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唱酬:交际网络的建构
作为传统的中国文人，最重要的文化认同在于文人之间的诗词唱和，在江浙文人汇聚的近代上海，离开了传统血缘和地缘纽带的士子文人尤为迫切地需要通过诗词唱和重建文化交际网络。当日情状正如陈三立所云:“当国变，上海号外裔所庇地，健儿游士群聚耦语，睥睨，指画，造端流毒倚为渊薮，而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摅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或稍缘以为名，市矜宠。”[40]而在中国近代报刊业高度发达的上海，文人士子除了可以展开私谊之间的诗词唱和外，还可以借助新兴的报刊媒体，在公共空间进行唱和。
文人的聚集自然少不了往来唱酬，近代上海出现了不少传统诗社，其中，希社因其发起人高翀与《申报》的特殊关系，而得以借助《自由谈》的平台进行社友间的诗词唱酬。希社是1912年8月27日由高太痴等民初遗民在上海豫园发起成立的，以“冀卫圣教，昌明国学”为社旨，以兴学、讲道、编书为职志的文人社团。1920年高翀故去，众人推邹弢为社长，希社由是中兴。入社之初，主要成员有有潘兰史、邹弢等140余人。1913年1月21日，高太痴在《自由谈》上发表五言古诗《希社成立首唱五言古三十四韵》:“吾爱东林贤，气节激弥奋。绝学几其复，结社维英俊。张(溥)陈(子龙)杨(庭枢)夏(允彝)辈，不翅骖之靳。名满苏松间，流风迨挽近。……壬子七月望，希社遂发轫。……为感辰星疏，耆旧今已仅(此言希少之意)。庶以回晦盲，重知履古训(此言希冀之意)。……吾侪生不辰，讲学固其分。希之与夏几，实同后先进。幸昭息壤盟，合布文坛阵。风雅存正始，义理辨精蕴。放怀起高咏，寄与酌芳醖。”[41]从这首五古中，可以看出高太痴倡议成立希社，无非是为了在新旧嬗变的过渡时代，追慕明末文人遗风，以结社的方式来挽救世运沉落并使文人风雅以存。
希社成立之后，社友们的许多次重要唱酬活动都有诗词作品刊登在《自由谈》上，例如，1913年10月希社小集，初期司社事者邹弢曾作《希社小集招致同人成三绝句呈请同社正和》:
六十光阴付逝波，匆匆又是四年过。交游几辈晨星散，落叶西风感慨多。
菊花深处小楼开(余于蒲西寓庐建小楼曰守死)，同社联欢酒百杯。醉态掀天狂盖地，太平时世栋梁材。
老病垂危又转生，苍苍爱我亦多情。庄周土盎刘伶钟，几度踌躇用不成。(七月病伤寒，八日断饮食，幸同门徐馥荪仆仆来乡，力主医药，得以不死。)[42]
海上文人脱离乡土关系，以笔墨为谋生工具，同时，他们在繁华的沪滨城市迫切地需要重建社交网络，寻找身份认同，因此，希社的出现恰逢其时。吴东园在1914年3月8日的《自由谈》上刊登《寿星明》词一首，其前言即提到民国初期希社建立受到普通士人的欢迎:“光复后，江淮皖浙间旧日吟俦大半不知所在。自陆君新乐府征稿不惮许子之烦，乃作微生之乞，通音向者止十之二三，颇有离索之感。去年秋，杨中将绍彭招往秣陵，未举。岁暮客小海，袁君凤鸣出高先生太痴手书见示，招入希社雅谊拳拳，感此何极，海内知己天涯比邻，为填短令以寄遐思。”[43]
承蒙招引入社，希社社友普遍对高太痴感念不已，“声气由来重应求，私衷久愿识荆州。传书何处寻黄耳，对镜无端恼白头。招我陶潜催入社(谓招我入希社)，依人王粲怕登楼。江南遍地生红豆，两字相思嵌采骰”[44]。他们常常在《自由谈》上表达对高太痴的仰慕之情:
早岁风流名士，晚年道学先生。万言起草日，纵横政治，热心革命。两泪酸辛，漫洒一腔怨恨。谁明沧桑，阅后志弥贞。看取黄冠小影。
著作飘零剩几，生涯萧瑟逾初。小斋花莳百盆，余聊以慰情课女。希社直追卧子文园，久病相如可怜。结习总难除，犹是论今说古。[45]
在《自由谈》这个传播平台中，除了多次发表希社的小集课题外，传统士人还在旧体诗词中寄托了社友之间深厚的友情。例如以下两组诗，一为生离，一为死别，无论何种情感，都可以凭借《自由谈》的媒介力量，迅速地传播开来:
料理轻装到鄂城，且将来路作前程。晴曦赫赫刚三伏，尘海茫茫已半生。海外同文防启廛，国中多难未休兵。只因菽水关心切，又作他乡觅食行。
