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园往事
王得胜家族碑刻
在晚清的各种骚动不安，变乱与抉择的多事之秋，位于苏鲁交界的朱樊（范）村王氏私家园林中的秋菊正在秋阳中安静地绽放，传说中的“江北第一园”就是这里，泰然和从容是这片世外菊园的景象，亦是园子主人历经风雨、洗尽铅华之映照。
时光荏苒，白云苍狗，菊园、菊花早已被繁草侵蚀，拨开芜杂，我们发现一通石碑，“人生境遇穷达，虽云定数，然果能以中正勤俭为本，始终不渝，未有不能创立者，余世居山东沂州府兰山县朱樊村，由行武于咸丰六年投效江南大营……生擒发逆赖汶洸，淮扬徐海一律肃清……以记名总兵简放，并赏志勇巴图鲁名号，钦此……光绪二十六年岁次上章□余月□□济”这分明是菊园主人王得胜自撰的那块“记功碑”。
清道光五年（1825）寒冷初春，苏鲁交界的一户穷苦农家新添了一名男婴，呱呱坠地的啼哭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欢愉，因为几个月前，男孩的父亲刚刚去世，这个可怜的遗腹子注定要饱受饥寒的煎熬和各种欺凌的蹂躏。六岁做雇工、十四岁乞讨流浪，然后放牛再流浪。机缘巧合，他认识了海州守备秦怀扬，因他为人老实、忠诚，做事吃苦耐劳，守备收留了他，但这并不能摆脱厄运的纠缠，命运初见生机，妻子病故的噩耗降临。不幸的命运和昏黑的环境铸造了未来的传奇，在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他逐渐成长为饱受苦难磨炼的男人，在他身上，除了自己的名字叫王得胜以外还有一颗坚强的心脏。终于，这块被风雨抽打的顽石被充进了清廷的绿营中。
《记功碑》记录王得胜功绩与发迹是以咸丰六年投奔江南大营为开端的，时王得胜31岁，至光绪二十一年最后一次授封陕西河州镇总兵（从一品、正二品），王得胜在军营度过了40个春秋，“忠”是其立身的信条，“稳”是其行路的步履，“功”是其擢升的阶梯。其实王得胜最后一次授荣誉是卒后的一年即宣统元年（1909），是请立专祠的批复《古朐黄道传文集》云：“年八十四卒于家，诏许立功处建专祠附祀僧忠亲王祠。”
一、《记功碑》云：“由行伍于咸丰六年投效江南大营，历在六合、龙江、浦口等处剿灭贼垒，蒙赏给六品功牌。”
咸丰六年（1856），实在是清廷最为困顿的一年，是中华封建帝国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迈入衰败的拐点。一方面太平军首次攻破江南大营；另一方面外国人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时王得胜投效的江南大营是直接听命于咸丰帝的野战部队之一，是钳制太平军的重要军事力量。不巧的是，此时江南大营正被太平军击破，钦差大臣向荣毕命。虽然遭遇的是一场失败的战役，由于王得胜在六合、龙江、浦口等处作战英勇仍获六品功牌。六品功牌是朝廷颁发的奖牌，此次王得胜虽未被授具体官职，应算是军功的积累，资历的积存。
二、接着《记功碑》云：“八年（1858）二月，攻克江浦县城出力，蒙钦差大臣德奉保，六月奉上谕：六品军功王得胜著赏蓝翎，钦此。七月，蒙给予外委牌札。”
自1853至1860年，清军和太平军围绕着天京的攻防展开了一系列长达八年之久的拉锯战。我们猜想，在两军的胶着厮杀中，王得胜定是杀敌勇猛、表现突出，经接替向荣的钦差大臣德兴阿保奏赏蓝翎、外委牌札。虽然蓝翎仍以荣誉为主，但外委已经进入低级官员的行列了，外委千总正八品，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牌札是委任下级官员的牌文。
三、《碑》云：“十年（咸丰朝，1860年）正月蒙钦差大臣袁，调赴临淮关剿匪出力，蒙赏五品顶戴，旋奉委赴海州救护赣榆县城。”
钦差大臣袁指袁甲三，袁世凯叔祖，行走官场数十载也曾几经起落的一品大员，最高官职是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曾在安徽兴办团练，捻军的死对头之一。
