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洋场才子为核心的文人聚合
早期《申报》周围凝聚的读者和作者群体有一个特点，他们大多是江浙旧籍而寄居上海，鲁迅先生曾说:“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80]所谓“从别处跑来的才子”，既指《申报》的主笔和编辑群体，又指由读者队伍发展而来的《申报》作者群体。
自太平天国占领江南之后，江浙地区大量的文人士子纷纷涌入上海，直到晚清上海开埠，海上文风愈益鼎盛。正如高邕在《海上墨林·序》中所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81]虽然地域的迁徙使得他们脱离了以往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的友朋乡谊，但文人之间诗酒雅集，酬唱往来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改变，同时这也是他们建立新的交际网络的重要方式，一时之间，海上诗社蔚然兴盛:“沪上虽一逐利之场，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然其间不乏骚人迁客、逸士遗民，或海滨高蹈，或泽畔行吟，或同王粲之离家，或似梁鸿之赁庑，或效晏婴之近市。因声气相感而自然集合者……诗社前有盟鸥社、丽则吟社、希社，惜皆未久。继起者有求声诗社，旋改鸣社，外省知名士加入者亦不少，成立迄今二十年矣。”[82]
早期《申报》的主笔和编辑群体，多是一些科场失意的文人，他们在国人普遍沉醉于举业的时代氛围下，艰难生存于新闻性与文学性此消彼长的报刊文学空间，为近现代上海文学与报刊的结合做着有益的尝试。《申报》早期主笔与编辑群体，除了蒋芷湘之外主要还有吴子让，江西南丰人，曾国藩幕僚;钱昕伯，浙江吴兴人，秀才;何桂笙，浙江山阴人，秀才;蔡尔康，江苏上海人，秀才;姚赋秋，江苏苏州人，布衣;沈毓桂，江苏震泽人，未有功名;钱明略，未详，似为浙人;沈饱山，浙江山阴人，岁贡生;沈增理，江苏青浦人，秀才;蔡宠九，山东历城人，江南制造局翻译;黄式权，江苏南汇人，秀才;高太痴，江苏苏州人，秀才;朱逢甲，江苏华亭人，秀才;韩邦庆，江苏松江人，秀才。[83]他们在担任报刊主笔、编辑期间，以《申报》为平台，不断与海上文人相唱和，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积极开拓人际交往的新空间。1883年11月15日《申报》曾刊登了袁祖志的一组《海外怀人诗》，其中提到了这个群体中的数人:
雾里看花花不老，花间酌酒酒弥香。买丝不把平原绣，君抱高才我意降。(钱昕伯)
眼底明于水一泓，胸中容得酒千斛。甜吟密咏人人服，独让高昌寒食生。(何桂笙)
词成绝妙有谁入，白石新声此绪余。我有楼台傍杨柳，晓风残月合卿居。(蔡尔康)
三长才学识能兼，下笔千言信手拈。众口莫嗤持论激，由来时事赖针砭。(沈饱山)
才侈千言成顷刻，更从五字费推敲。羡他双管能兼擅，何事卑官苦系匏。(蔡宠九)[84]
钱昕伯(1883—?)，名徵，王韬之婿，《申报》第二任主笔，因高度近视而自署名为“雾里看花客”。曾协助美查创办《申报》，1884—1898年间任职申报馆，并与蔡尔康共同编辑诗文集《屑玉丛谈》。
何桂笙(1841—1894)，名镛，浙江山阴人。别署高昌寒食生、山阴悟痴生、镜中花史等。何桂笙“本累世簪缨，为越中之望族”[85]，后因战乱而逃至上海，他自言其逃亡生涯之潦倒情状:“我昔仓皇出避难，先人诗卷烟云散。夜叩农家借投宿，短衣破裤不蔽骭。东逃西走三十日，艰难始达黄浦岸。”[86]乡试屡挫，一生为秀才。钱昕伯担任主笔期间，因病而将总主笔工作交由何桂笙担任:“每一篇出，人无不骇其敏绝。誉留众口，纸贵一时。……外邦之文人学士航海而至者，如朝鲜，如日本，如越南，无不执贽请谒，而求其诗文。”[87]
