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图五 部分出土文物图
图四 水井俯视图
此次发掘的水井系采用砖券与陶圈相结合的方式建造，虽然以前已遭破坏，但是根据残留部分和井内出土遗物依然可以分辨出水井的形制和建造时代。作为上层井壁的弧形砖构件，在我国发现的汉代水井中多有出现，如河南泌阳板桥地区曾出土过类似砖井，陕西汉中地区也曾成组地出土过此类汉代水井和大量井砖，而汉代陶圈井的发现更是屡见不鲜，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曾清理出65眼西周至西汉时期的古瓦井，四川简阳市文物管理所曾在简城镇大十字供销社发掘2眼汉代陶圈井，安徽寿县东门外曾发现7眼类似陶圈井。从出土的球腹陶罐及陶片来看都具备汉代器型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该水井应为汉时期建造。通过回填土可初步推测该井建造过程是先挖出“V”形坑，在坑的最底层基岩上开凿出与陶圈直径相仿的凹槽，嵌入陶圈后再层层叠砌弧形砖，同时回填井壁与陶井的中间缝隙。使用陶圈砖券混合结构带来的好处是，陶圈在水井底层，更接近于地下水位，通过渗透可保持井水洁净，而其上接弧形砖不仅可降低制造大型陶器的难度，降低损耗，保证成品率，更重要的是弧度为160度的弧形砖适用于建造不同口径和深度的水井（经试验，在直径0.50米～2米范围内均可用此砖围成较规则的圆形）。因此，弧形砖可以大批量烧制成品然后按需使用。通过对井外三色混合回填土判断，该水井的原始深度应为2米～2.20米左右，砖券井壁应在10层～15层之间。
图六 球腹陶壶
图七 弧形砖(https://www.daowen.com)
图八 弧形残陶器
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井内被大量泥沙填埋，但从不同深度的填土中均发现质地、形状、厚度与井底陶圈相同的残陶片以及部分灰陶片和红陶片，通过这些遗物，发掘人员判断水井是被人故意填埋且填埋的时期较早。经调查，在水井周边的基础坑内并未发现古代建筑遗迹和其他生活生产遗迹，由此可初断该水井使用率不高，在使用时间上也短。至于水井为何被填埋及发现的弧形残陶器是否为水井构件等现象，因缺乏更多证据尚无法定论。
在东海县境内曾多次发现古代水井。我们仅就自2000年以来调查清理过的5处汉代水井的情况制成表一。通过表一可知这5处水井直径0.60米～1.50米，深度1.50米～2.5米，均为浅水井，这一深度是符合东海地区两汉时期的水文状况的，据《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记载，自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至王莽始建国三年的179年间，黄河就有10多次影响较大的决溢改道，北决多形成汊道，东决多夺流入海，东南决口时洪水往往奔流在豫东、淮北、鲁西南平原上，使得这一地区遭受灾害。（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东南夺泗水、淮水入海，洪水之泛滥相当于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的16个郡境内的广大地区，成灾20 余年。另外，1993年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集簿》对于汉代东海郡大面积种植可避水患宿麦面积有详细记载。《集簿》第十四行云：“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十□顷，多前九百廿顷八十二亩。”《集簿》中略蜀黍不计，仅记宿麦，原因就是与此种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次年6月上旬收获的越冬小麦生长特点有关，由此番时段种、收，可避开夏秋季的河汛水患。《汉书·武帝本纪》云：“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师古注：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淮南子·地形》云：“东方宜麦。”由此可见汉代河汛水患的事实。现今的东海县汉时属东海郡范围，地处黄淮之间、东临大海、地势低洼、滩涂地较多、挖井汲水自然不用太深。
表一 东海县发现汉代水井登记表
另外，通过GPS定位系统得知这5处水井的地理位置在东经118°43′37.8″至118°51′0.43″北纬34°42′47.2″至34°23′10.7″南北长36千米、东西宽11千米的狭长范围内，而这一范围恰恰是东海县西部丘陵向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更有意思的是东海县境内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汉代遗址---曲阳城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尹湾汉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代相城遗址、罗庄城遗址、城后土城遗址皆在此范围内。笔者曾查阅《东海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发现普查中新增的17处汉代遗址中竟有13处也在这个范围内，由此可见，东海县境内中部地区（即西部丘陵与东部平原的交汇地带）为两汉时期人们的聚集地。
因此，我们认为，东海县体育场汉代水井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代水井的形制、开造技术及东海地区的人群分布及生活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次发掘工作得到了县体育场张猛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致谢忱！本文登载于《华夏考古》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