一家都在阖闾城，却自劳劳赴远程。身世已非晓苦趣，风尘重堕慨浮生。记从希社联吟友，每解愁围仗酒兵。怅与文坛暂离别，东风无奈促人行。[46]
真率论交二十秋，居同里巷复同游。今年希社君新入，雪里飞鸿一爪留(希社丛编曾刊君诗一首)。维摩示疾只经旬，何意匆匆遽反真。太息高斋重过日，药炉书卷已生尘。
拼把浮名换酒徒，醉中拊缶唱鸟鸟。风流阗寂山河邈，莫问黄公旧日墟。儿能好学妇能贤，亦足承家慰九泉。一事教人肠欲断，高堂白发哭青年。[47]
除了在报刊开拓的公共空间进行诗词唱和，《申报》文人亦常常在酒阵诗场的私人聚会中诗词唱酬，例如周瘦鹃所谓“狼虎会”就是他们诗酒唱和的文人盛会，亦是对王羲之开创的名士流风的继承:“去岁，与天虚我生、钝根、独鹤、常觉、小蝶、丁悚、小巢诸子组一聚餐会，锡以嘉名曰:狼虎。盖谓与会者须狼吞虎咽，不以为谦相尚。……天虚我生即席赋诗寄拜花余杭(拜花，吾宗，隐居于杭，亦酒阵诗场中一健将也)，诗前系小序云:‘于休沐之日每一小集酌，惟玄酒朋，皆素心。而常与斯集者，有钝根，独鹤之冷隽，常觉、瘦鹃之诙谐，丁、姚二子工于丹青、江、杨两君乃善丝竹;往往一言脱吻，众座捧腹，一簋甫陈，众箸已举，坐无不笑之人，案少生还之馔。高吟喌喌，宗郎之神采珊然;击筑呜呜，酒兵之旌旗可想。诚开竹林之生面，亦兰亭之别裁也。’”[48]
1921年之后，虽然旧体文学不断受到来自新文学的猛烈批判，然而鸳鸯蝴蝶派由于拥有广泛的市民读者而牢牢地占据着上海报刊文化市场，他们除了在报刊杂志发表旧体诗与读者群体进行公共空间的诗词唱和外，还与鸳鸯蝴蝶派文人之间组成诗社，进行私谊空间下的传统文人唱酬。当时鸳鸯蝴蝶派比较著名的文人社团有上海的“青社”和苏州的“星社”，郑逸梅在《记过去之青社》中所言:“民十之际，小说杂志，有中兴之象。诸作家有集团之举，怀酒联欢，切磋文艺，法至善也。集团之负盛誉者，在苏有星社，在沪则有青社。”[49]
青社成立于1922年7月上海，社友有包天笑、周瘦鹃、何海鸣、许廑父、胡寄尘、江红蕉、程小青、徐卓呆、张舍我、张碧梧、张枕绿、范烟桥、王西神、严独鹤、王钝根、朱瘦菊、赵苕狂、程瞻庐、沈舜钟、严芙孙、毕倚虹、李涵秋等。
鸳鸯蝴蝶派文人多为江浙旧籍而寄居上海，他们在创作通俗小说的同时，自然需要一个社团进行诗酒雅集以及完成文化身份的认同。和青社成立的原因相似，星社的成立亦是满足了苏州文人在上海文学出版界的私谊交往与群体聚合:“二十年前，上海的出版界呈着蓬勃的气象，小说定期刊物多至十数种，写作者有许多是苏州的文人，由于文字的应求，就常有琴樽的雅集。其间有一个小小的团契，称为‘星社’。”[50]“星社”于1922年8月成立于苏州留园拥翠山庄，最初发起人为范君博、范烟桥、范菊高、顾明道、赵眠云、郑逸梅、姚苏凤、屠守拙等8人。星社的结社方式颇为松散，然而，在文人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诗酒往来之中，星社的社员发展到105人之多，且维持了整整十五年之久，成为影响上海文艺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团体力量。在1921年到1936年间，“主编上海报纸副刊、杂志、小型报的，更多星社社友，在声应气求的原则上，星社社友的作品自然占着文艺界相当的地位。起初以小说作者为多，后来书画金石电影戏剧一切从事于文艺工作的，都有参加，从此这发动于8颗小星的星社，形成了无所不包的集团了”[51]。
“文社的结合，以明末为最盛，几复两社的文章气节，足使史乘生色不少。因此流风遗韵，三百年后，还影响到士林。”[52]因此，不论是高太痴主持的希社，还是沪上文人组织的青社，抑或是苏州文人聚集的星社，晚清民初文人社团的结合即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对于文人雅集传统的远承流绪，又是他们在世道浇漓、斯文渐灭的转型社会寻找士人身份认同的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