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空间与通俗文学的语境
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为上海租界繁荣提供了劳动力基础，反之，人口和财富的激增又日益促进了租界的经济文化繁荣。脱离了土地关系的束缚，市民群体比传统农民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更盈余的收入，上海都市的声光化电又为他们的娱乐生活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市民消费群体的需要亦为上海娱乐业的兴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19世纪中叶以后，晚清士人的笔记资料中收录了大量的诗词尤其是竹枝词记录当时上海洋场的风俗与盛况，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中云:“上海本弹丸蕞尔地，而富商大贾，云集麟从，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金银气旺，诗酒情疏。求如昔之月地花天，唱酬风雅者，盖已可望而不可即矣”[56]，并收录钱塘袁翔甫的《望江南》词三十首，对彼时上海的奢靡风俗、消费空间、商业繁荣、器物更新、身份变易等问题都有所关涉，可谓文言道俗，穷形尽相:
申江好，万国竞来同。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
申江好，胜境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潮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
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
申江好，铁厂最清奇。自昔公输无此巧，其中灵妙有谁知。从此废工师。
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
申江好，莫叹食无鱼。赪尾银麟终岁足，雕蚶镂蛤及时储。鲜美有谁如。
申江好，戏馆列通衢。集秀昆腔来茂苑，名优丹桂属京都。昼夜供欢娱。
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热，长三么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
申江好，最异是新街。夜火零丁门户密，春风容易凤鸾谐。大半产秦淮。
申江好，高驾马车来。浪子闲游朝几度，人家遣兴日多回。迅疾似奔雷。
申江好，忧富不忧贫。库积雄财惊顿失，街栖乞丐忽更新。同是一般人。
申江好，妓女着红裙。邑庙烧香托幅幅，新年出局看纷纷。贵贱不能分。
申江好，最好庙花园。堂列点春兼萃秀，人来蚁聚更蜂屯。茶话玉泉轩。
申江好，风雪不知寒。煤火通红烧屋角，烟囱高耸出檐端。坐卧十分安。
申江好，南北两雄关。百货金钱征似海，万邦税饷积如山。财赋重区寰。
申江好，巧绝火轮船。转磨制同灯走马，登程疾似箭离弦。万里往来便。
申江好，书馆姓名标。屏却须眉重巾帼，只谈弦索不笙箫。暮暮又朝朝。
申江好，酒肆备佳肴。昔日膏粱矜饮啖，而今市井解烹炮。是处有良庖。
申江好，水蜜著名桃。黄歇浦西生最好，黄泥墙畔品尤高。红晕认鹅毛。
申江好，沧海不扬波。局启招商其利溥，船兼转漕未嫌多。齐唱太平歌。
申江好，贸易重丝茶。湖客章身争炫耀，徽商侈口逞豪华。强半自矜夸。
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示我咏周行。
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钱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
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息信霎时听。机括竟无形。
申江好，最乐是游僧。酒肉场中全不讳，烟花队里各争能。入定问何曾?
申江好，高爽指洋楼。耸出重霄云欲接，洞开八面景全收。四顾豁双眸。
申江好，烟馆最深深。诚信眠云花共倚，恒昌醉乐酒同斟。招友几番临。
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晋帖重千缣。真伪几曾谙。
申江好，男女不防嫌。榻上横陈同倚枕，车中共载弗垂帘。一任众观瞻。
申江好，市侩肆贪馋。布地金银供计较，熏天酒肉别酸咸。风雅一齐芟。[57]
这一组词中涉及了戏馆、妓院、酒肆、烟馆等当时上海最兴盛的娱乐场所。晚清的上海滩，尤其是宝善街、四马路一带，遍布着酒楼、茶楼、烟馆、酒肆、戏园和妓院，人们在这些娱乐场所中表现出惊人的消费能力。例如，洋场每日仅瓜子一项消费，合计已在千元左右。时人甚至将上海租界最热闹的地方四马路称为“销金窟”，“沪上热闹之区独称宝善街为巨擘，今则销金之局盖在四马路焉。每当夕阳西逝，怒马东来，茶烟酒雾，鬓影衣香，氤氲焉荡人心魄。若夫荷暑已退，柳风乍拂，粉白黛绿者咸凭槛倚阑，招摇过客。余诗有曰:‘夕阳纸扇如蝴蝶，遍傍阑干十二楼。’盖情景甚似也。入夜则两行灯火，蜿蜒如游龙，过其间者，但觉檀板管笙与夫歌唱笑语、人车马车之声，嘈杂喧阗，相接不绝，抑何其盛也!盖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焉。而余之游沪，以四马路会归外，更有八事焉:戏馆也，书场也，酒楼也，茶室也，烟间也，马车也，花园也，堂子也”[58]。
近代上海市民的消费空间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空间，不仅能满足商人士绅的文化需求，也可为一般的普通市民提供各种休闲娱乐。如1877年10月13日的《申报》头版以细致的笔触描述了一位普通市民悠游出入洋场，从烟馆会友到外滩骑马，从茶楼凭眺到酒肆对饮，从澡堂沐浴再到书市听曲的日常休闲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近代上海多层次的市民文化消费景观:
余观于上海而知人生行乐之地固在目前也。富有十万金，贾贸顺利，月得子金数百供我挥霍，能有几人?下此者，庀精致烟具全副，不瘾不痼，客至则出以佐谈笑。横卧榻上，洁水煮细茶一壶，知己相对，清闲无事即永昼晤语可也。或好游喜玩，赁马车一辆，二三人乘以遨嬉，鞭疾马骤，周浦滩西北郊地，精神为之一爽。或登茶楼酒肆，闲坐对饮，凭栏眺望，见游人如蚁，东撺西屯，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亦足畅我心目，娱我性情。忽焉入盆汤，周身刮磨，涤荡垢秽，觉浑身上下为之通泰，又徐步以入书馆，吴姬三两拨弦度曲，神韵悠扬，耳际旷爽，心静如水，纵人声嘈杂，若或勿闻。如是者，随意行之皆足为乐。古人求长生不死之术，令至今日而居上海，亦将以为神仙不啻矣。身非富人，依人作嫁，或为商伙，或为馆师，则碌碌终朝，当夕阳西匿，暝色未昏，亦将行此数者以适一时之意，以解一日之烦，固不必富人而后为此，亦不必闲人而后能此。[59]
“不必富人而后为此，亦不必闲人而后能此”，在上海，不同层次的人们有各自不同层次的娱乐方式，上海洋场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人们不论贫贱富贵，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行乐之道，甚至不费一文，亦能找到休闲之乐:“上海一隅，花天酒地，人皆视为极乐之国。而寓其地者，或囊内无钱，杖头萧索，更从何处行乐?然或当天朗气清之际，或值风清月白之时，负手徐步独立于柳阴之下;或登茶楼，选幽座，倚栏瀹茗，视路上行人如织，车马络绎，裙屐少年逐逐于衣香鬓影之间，以一饱眼福，此一乐也。津馆、徽馆或苦其太费，但从蚁香阁、夏同泰等炉头贳酒，与二三友人轮流作东，薄醉而出，欣欣然有自得意，亦未始不可言乐。”[60]