蔡尔康(1852—1923?)，字子绂，号紫绂，别署缕馨仙史、不愁明月馆主人、小游仙、铸铁庵主等。1873年4月12日以不愁明月馆主人小游仙之名在《申报》发表《漫游》一诗，此后蔡尔康的诗歌常常见诸《申报》报端。1884年底入申报馆工作，从事《申报》书籍和文艺期刊的编辑工作，主要有《寰宇琐记》、《屑玉丛谈》和《尊闻阁同人诗选》等。时人有诗赞曰:“饱学多才岂偶然，前身应是李青莲。纵横论事超常解，脱略存心绝俗缘。锦绣囊中真富贵，功名度外自神仙。临文字字皆珠玉，海内词坛孰比肩?”[88]
沈饱山(1864—1885)，字定年。1875始襄理《申报》笔政十年，美查誉之为:“凡有议论多出君手，海内观者，无不佩服，仰之如山斗，仆亦深相依赖。”[89]1876年，曾仿申报馆“三琐纪”的形式编印《侯鲭新录》杂志。
蔡宠九(1843—?)，江苏苏州人，字锡龄。先后担任过《申报》和天津《时报》的主笔。此外在袁祖志的诗歌中未曾提起到《申报》主笔还有:
黄式权(1852—1924)，上海人，字协埙。别署海上梦畹生、畹香留梦室主，南汇老名士。孙玉声谓其:“长于诗、古文辞，多风华典赡之作。尝久主《申报》笔政，议论沉着，非浮光掠影者可比;而引证博洽，尤为枵腹家所不能望其项背。……晚年息影乡居，任南汇修志局事。暇则惟以著述自娱，而耽吟则更甚于昔。鸣社同人公推其编刊社稿作序列诸首端，骈四俪六极班香宋艳之奇，读者罔不心折。”[90]在就职申报馆以前，黄的生活亦相当窘迫:“十年身世等飘篷，耗尽雄心剑铗中。垂尾几如丧家狗，见人羞效叩头虫。何曾退步营三窟，只觉浮生叹五穷。欲脱羁愁苦无策，几回搔首望长空。”[91]黄式权于1898年继钱昕伯之后担任《申报》总主笔，1905年以病辞。时人评曰:“诗派宗山谷，襟怀澹水云。知君仗风义，随处结同群。落纸多新句，挥毫博异闻。高山如在望，何幸挹清芬。”[92]
高太痴，江苏松江人。孙玉声《退醒庐笔记》记载曰:“太痴生高悞轩名莹，吴人。嗣寄籍上海，更名冲，字侣琴，应试入邑庠，与周病鸳同请业于高昌寒食生何桂笙先生之门习新闻学。尝主《同文沪报》等笔政，年少风流，下笔时多绮语缠绵之作。工诗词，亦艳体为多，间杂哀怨，稿尾署名必‘太痴生’或‘祗太痴’二字，人乃皆以太痴呼之，浑忘其为外篆也。”[93]
围绕在《申报》周围的文人群体，除了这些主笔、总主笔之外，还有一批与《申报》关系密切，通过文人之间不断的唱和应酬而固定下来的作者群。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葛其龙、李芋仙、袁祖志、邹弢、管斯骏等人。
葛其龙，生卒年不详。浙江平湖人，字隐耕，号龙湫旧隐。寄居上海，应童试时遂考沪籍。早年举业不顺，因才华出众而屡遭排斥:“同试者以葛文章诗赋色色惊人，嫉妒特甚，乃相约投禀邑尊，指陈冒籍，环请扣考，抨击不遗余力。邑宰怜其才，竟不之理，终覆之日，葛且名冠一军。各童愤不能平，府试时复纷纷攻讦。郡尊亦怜才者，虽饬行县复查，而案发葛仍列第一名。逮至院试，亦以案元入泮。故葛有‘奉劝诸君不必攻，案元仍是葛其龙’之句，各童无如之何。”[94]1879年己卯乡试中举，著有《寄庵诗钞》。
葛其龙自《申报》创刊之年起，便发表诗词作品，并主持海上文坛，被誉为“一代文豪也”[95]。葛其龙借助《申报》的媒介平台，广泛地和全国各地的文人应酬唱和，成为上海早期文坛中的核心人物。《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亦是经过葛其龙的推介而与沪上文坛建立联系，云来阁主《消寒雅集唱和诗》前小序说:“浪迹海上半年矣，秋间旋里两阅月，殊有离群之感。昨甫解装，蘅梦庵主告余曰‘自子去后，吾因龙湫旧隐得遍交诸名士，颇盛文宴’，余甚羡之。”[96]由此可见葛其龙在《申报》文人交际网络中所处地位之重要性。
