说《东方杂志》的改革打击的是宋诗派、同光体诗人，那么，《小说月报》则打击的是拥有广泛读者基础的鸳鸯蝴蝶派文人，而作为一本由旧到新的纯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的革新又常常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凸显出旧文学被新文学替代的象征意义。
从1910年创刊到1920年改革，前期《小说月报》共经营了10年，分别由王蕴章和恽铁樵担任主编，恽铁樵负责的是三到八卷的主编工作，而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几期杂志则是由王蕴章完成的。王莼农，名蕴章，别号西神，无锡人，南社社员，擅长骈文、词曲，曾任巡抚衙门幕友，与鸳鸯蝴蝶派过从甚密，所作小说多为他们所推崇。
前期《小说月报》不论是编者还是读者，都受到传统文学的濡养，胡愈之曾说:“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一百多位编辑或助理编辑，大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科举出身的士大夫。”[17]同时，第二任主编恽铁樵曾总结《小说月报》读者群为:“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商界农界读者必非新小说籍，曰其然，恐今犹非其时。是故月报，文稍艰深，则阅者为上三种人之少数;月报而稍浅易，则阅者为三种人多数。”[18]
《小说月报》在1910年创刊号的《征文通告》上即声明广泛征集旧体诗文:“如荷惠寄诗词杂著以及游记、随笔、异闻，轶事之作，本报一经登载，当酌赠本报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原稿概不退还。”[19]从1910年创刊号开始，《小说月报》即设立“文苑”栏目刊登旧体诗词，直到1920年第10期，前后维持了10年之久。柳亚子、高吹万、易顺鼎、李拔可、汤荣宝、樊增祥、陈衍等传统士子常常围绕着共同的主题，以《小说月报》为平台，诗词唱和，建立与维护传统文学传播网络。王蕴章曾画《十年说梦图》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叙》，自言“将以作无声之诗史，诉遥怨于灵修也”。王氏对于《小说月报》前后十年之久的文人唱和平台的建立颇为自豪:“昔王筠之集，不止一官;白傅之诗，亦分五本。而溯丛书于笠泽，雪綦为劳;拟酬和于西昆，风流未歇。珠非纪事，自成乙乙之穿;竹可编年，聊引鸟鸟之唱。盖自庚戌岁为涵芬楼草创《小说月报》，中间离合不常，一为前马，再使续貂，聿至今兹，适届十稔。”[20]
《小说月报》的革新分两个阶段完成，从1920年1月到12月的这一年时间内为“半革新”时期，1921年之后为“全面革新”时期，茅盾回忆当时的情形:“当年(1919年)十一月初，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21]半革新时期，虽然“文苑”等栏目依然保留，文人的旧体诗词唱和依然在进行，然而，在茅盾看来，这蕴含着变革力量的1920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1920年1月出版那期开始，亦即《小说月报》第十一卷开始。这说明: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22]
半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试图走两边讨好的折中路线，结果却两面不讨好，销量的下滑已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事实上，这半年来，《小说月报》的销数步步下降，到第十号时，只印二千册。这在资本家看来，是不够‘血本’的。……然而，冶新旧于一炉，势必两面不讨好。当时新旧思想斗争之剧烈，不容许有两面派。果然像王莼农自己所说，他得罪了‘礼拜六派’，然而亦未能取悦于思想觉悟的青年。而况还有不肯亏‘血本’的商务当局的压力。”[23]
1920年2月3日，张元济出席商务董事会第237次会议，会上，张元济分析上年营业减退的原因认为“现在各省自编教科书，又新思潮激进，已有新妇女、新学生、新教育出版。本馆不能一切迎合，故今年(按指旧历)书籍不免减退”[24]。在1919年3月14日，谈到商务印书馆滞销的图书情况，“经查历年滞销书60余万元，其中实用书30余万元，杂志11万余”[25]。
1920年11月下旬，张元济与高梦旦商请沈雁冰主编并改组《小说月报》，并在本年最后一期杂志上刊登《本月刊特别启事》，预告1921年的全面改革:
爱读本月刊诸君子，本月刊自与诸君子相见，凡十一年矣，此十一年中，国内思想界屡呈变换，本月刊亦常顺应环境，步步改革，冀为我国文学界尽一分之力。此固常读本刊诸君子所稔知者也。
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学已过其建设之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之既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职。自明年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研究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当亦不同。[26]
改革后的《小说月报》“面目一新”，呈现出迥异于前期的特点。从栏目设置上来看，“文苑”、“弹词”、“杂载”等旧体文学的栏目被取消，而与新文学宣传密切相关的“海外文坛消息”、“社评”、“译论”、“读者文坛”的现代文学栏目成为重头戏。从作家群来看，林纾、程瞻庐、许指严、徐卓呆、周瘦鹃、胡怀琛、陈衍、陈散原、庄俞等旧派文人全面退出《小说月报》，而周作人、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许地山、郭绍虞、冰心、郑振铎、庐隐、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成员成为《小说月报》标榜的新作家群。
按照茅盾在回忆录《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中的说法，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销量甚好，不断加印:“改组的《小说月报》第一期印了五千册，马上销完，各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七千，到第一卷末期，已印一万。[27]”似乎文学革新运动与这本老牌期刊的转型一样，前途一片光明。
事实上，作为一个曾长期由鸳鸯蝴蝶派主持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改革带来的震动与引起的论争，远远大于《东方杂志》的变动。
就一般读者而言，他们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是由鸳鸯蝴蝶派的通俗作家所培养起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已经烂熟于心，甚至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而《小说月报》的改版打破了他们所熟悉的阅读习惯与叙事方式，新的理论、新的思维成为了他们阅读中最大的障碍。据徐念慈统计，当时的读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财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28]那些充满着新名词新思想的欧式白话文往往成为一般读者阅读的障碍，茅盾书信中亦承认:“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他们来信骂的亦骂论文，说不能供他们消遣了!)”[29]
对于上海的旧派文人而言，“本来在《新青年》、《新潮》上鼓吹的新文学运动，却挟势南下，顷刻之间占了他们的衣食之具，这当然引起恐慌，新旧文学之争一触即发”[30]。此时，海上文人与旧派文学的危机不再抽象，新旧文学之争成为一场涉及到文化资本、传播阵地、读者市场的文学场域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