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词为补白”:旧体诗结缘报刊
在《申报》刊载旧体诗的77年历史中，竹枝词尤其是上海洋场竹枝词的兴盛是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事实上，竹枝词在早期《申报》上所形成的蔚然风气除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之外，还与近代中文报刊发轫初期，交通转运之滞后、新闻意识之淡泊以及新闻队伍的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19世纪70年代，在开化最久的上海，尽管《上海新报》已存在了10年之久，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仍属草创阶段，彼时报刊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颇为匮乏:“其始间日出一纸，印以中国毛太纸，篇幅固甚狭小，所载多诗文之类，间及中外近事，类皆信笔点缀，如传奇小说然，人皆不甚重视之。”[2]
早期中国公共交通的不顺畅严重制约了报刊发行和新闻传播的速度，1853年香港月刊《遐尔贯珍》(ChineseSerials)的编辑这样说道:“中华不似泰西诸国，恒无分送日报，又无置邮递信更为迅速驰骤。平时透达信息，多由耳食传闻，或由书简寄送。素有带书函以资当生，其日行至速亦不逾一百二十里，故此土相距辽远之事，颇难早得确耗。”[3]此种情形直到30年后，仍未有大的改观。
1880年，傅兰雅谈到江南译书局的销售情形时感叹交通设施的落后依然是影响书籍销售的重要原因:“惟中国邮递之法，尚无定章，而国家尚未安设信局，又未布置铁路，则远处不便购买。且未出示声明，又未分传寄售，则内地无由闻知，故所售之书尚为甚少。若有以上各法，则销售者必多数十倍也。”[4]
而在《申报》创刊时期，交通阻滞亦是制约《申报》发行和销量的重要因素:“当咸同之世，风气未开，交通艰阻……日出不过一页，行销不逾千份。”[5]这也是《申报》管理者在报纸初创时期必须克服的重要困难。
在1872年4月30日的《申报》创刊号上，《本馆条例》申明:“本馆之设新报，原冀流传广远，故设法由信局带往京都及各省销售。”因此，创刊之初，《申报》即依托民信局发行报刊，建立起庞大的国内发行网络，实现了“流传广远”的发行目的。据包天笑回忆，1884年左右在苏州，每天下午就能够读到隔天出版的《申报》。[6]发行渠道的畅通使得《申报》的销量持续上升:“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本报初创时……每日销数约六百张。……十三年(1874)终，销数增六百余张。光绪二年(1876)五月，销数益广，每日达二千余张。三年(1877)，忽增至五千张。六年，重要各都市，无不有本报。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南昌、九江、香港、安庆、保定、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杭州、福州、苏州、扬州、宁波、烟台等处。”[7]至此，《申报》已在“各省码头风行甚广”[8]。
《申报》经营早期，报纸发行的快慢是与交通运输是否顺畅成正比例的。例如1872年12月16日《申报》曾刊登如下告示:“近因天津轮船业经守冻封河，所有京报邸抄均须陆路转递，陆路跋涉维艰以至传送稍慢。”1874年《申报》中也发表了关于运送京报的告白:“以后河水既沣，火船复开，故京报邮来较速。”[9]
19世纪70、80年代，《申报》常常会在冬令季节刊登如下告白:“本馆自开设以来，所有京报上奏疏必按日分排，谕旨则随到随录，仰蒙官商称便，众口同声。但每逢冬末春初，北洋封河，轮船停止，各信须由旱路寄来，未免稍稽时日。”
从创刊号开始，《申报》前四号为隔日刊，而第五号开始为日刊，但星期日却不出刊。其原因亦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1872年的《申报》常常刊登这样的告白:“十一月份，除初三日、初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无轮船开，不发，余每晨准发一张，风雨不改。”[10]这里所列举的初二、初九、十六以及二十三日，都是星期天。可见《申报》星期天不出刊的直接原因在于这几天轮船停开，报刊无法如常送达。
近代中国公共交通的滞后是早期报纸版面新闻内容匮乏的重要原因。《新闻报》主笔孙玉声回忆创刊时期报刊编辑常常处于“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