袁祖志(1872—1898)，字翔甫，号仓山旧主，浙江钱塘人。袁枚孙。咸丰时官县令，后寓居上海，创作了大量竹枝词，时人记曰:“钱塘袁翔甫大令祖志，风雅好事。寓沪有年，尝即目所耳闻之事，赋成《竹枝词》百余首。纤悉无遗，文言道俗，手民甫竟，几于无翼而飞。”[97]袁祖志亦是提倡海上唱酬之风的重要作家:“海上为商贾辐辏之区，人物繁庶，甲于他所。然萦情会计者多，从事吟咏者少。……提倡有年，乃渐有起而附和者，主持风雅之功在此邦诚可首屈一指。”[98]
袁氏曾筑“杨柳楼台”，为海上文人诗酒唱和之地:“四海名贤竞唱酬，壁间珠玉播千秋。随园文宴今谁继，要让先生第一头。”[99]
李芋仙(1821—1885)，四川忠州人。名士棻，署名二爱仙人、湘灵馆主等。为曾国藩入室弟子，曾在《申报》发表大量诗歌。李伯元对李士棻极为推崇:“二十年前，名流荟萃沪江，时称极盛。征花载酒，结社题诗，先辈风流令人神往。而才情品概，尤当以忠州李芋老为最。其所著有《天瘦阁诗集》，诗在少陵、义山之间。”[100]时人赞曰:“宦海回头李谪仙，一身四海任流连。诗书堆里销尘虑，脂粉丛中遗暮年。纵酒剧谈情太热，护花每恨力难全。英雄儿女同沦落，剩结天涯文字缘。”[101]
邹弢(1850—1931)，江苏无锡人，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又号司香旧尉，别号瘦鹤词人，晚号死守楼主。1875年为诸生，然入泮后，尝十试秋闱，皆遭弃。1881年旅居上海，11月被西人聘为《益闻报》主笔，生活举步维艰:“癸未(1883年)夏，余与申江黄式权秀才，同主益闻馆笔政，昏灯晨砚，相得益彰。顾家贫多愁，不能自适，亦可怜虫也。”[102]邹弢少不羁，壮岁尤落拓。因生平嗜酒，又自号邹酒丐，尝为天南遁叟王韬门下士。以真挚性情作文章，传诵一时。晚年归里，卖文自给，著有《三借庐赘谈》、《三借庐賸稿》、《海上尘天影》、《三借庐集》、《浇愁集》等。袁祖志的怀人诗誉之为:“迟我卅年游海上，输君拔帜遽登坛。裁红晕绿天然好，好句教人击节看。”[103]
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廛》中曾说:“数年前尝闻沪上寓公，有李芋仙，其人与王紫诠、何桂笙、邹翰飞、钱昕伯诸名士先后襄理西人美查所设华文日报，号曰《申报》者。复以其暇日，提倡风雅，发挥文墨坛坫之盛。诗酒之欢，佳话一时，颇云不弱。”[104]
文学期刊使中国文人发表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产生变化。以往文人自行刊刻诗文选集固然可以海内风行，但如今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唱和可以在一个更直接公开的媒介上进行，由于无法预期回复的对象是谁，文人相当于与一个虚拟的文人群体对话。与以往文人只是在乡党私谊圈子中进行诗词唱和不同的是，《申报》文人往往借助媒介平台，第一时间将唱和之作刊布出来，使得文人间的诗词唱和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同时，随着《申报》发行量和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文人聚集到这个庞大的文学传播网络中来。