此次王得胜随军出征临淮关围剿的正是 “捻军”。《清实录》云：“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袁甲三亲赴临淮。咸丰十年正月袁甲三仍著署理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安徽军务。以安徽凤阳剿贼出力……余升叙有差。”等等。
安徽凤阳、临淮关一带是捻军的老巢。咸丰登基之初，农民起义突然在各地爆发，来势之猛完全出乎统治阶级预料，朝廷慌了手脚。值得思考的是，在内有造反外有侵略之际，本可快速拔除清帝国的根基，却因各起义队伍充满分歧和内讧，最终成为导致起义失败之主要原因，否则历史非改写不可。这里却是王得胜大展才能的舞台，“剿捻”终成王得胜戎马生涯中最惊险也是最耀眼的一环。此次剿匪出力，王得胜被赏五品顶戴。五品顶戴虽仍是一种品位化的荣誉非实职，作为军功积存也是进步的基石。
旋奉委赴海州救护赣榆县城一节《记功碑》并没有详细记述，地方志却可以补充进来。
光绪《赣榆县志》有一篇对境内自春秋以来各朝代著名兵事活动所作的总结文章，用了相当篇幅记录了王得胜旋奉委赴海州救护赣榆县城的事迹，云：“（咸丰）十年九月，捻匪张洛刑、刘天祥攻扑县城，知县方钧令候补千总兰山王得胜、勇目王秀廷率团练鄕兵御守，杀伤甚众……。十一年五月，贼益大至，犯城略青口，得胜、秀廷殊死战却之，禽斩幅匪高三。”方志似乎觉得对王得胜功绩叙述的不甚充分，于是专辟一篇《县人王士林守城记略》描述十分精彩，云：“赣榆僻处东海，蒙国家承平之福不睹兵革二百余年，武备一切废失不治。城至坏二十余丈，门夜不闭牡，亡不知诇濠，夷为平陆恣出入无阻也。咸丰十年方公（知县方钧）秉之涖县事，以有寇警。始议濬濠、补城缺贩（版）筑未半而撚（捻）逆突至大沙河，先是方公告急于兰山王公捷三（王得胜字捷三），公挟其子弟、材武壮士三十九人者驰至，时九月二十四日也。至则急括城内外牛车百十具塞城西南缺处，而自守之简。城中丁壮万人，方公若他绅率之分陴巡守，而令老弱妇女执炊爨运砖石置城上，部署甫定，贼前锋薄城下，公戒众毋哗，独策骑出城立紫阳桥，贼疑引去。越二日，贼舁长梯数百攻城东北，公命发砖石万声齐力，钩引而斧斫之，又礮毙其悍目、卒不得上会，日暮罢去而伏其党城外民舍侦刺动静，公夜遣人缒城摉杀之，杀百余人，俘获生口驘马无算，相持四日贼计沮，遂以十月朔掠靑口而西。呜呼！公时一漕标候补千总耳，责非守土谊非邦族卒，能慷慨赴援，搘拄危局，夺数万垂死生灵于虎口而复生之功顾不甚伟矣哉。”
在地方上，赣榆保卫战是清代赣榆武备史中的大事件，被视为能够彰显英雄主义，体现忠肝义胆精神的伟大诗篇，王氏一族亦因此声名鹊起、满门忠义。既然是重大战事，民国时期刊行的《临沂县志》也记录了这场战斗：“王得胜，朱樊村人。咸丰初，从海州守备秦怀扬剿抚土匪有功。六年，赴江南大营，隶钦差大臣德楞泰（笔误，应为德兴阿）、袁甲三，以功荐保蓝翎，外委海州。绅民禀请留办团练，奉委至赣榆。捻匪猝至，环攻九昼夜，城垣倾圮，城内绝粮。得胜以牛车土囊补塞缺处，煮箧笥败皮与军士分啖，卒保危城。漕督王梦龄奏保，以千总留漕河两标尽先拔补，旋署赣榆千总。贼扰海州，得胜以百五十人往援，设伏擒多名，贼遁。”
江苏东海县博物馆藏有1980年代从南辰乡西朱范村王氏遗宅一带出土印章60余枚，为王得胜与其子王佐良生前存印，其中“志勇巴图鲁”为钦赐名号。按《记功碑》记载，是为八年后因王得胜“俘赖”（赖文光）有功所赐，根据光绪《赣榆县志》、民国《临沂县志》所载，可见王得胜极擅军事，且颇具胆识、慷慨仗义，嗣后居高位绝非偶然。
另外，此时王得胜效力的江南大营已于咸丰十年再次被太平天国军攻破，所属绿营几乎怯弱到一触即溃的节奏，无法与长江上游的湘军形成战略上的协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关系纷繁复杂的清内部两个军事集团矛盾重重，鉴于以上种种，咸丰皇帝下决心对腐朽不堪的八旗和绿营进行裁撤，此时王得胜跟随漕运总督三赴安徽剿匪，实际已经被漕运系统所调用了。
