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学论战与国语运动的催化
1925年，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批评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对文学话语权的争夺，随后，胡适在《国语》第十二期针锋相对驳斥章士钊等守旧派对文学权利场的争夺:“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31]章、胡之间的论辩深刻地说明了新旧文化之争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文学权利场域的争夺。
1921年，新文化运动初见成效:“南北各地，刊行了四百种以上的白话报，其中以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为最有势力。南北各日报的附刊，也白话化了，北京的《晨报附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一时为青年最爱好的读物。不久，《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也完全改变为白话文的刊物了。”[32]正如曹聚仁所说，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南北各日报的附刊，也白话化了”，但新旧文学的斗争远比预见的要复杂得多，“这些日报往往只办一个刊登白话作品的副刊，其他各版仍然是文言文，这样的一份报纸上就表现了新旧激烈交战的痕迹”[33]。
以《小说月报》为例，1921至1922年间，时任主编的茅盾和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成员(其中主要是郑振铎)不得不同时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文学论战:“此所谓三方面:一是鸳鸯蝴蝶派，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二是创造社，这却是十二分的意外，是我以及当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人所极不愿意，是被迫而应战的;三是南京的学衡派，这也是意外，但我以及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同人都认为这些留学欧美回来的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向新文学的进攻，必须予以坚决的还击。”[34]
除了第二方面是新文学内部的论战，其他两方面都是新旧文学直接的论战，具体而言，第一方面主要为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的论战，而第三方面则是白话诗与新诗的交锋。
《小说月报》1921年改革将拥有广泛读者基础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清除出去，引起了旧派文人的强烈不满，袁寒云曾以小说迷的身份撰文批评《小说月报》改革的不伦不类:
好容易把第一期盼了来，急急的拆开一看，只见装样，的确有革新的气象，接着就看小说，谁知越看越弄不明白，难道是我的眼睛花了不成，立刻用西湖水，把两眼洗了又洗，四面一望，觉得甚是清楚，遂又展开来看，不指望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断了。我想大约这头一篇太高深了，遂接着第二第三，看了下去，一直看到末了，仿佛在五里雾中，简直是莫名其妙。……把这本月刊，送了一位程度很高的朋友，请他去看，过了二天，这位朋友，把原书退回，说是他的目力不佳，一时也看不透这书呢。[35]
《小说月报》销量的不断下滑，市民读者市场的客观存在，使得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1月10日另创一份《小说世界》杂志，继续刊登林纾、赵苕狂、徐卓呆、胡寄尘、包天笑、李涵秋等人的通俗小说。
在隔天的《晨报副刊》上，作者东枝撰文认为《小说世界》的创刊实际上宣告了商务印书馆革新与《小说月报》改版的失败，所谓新思想与新文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两年以来，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不知受了什么鬼使神差的驱策，夜梦中也想不到的，大讲特讲起新思潮来……最古怪的莫如《小说月报》，从十二卷一号起，与从前简直画成两截:乌烟瘴气的小说家与商务印书馆几乎断绝了关系，《小说月报》所介绍的只是近世东西洋的文艺作品，创作的也大都出于受过近世东西洋文艺思潮影响的作家。
当初他们以为国人需要新思想新文艺，他们可以趁火打劫。其实，国人何曾需要什么新思想新文艺!新思想必有许多部分与旧思想不相容的，最初领受的人必觉得不舒服。新文艺与旧文艺的特性几乎完全不同，看惯了粗直的旧文章的人一看见这种细描的方法与复杂的文句，不出三行便自瞌睡起来。说得稍微让步一点，凡是一种新思想新文艺的初次介绍，必有一个时期是与国人心理格格不相入的。这种现象，如在一个学术团体，或其他私人结合，知道此中道理的人，看来是绝不以为怪的。因为过了多少日子以后自然好了。但在商人可一定担受不了。[36]
在新文学方面，1923年4月沈雁冰注意到，“自从三月九日以来，《民国日报》的《觉悟》登载了十几篇关于‘文言白话之争’的文章。这是春季国内文坛上一件极可喜的事，这也是宣传‘白话’的一个好机会”[37]。而在“一年多前，国内文学定期刊物还只有《小说月报》一种，那时的《小说月报》孤独地在那里攻击中国旧有的‘文以载道’思想，提倡创作。想凭它微弱的力量，在广大的沙漠似的中国，播一些种子，在那时候，文艺界真不胜寂寞之感”。但“半年来国内文坛最可喜的现象是自动的文艺刊物之增多。据我们所知，新文学的定期刊物凡有十七八种，其中有十五种是自动的刊物……半年的短时期内竟增加了十几种的文艺定期刊物，实在是新文学日益发展的证据”[38]。
立场的不同决定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抛开立场与角度不谈，本书的作者东枝确确实实看到了1921年前后的新文学受冷遇而旧文学再次复苏的客观现实:
商务印书馆做了这样一件万分“阿木林”的事，本在那里自认倒霉。而外间又来了许多刺激，第一件是年来小书坊中随便雇上几个斯文流氓，大出其《礼拜六》、《星期》、《半月》、《红》、《笑》、《快活》，居然大占其钱。第二件是，风闻该馆又接到前十一卷《小说月报》的读者来信数千起，都责备《小说月报》不应该改良。而在斯文流氓一方面，虽然销场也并不坏，竟可驾《小说月报》而数倍之，但奋斗毕竟不是人人受得了的事，如果商务印书馆老板一旦翩然悔悟过来，“犹足用以为善”，则岂不远胜于独自在外间挣扎?[39]
一方面，改革后的《小说月报》销量继续下滑，到了1922年，杂志的销量甚至比前一年不升反降[40];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期刊在1921年迎来了新一轮的复兴高潮。将新旧两个阵营的文学期刊共同放在1921年文学场中考察，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刊物和文学活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对立与共存的意味。