1872年5月18日，《申报》发表海上逐臭夫的《沪北竹枝词》，是为《申报》第一首竹枝词。随后，具有号召力的海上文人纷纷创作竹枝词刊布于《申报》，如1872年6月13日龙湫旧隐(葛其龙)发表《前洋泾竹枝词》;1872年6月12日海上忘机客(张兆熊)发表《后竹枝词》;1872年7月12日，鸳湖隐名氏发表《洋场竹枝词》等等。“概不取值”的优惠条件和名家的示范作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创作热情。1872年7月19日，沪上闲鸥发表《洋泾竹枝词》24首，并自言:“仆不善诗词，自惭俚鄙，因见鄙友龙湫旧隐稿，意在动人，语颇警切，效其意为二十四绝，仍俟高明斯正。”[105]1872年7月23日，鸳湖居士发表《沪城感事诗》，申报馆编者记曰:“诸名士沪上竹枝词迭经本馆刊行，不少名篇俊句。今有鸳湖居士《沪城感事诗》五首尤为清真雅正，有关世道人心，复录之以备异日猷轩之采。”[106]1872年9月28日，嘉门晚红山人有作《续沪江竹枝词二十首》并曰:“前续八十九号尊报中有慈湖小隐竹枝词二十首，词意清新，雅俗共赏，仆见而慕之，遂反其意而和其原韵，信口占来，不计工拙，还希贵馆斧政是幸。”[107]
在早期《申报》文人群体中，龙湫旧隐葛其龙是核心人物，往往他的诗歌在《申报》刊登以后，就有为数众多的唱和之作蜂拥而来，和诗作者既有葛其龙的昔日友朋，又有素未谋面的慕名者，一时间，旧雨新知纷纷在《申报》上此唱彼和，蔚为壮观。
1872年11月19日《申报》上刊登:“龙湫旧隐，余友也。近从《申报》中屡读著作，无不惬心贵当，弥切钦迟。辄欲快聆尘论，并侯与居。乃疏懒性成，遂致如山阴访戴，乘兴而来，往往兴尽而返，歉仄良深。昨阅《瀛寰琐纪》，见有白桃花诗社倡和二十四律，愧不获与诸君子一堂雅集，藉正是非，爰补成四律，望贵馆削政登入报中，俾龙湫旧隐与诸大吟坛共政之。狗尾继貂，知不免云。”[108]“白桃花吟社”是葛其龙等人在1872年春季招集的一次雅集，由葛其龙首倡，23位文人次韵唱和，结为《白桃花吟社唱和诗》，刊于《瀛寰琐纪》第一卷，《申报》上亦出现少量和作。
1872年8月12日《申报》刊登龙湫旧隐《洋场咏物诗四律》并附来书:“未亲尘教，久诵鸿文，上下千年，独具龙门之笔。纵横万里，广搜蜃海之谈，薇盥连番，葵倾奚似某旧家乳水。寄籍申江，忝附艺林，喜交名士，耳闻已久。曾殷访戴之情，面晤无缘，莫遂识荆之愿。虽巴人下里，缪见赏于知音而蝉噪蛙鸣，终有惭于大雅，乃高怀谦抑询厥里。居雅意，殷勤叩其姓氏，用敢自陈鄙陋，藉申仰慕之私，还祈不弃庸愚，更切推敲之助，附呈俚曲并请大裁。”[109]
在士人的社会里，举凡游历、科考、赴任、探亲等等个人事件都可以成为交际网络中的核心事件以及文人之间的唱和主题。1880年秋，《申报》文人曾在上海豫园大开菊社:“庚辰秋九月，长洲姚芷芳、嘉兴杨南湖伯润、金君免痴于海上豫园大开菊社，南湖首倡二绝句。一时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柴桑而后，此亦足以自豪矣。”[110]黄式权对此次盛会亦有记载:“昔年赋秋生在豫园创菊花会，会设四美轩。疏花瘦石，秋意满前。紫艳黄娇，令人作东篱下想。主人惨绿翩翩，诗情淡远，首倡七绝二首，一时和者如仓山旧主、龙湫旧隐、瘦鹤词人、南湖逸史、揖竹词人诸君，流连啸傲，别具风流。自赋秋从军辽沈，此会久不举行。”[111]
1873年春蒋芷湘返回杭州，便成为《申报》文人第四次消寒雅集的主题，蒋芷湘率先发表了《诸同人约于十四日作消寒第四集兼为公饯鄙人之举，因雨未赴，偶成小诗附柬龙湫旧隐并祈遍示诸吟坛赐和为荷》:
预邀近局写羁怀，雨雪从教夙约乖。夜话未留征士榻，晨餐恍学太常斋。浅斟低唱知谁是，蜡屐担簦望客偕，何日消寒期再订，分牋重与斗诗牌。[112]
随后，龙湫旧隐附和作并跋曰:“消寒雅集已举三次矣，适蘅梦庵主将返西泠同人拟于十四日举行四集预作江干之饯，以天雨不果。蒙柬句索和依韵奉酬录请削正。”
连番文酒惬幽怀，四集如何愿独乖。君梦湖山羁客馆，我吟风雪坐萧斋。人生离合原无定，他日行藏可许偕。且待江天开霁景，重歌艳曲记牙牌。[113]