口岸社会的繁荣，使得市民群体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文化消费力量，他们依附商品经济而存在，而较少受到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束缚。伴随着商业经济的日益繁荣，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商业性、世俗性的精神生活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此种口岸流风亦促使了近代文学中雅俗文体地位的变迁。概而言之，即诗歌、散文等正统文学逐渐失去主流地位，而昔日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却因其契合了市民群体的商品消费需求和世俗文化心理而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同时，晚清报纸期刊的创立与兴盛则成为推动近代雅俗文体变迁的重要传播力量。
传统小说的文运在近代为之一变，从难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学一跃而为承担了启蒙和娱乐两大功能的主流文体。与高文典册不同，小说的特点在于“极摹世态人情”，功能则“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61]，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市民来说，小说具有诗歌、散文等正统文学不可比拟的世俗性与娱乐性。因此，小说在感易人心，转移风俗等方面亦具有突出的优势，所谓:“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62]
上海承口岸开放之先机，受欧风美雨浸润最久、最深切，对于迅速壮大的市民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种反映市民日常生活的“叙事陪伴”。而对于《申报》等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报刊来说，迎合市民阅读口味，不断扩大销路是他们始终不变的宗旨。1875年10月18，《申报》刊登《觅书》启事，将营业范围从报刊出版扩展至书籍印刷:“启者，本馆以刷印各书籍发售为常。如远近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百部以申酬谢之意亦无不可，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63]
除了消费群体的需求和印刷媒介的变迁外，知识分子对小说文体的理论倡导和文学实践亦对小说文运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古典中国，诗歌和散文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经典文体，然而，传统文运的发展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骤然变更而出现了转捩点。正如历史学家王尔敏所说:“中国近代文学风气之重大转变，其原始动机与思想启念，均导源于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之痛彻醒觉。全国普遍反应，激起人们奔走呼号，广泛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在表达唤醒同胞之入手方式，俱循通俗文学一途。……至于实际表现，在一致体认之下，众志所趋，多已舍弃正面之学理申说，而由通俗文学之讽喻弹射，涵咏熏陶，以婉转教化平民。实是构成一代之文学特色。”[64]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在深受震撼之余，更加激发了图强求变的决心，而以通俗文学感化人心成为时人救亡图存的理想工具。自1897年始，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狄葆贤、金天翮、吴沃尧、寅半生、陶祐曾、徐念慈等一批有远见的开明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了以通俗文学开化民智、启蒙社会的主张。
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联名在《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强调小说在开化民智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65]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借康有为之口，宣传小说对于社会变迁和政治改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66]1907年，陶祐曾在第十期《游戏世界》中强调小说的重要地位:“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67]
晚清民初，倡导小说为一代文风的先觉者中，尤以梁启超的影响与作用最为卓越。在理论建树上，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新小说》创刊号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中，主张“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大大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学术地位，后人对小说功能与地位的言说大都受其启发而又不出其规范。在小说创作方面，梁启超以硕学鸿儒的身份创办《新小说》月刊、开辟《小说丛话》栏目，继之而起的《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七日报》、《游戏世界》、《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等众多小说期刊的先后创立，才使得小说这种文体在一波又一波的创作与翻译的高潮中逐渐巩固了其近现代学术地位。
上有知识分子的倡导提携，下有市民大众的文学需求，再加上报纸期刊的大量印行，清末明初必然是一个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所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仅清末出版的小说总数，即达2632种，其中创作1531种，翻译1101种。若再加上民初小说，则总数达16046件(包括重版)，其中创作11074件，翻译4972件。[68]而据阿英编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所收的小说书目，从1892—1911年，创作小说已达到450多种，这组数据还不包括纷繁的清末民初各地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小说。
口岸社会的繁荣与市民消费空间的急遽膨胀，使得通俗性成为海派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孕育于口岸社会与市民空间之中的《申报》旧体诗创作一方面极力呈现出向通俗市民文学靠拢的趋势，如《申报》初期大量刊登的洋场竹枝词就是这种趋向的表现;另一方面，事实证明，小说比诗歌更易于满足市民文化的消费空间，旧体诗在近现代报刊上的短暂繁荣与逐渐消退，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