第当日犹轮轨未通，交通迟滞，各埠访函之来，远道者十数日，或数十日不等，即近如苏杭，亦须二三日始达，电报则仅上谕可传外，其余无只字，故主政者于每日报中材料，颇感困难。一届冬令封河，京津各道消息不通。岁除各官署封印以后，未至开印，公牍俱无，致巧媳尤难作无米之炊。不得已，乃以论说充篇幅，间及诗词杂稿。呕尽心血，煞费经营，故每与前辈主笔天南遁叟王丈紫诠等，道及笔政之主持不易。余在新闻报十有一年，泰半度此岁月也。逮夫宣统以还，铁路广通，邮局遍设，千里之函，朝发夕至。报章内容于是丰富。阅者渐众，而报馆亦日多。各奋其竞争之心，消息必求迅速，乃有专电一栏之设。如遇地方要事，即由访员电达，登载靡遗。……昔之所以不能若人者，一缘邮电未通，报纸编辑不能完善，一缘风气未经大开，故阅报之人犹鲜耳。[11]
“不得已，乃以论说充篇幅，间及诗词杂稿”，新闻稿件供应的不及时直接促成了文学类稿件在报刊上的大量涌现，旧体诗成为填补新闻版面的重要补白材料。孙玉声所谓“余在新闻报十有一年，泰半度此岁月也”，也就是说从《新闻报》1893创刊之时起至宣统元年(1909)邮局和电报普及以前，因交通的阻滞而用旧体诗词填充版面的状况非常普遍。1872—1905年间，早期《申报》出现的第一个旧体诗唱和高潮正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
《申报》创刊号上的第一条新闻为《驰马角胜》，报道了当时上海租界西人赛马的盛况，其记录颇为简略:“西人于廿二至念四日连日驰马角胜负……其驰马之际，西人则异样结束，务求精彩或二三骑或三四骑，联辔而行，风驰电疾，石走沙飞，各向前驱，不为后殿。”[12]
而在第二号《申报》上又刊登了第一任主笔蒋芷湘的一首名为《观西人斗驰马歌》的诗歌，较之新闻稿件的质木无文，这首诗歌反而在渲染赛马氛围，描摹比赛状况方面都更胜一筹:
春郊暖衰杨丝风，玉鞭挥霍来花骢。西人结束竞新异，锦鞯绣袄纷青红。广场高飐旂竿动，圆围数里沙堤控。短阑界出驰道斜，神骏牵来气都竦。二人并辔丝缰柔，二人稍后飞黄虯。更有两骑同时发，追风逐电惊双眸。无何一骑争先驶，参差马首谁相避。后者翻前前者骑，奔腾直挟狂飙势。草头一点疾若飞，黄鬃黑鬣何纷披。五花眩映不及瞬，据鞍顾视犹嫌迟。四蹄快夺流行捷，尾毛竖作胡绳直。须臾双骑瞥已回，红旗影下屹然立。名驹血汗神气间，从容缓辔齐腾骞。后者偃骞足不前，桥根盘辟斜阳天。是时观者夹道望，眼光尽注雕鞍上。肩摩毂击喝彩高，扬鞭意得夸雄豪……
早期《申报》中刊登的大量竹枝词说明在以文学稿件填充报纸版面的时代，文学的通俗性得到了凸显。《申报》创刊号的《本馆告白》认为过往的遗闻记载不具备通俗性，“然所载者皆前代之遗闻，以往之故事且篇幅浩繁，文辞高古，非荐绅先生不能有也，非文人学士不能观也”，而《申报》则务必在文章的通俗性上下功夫，使“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13]。旧体诗作为重要的报刊题材之一，自然也不能例外。
近代报刊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旧体诗的传播方式，同时报刊的通俗性亦深刻地制约着旧体诗的审美风向。晚清著名报人严独鹤认为报刊文章若陈义过高，则失去其报纸的通俗教育功用:“文艺之作，宜取高雅。此固正当之论。第就报纸之性质以言之，则陈义过高。取材过雅，皆似不适于普通读者。盖报纸之功用，舍传播消息，主持舆论外，亦可目为通俗教育之一种利器。与其他艺术专书文学著作，只供通人研究者不同。若一编既出而不能得一般人士之了解，则已失其报纸之效用矣。”[14]
事实上，早在西人创办宗教性刊物的时期，旧体诗词的通俗性已经受到了关注。李提摩太曾在《万国公报》上征求教义方面的诗歌，要求“按章作成中国诗式，或五言七言绝句、律句、古风、排律、或词或赋，各随其便。……又要词意简明，不嫌浅白，令不读书之男女老幼凡闻见者显而易晓”[15]。
《申报》创刊号上向广大文人征求诗文作品:“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事实上，文人韵士的短什长篇包括长韵、绝句、律诗以及曲词等在《申报》初创的三年中都鲜有刊登，相反，在《申报》中大量出现，不断掀起文坛波澜的也不是“天下各名区竹枝词”，而是反映上海市民社会景观的洋场竹枝词。
竹枝词是风土诗的一种，起源于四川巴渝民歌，最初是一种用以日常唱答的歌词。其形式为七言四句，类似于七言绝句。由于竹枝词不重视平仄、不求对仗亦极少用典，因此在诗歌的吟唱上更为活泼自由，可以不拘一格，随意成韵。
竹枝词最大的作用在于移风易俗，补正史之阙，所谓:“世衰道微，礼乐教化不行于上，骚人墨客抚时感事，发为诗歌，往往移风而易俗，其感人之速，入人之深者尤为竹枝词。”[16]因此，竹枝词具有社会史和民俗史的多重价值。正如唐圭璋所说:“(竹枝词)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非仅诗境得以开拓，且保存丰富之社会史料。”[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