1873年1月21日，蒋芷湘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两首和作——《消寒第四集为诸同人公践鄙人之举，龙湫旧隐口占二律依韵斟酌，希吟坛玉和》:
郑重九楼送别筵，微阴苦酿暮寒天。停云妙许陪文宴，咏雪才教证墨缘。无那拍浮拼烂醉，不妨击赏斗新篇。诸君泥饮多情甚，为破羁愁一辗然。
相知反恨订交迟，岁暮匆匆又别离。鸿爪且留泥上印，鲈腮犹击梦中思。尊前雅兴输君续，篷底闲愁与我期。未必遽能挥手去，一宵寒雨待潮时。[114]
随后，龙湫旧隐有《蘅梦庵主以归舟感怀诗索和，仍用赠别原韵酬二律邮呈》，鹤槎山农有《消寒第四集饯蘅梦庵主回武林，予因疾未赴，即次龙湫旧隐原韵赠行》，香海词人有《壬申岁春，蘅梦庵主旋里，龙湫旧隐赋诗赠行，仆缪夸神交即依原韵遥送文旌并希正和》等唱和之作。同时，蒋芷湘又与龙湫旧隐往来发表了多首别离怀人之作，例如1873年2月13日刊登的《归舟感怀沪上故人即用龙湫旧隐赠别原韵，成诗二章，录请云来阁主和正即乞诸吟坛同和》:
为想团栾饯岁筵，孤舟争耐暮寒天。分笺赌酒怀前约，水柝邨灯亦夙缘。感旧未忘衢雪路，思亲再谱望云篇。不须追忆琴尊柬，枯坐篷窗已惘然。
忽忽打桨总嫌迟，鹉水鸳湖路未离。听水乍惊游枕梦，计程终系故园思。难酹赤鮶乘潮愿，已误黄羊祀灶期。多谢诸君齐屈指，霜华正是压篷时。
1872年9月24日，葛其龙在《申报》上发表《地震书感》，此诗虽是吟咏自然现象，但却深有寄托:
过眼曾惊劫火红，那堪变又示苍穹。撼摇鳌柱乾坤动，翻覆莺花世界空。只手何人能底定，当头几辈尚痴聋。歌台舞榭知多少，正在邯郸一梦中。
诗歌末尾附言曰:“此记壬申八月十九日事也。夫天灾示警，既历见于史书。地震凶兆复目睹。夫近事吴头楚尾，每多遇劫之人。隋苑苏台，不少遭兵之地乃干戈乍息，便极欢娱。歌舞方酣，顿忘患难。胭脂金粉胜六代之繁华，酒池肉林穷万钱之奢侈。若申江则尤甚者也。某曾遭粤寇，弥历杞忧，爰作此诗以昭炯戒。所愿人心早悟，居安无忘危之情。庶几天变可回，作善有降祥之庆矣。”[115]
随后，《申报》上出现了多首和作，如《地震书感和龙湫旧隐韵》:“当年劫火惨飞红，变象分明示上穹。柱石乍经安反侧(御赐曾文正公中天柱石四字)，乾坤邦复撼平空。昭昭史册恒垂鉴，梦梦尘凡此振聋。鳌背蛇头凭浪说，须将休咎下真中。”[116]士人借助媒介平台，纷纷表达对龙湫旧隐的仰慕之情并以稿件能够被申报馆收录为幸:“阅贵馆《申报》屡读龙湫旧隐大著，清词丽句，以慷以慨，拜服之至，所恨同游海上，得吟佳作，未识荆颜，因觉和《地震书感》一律聊志钦慕，录请贵馆斧政，刊入报中，不识龙湫旧隐见之其肯教我否耶?”[117]东江散人曰:“屡读龙湫旧隐诸作，清词丽句佩服良深，不揣鄙陋，特和地震书感一律，敢祈贵馆斧削登诸申报以志景仰名流之意。”[118]
《申报》文人之间，通过诗歌唱酬所形成的交际网络范围之广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在乡试屡挫后，旅居上海，与《申报》主笔钱昕伯、何桂笙等交游，胡适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说:“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昕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119]虽然韩邦庆不以交际著称但他的交际网络仍然颇为可观:“三五年来，其愿与予为友，而予亦能举其姓名者，又五百余人;其相周旋晋接者，日常数十辈。”[120]