东枝所谓“几个斯文流氓，大出其《礼拜六》、《星期》、《半月》、《红》、《笑》、《快活》，居然大占其钱”，指的正是1921年至1924年间通俗文学期刊的广泛复兴，其中主要包括:1921年的《礼拜六》、《新声杂志》、《消闲月刊》、《游戏世界》、《东方朔》、《半月》、《礼拜花》、《小说新潮》、《滑稽新报》、《新世界日报》、《春声日报》等;1922年创刊的《快活》、《家庭杂志》、《星期》、《良辰》、《新华》、《紫兰花片》、《星》、《红杂志》、《心声》、《红霞》、《天韵》、《星光》、《长青》、《最小》、《小说日报》等;1923年创刊的《心潮》、《小说世界》、《星光》、《侦探世界》、《笑画》、《盍簪》、《千秋》、《东方小说》、《社会之花》、《波光》、《世界小报》、《上海繁华报》、《小说旬报》、《钟声》、《小阳秋》、《金刚钻报》、《集思》等，1924年有《红雨》、《小说夺标会》、《月亮》、《梨花杂志》、《蔷薇花》、《红玫瑰》、《显微镜报》、《海报》、《光报》、《上海夜报》等。[41]
1923年，茅盾在《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一文中自信地认为旧文学丝毫动摇不了新文学的地位:“(新文学)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42]旧派文人并不擅长意识形态的辩论，但他们却擅长用文学实绩来回应新文学派的批驳。
1923年，毕倚虹在《最小》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勾勒出由六股势力统治下的海上文坛与报坛图景:“余以目前形势区别，可得六派。一半月派(即半月杂志派)。周瘦鹃诸君属之。二小月派(即商务印书馆作小说月报派)。沈雁冰、郑振铎诸君属之。三小日派(即小说日报派)。徐枕亚许廑父诸君属之。四红活派(即红杂志与快活林派)。严独鹤、程瞻庐诸君属之。五小新派(即小说新报派)。李涵秋、贡少芹诸君属之。六良晨派(即良辰与最小报一派)。张枕绿、张舍我诸君属之。”[43]当时新旧文学斗争之情势，正如有的学者所称:“新文学虽然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被目为正宗，但在它周围汪洋恣肆的却仍是通俗文学的大海。”[44]
在新旧文学论战的过程中，旧派文人大多持新旧共存的温和态度。例如胡寄尘曾在《最小》报发表《一封曾被拒绝发表的信》，以邮局、电车等事物的自然发展比喻新旧文学的并存:
我前天写信给郑振铎先生。中间有一段说道:“譬如前清初行邮政的时候，并不曾将旧有的信局(即民间寄信机关)一例封闭，然后再开设邮政局。只将邮政局办好了，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减少了，久之终必要消灭。又如上海初行电车，并不曾禁止人力车马车驶行，然后行电车。只将电车的成绩办好了，人力车、马车自然要减少了，久之终必也要消灭。改革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几句话先生以为何如?现在自己缺乏建设的能力，徒攻击他人，恐怕没有用处。
我再要问，提倡改革文学的人，是为着文学前途呢，还是为着自己的前途。倘是为着文学前途，那么只要作品有进步，无论这作品是何人做的，都应该提倡。不必把新旧的界限放在心里。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里。[45]
“不必把新旧的界限放在心里”，从读者和市场的角度出发，一切以作品来决定优劣，这是胡寄尘等旧派文人理想的新旧并存状态。然而，对于不占有市场优势和读者基础的新文学支持者来说，新旧文学的矛盾不可调和，因为他们只能通过不断的论争，旧文学的非法性和新文学的合理性才能成立。
1922年7月，茅盾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文章的结论认为，“礼拜六派”今天对小市民仍有广泛影响，成为当前以文学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的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非先“铲除这股黑暗势力”不可，而要使新文学能发展，使其读者除青年学生外，也吸引小市民阶层，则提倡自然主义，在当前是必要的。[46]
随后，茅盾在1922年1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中再次撰文批判旧文学:“北京《晨报》副刊登着子严君的一段《杂感》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秽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看来，都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礼拜六》派(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这样的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47]
1921年至1923年间，当新旧文学论战胶着不前之时，国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渐次推广无疑为白话文的普及和文学革命的深入产生了重要的推助力量。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8]并以部令修正《国民学校令》，将有关条文中的“国文”改为“国语”。1922年，各学科的文言文教科书均被废止。1923年，教育部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从此文言失去主流地位，而新文学运动也因此受惠如虎添翼。这对于以维护文言作为理论主柱的旧派来说，不啻是釜底抽薪，使他们失去了理论依据。[49]
1923年前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合流最终促成了新文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50]，连胡适也高度评价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的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与结果，我们现在很难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51]面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大势所趋，失语的旧派文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边缘地位的必然性，他们不再做苍白的辩驳，而是“保持了出奇的沉默”[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