《申报》上常常刊登文人之间的“怀人诗”，透过这些以组诗形式出现的诗歌可窥见文人之间错落繁复的交际网络。例如，袁祖志曾出访欧洲各国，写下《海外怀人诗》，并刊发于1883年11月15日《申报》，仅这一组诗就涉及到与袁祖志诗酒唱和的友人共62人:闽钊、金鸿保、汪兆麒、葛元煦、刘文、朱焯、谢国恩、朱树萱、葛其龙、钱昕伯、金继、何桂笙、邹弢、蔡尔康、李毓林、周河清、张鸿禄、严锡康、高长绅、王承基、李曾裕、陈宝渠、翁秉钧、莫祥芝、傅文彩、吕鸣谦、范小蘅、沈饱山、杨诚之、万剑盟、蔡宠九、黄瘦竹、孙泳甫、朱梦庐、陈衍昌、郭莲生、梁幼兰、管斯骏、张兆熊、闽正帆、吴文佑、孙儒伯、吴兰生、姚少莲、闵鲁孙、刘葆吾、藏道鸣、徐逸生、金尔珍、郑鹤汀、姚敬堂、章肖珊、舒春圃、万基、黄正卿、顾芷升、洪辛之、周召臣、胡榛、陈炳卿、张小琴、皮惠之。
《申报》创刊初期，蒋芷湘、葛其龙、江湄、李东沅等倡领海上诗坛，先后组织了消寒社、白桃花社、聚星吟社、消夏社、玉兰吟社等。以“尊闻阁”同人的名义组织的白桃花吟社的诗作，在申报馆发行的文学杂志《瀛寰琐纪》上得到集中的发表。
滇南香海词人杨稚虹曾高度赞誉申报馆之文学活动:“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论事则琴座生风，摛词则银台浣露。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抄杰句，固已播风流之窟，蜚声翰墨之场矣。”[121]
早期申报馆“概不取值”的征文广告以及文人群体的往来唱和对晚清报业和近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之影响。就商业运营来说，申报馆对文人读者的争取建立了申报馆与文人之间的亲和关系，也是使《申报》销量在短时间内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文学生产而言，《申报》对文人诗词的大量刊登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习惯，使得文人借助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为近现代报纸副刊的诞生提供了范例与借鉴。传统士人风雅唱酬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钱昕伯为申报馆辑录文人投稿为《屑玉丛谈》，从稿件的累积可见文人投稿之热情:“凡承同人邮稿来者，俱藏诸行箧，日积月累，正如山僧乞米，不自知其囊之盈绌……发箧检取各稿本陈诸案上，盖已裒然盈尺矣。”[122]人们开始以仰视的态度看待报刊，且抱着感激的态度盼望诗歌能够被《申报》采纳:“贵馆申报百事全刊，四方毕达，窃作短吟描成长恨，万望付诸梨枣传及关山。倘愿慰重逢则恩铭五内矣。”[123]不过，那些此唱彼和的诗作流风所及，也引起一些非议:“彼倡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124]
同时，《申报》文人尤其是主笔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例如《申报》主笔蔡尔康在《创兴新闻报记》中说:“官绅富商，皆粘余名;有与报章事宜者，皆乐就余;公私宴会之与时局有关者，多招致余;文人学士，以诗文嘱登报者，又皆标‘缕馨仙史’外号。”[125]时人赞誉他在《申报》上的文字工作为:“搜罗刊定不辞劳，梨枣荣于一字褒。偶向诗中通姓名，竟从海上主风骚。枯肠渐觉吟怀减，巨眼能将选政操。敢道品题声价重，虚名浪博我思逃。”[126]
1877年初，《申报》已在“各省码头风行甚广”[127]毫无疑问，早期《申报》刊载旧体诗，在应对早期报刊新闻内容的匮乏、吸引士人群体的关注并提高报纸的销量以及上海洋场文人围绕近代报刊的聚合等多个层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