四、《碑》云：“十一年（1861）三月，蒙漕督部堂王（王梦龄）保奏，奉上谕蓝翎外委王得胜，著以千总留于漕河两标尽先拔补，并赏换花翎，钦此。六月，檄委署理赣榆县城守汛千总弁缺。”
明显，因护城、剿匪有功，王得胜被朝廷赏赐花翎。花翎比蓝翎高贵的多，通常帝王在做此种赏赐时也十分审慎，非一般功劳、品行者不予。
漕河两标是指漕标和河标，是清代漕运总督所属的绿营兵，漕标负责漕粮的催督、治安等；河标掌河川修筑、守汛以及防险等，漕运总督设衙门，称为“总漕部院衙门”衙址设于江苏淮安。
此一年王得胜换了兵种了，虽仍属绿营，但已归属漕运系统管辖，其职务可谓彰显时代特征，一方面在漕运衙门挂名后补千总等缺，另一方面实职在赣榆县“署理”（代理）守汛千总。汛，是驻扎县、乡的军队，似地方巡警一流。
五、《碑》云：“同治二年（1863）三月，蒙漕督部堂吴，于海、赣、沂郯肃清案内奏保，五月奉上谕：著以守备补用，并赏加都司衔，钦赐。五月奉上谕：著以守备补用，并赏加都司衔，钦赐。二月，带勇攻剿山东长城中村□□□。首先攻破贼圩，毙贼无算，肋受矛伤。蒙钦差大臣亲王僧奏保，七月奉上谕；王得胜著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漕河两标尽先补用，钦此。”
与之对应的民国版《临沂县志》云：“同治二年，漕督吴勤惠公棠奏遣陈帅国瑞，由淮徐进剿沂境幅匪，首克长城贼圩，次攻中村，生擒逆首孙化祥，沂境肃清，得胜赞助之功为多，以功保守备，加都司衔。随国瑞进攻白莲池教匪老巢，先登中矛，血溢肠出，裹创复进，获匪首刘双印。僧忠亲王赏之，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漕河两标尽先补用。”
生擒逆首孙化祥、获匪首刘双印，这事实在是太大了，不知为什么《记功碑》对此没有详记。自咸丰朝启，令清廷恼恨不已、嚼穿龈血的造反队伍除了江南的太平天国（1851～1864），江北的捻军（1853～1868），山东的黑旗军、白莲教、刘德培军等等还有一支游走于苏鲁边区庞大而散乱不堪的队伍---幅军，《山东军兴纪略》云：“溯自承平以来二百余年矣，南漕由江淮达运，连樯北上，岁踰千艘。江南徐、海、邳、宿，山东郯、兰、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絻舟佣食者，累数十万，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部曲。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很明显，由战争引起的漕运系统结构性调整导致大批民工结构性失业，加之政府无力妥当安置，他们“恒以匹布分幅帕头”故称为幅党，并形成了强大的武装割据势力与“捻军”联系密切，与朝廷抗争周旋了十多年。学界普遍认为幅军首领孙化祥、刘双印被捕是幅军起义失败时。
白莲（龙）池是白莲教老巢，位置山东邹城。清军攻打，众教定会死守，根据清人邹县后选知县丁寿保等撰《平定白莲教匪掩埋枯骨碑记》《掩埋白莲池尸骨记》可知此役惨烈，云：“战死2万余，就地掩埋于50余坑内。”
邹城战役王得胜身受重伤仍表现英勇，可谓战功彪炳。《记功碑》、民国《临沂县志》 皆有详细记述。经僧格林沁奏保，晋升都司衔。都司，秩四品，位次游击，分领营兵。
六、《碑》云：“三年三月，奉委管带得胜营勇队驻防清江、桃源等处。五年十月，蒙漕运部堂吴（吴棠）以淮徐各防积年防剿出力案内奏保，奉上谕：王得胜著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钦此。”
与之对应的民国《临沂县志》说：“得自募士，号得胜营（1997年版的《赣榆县志》称得胜营兵3000），游防海州、清江（今淮安）、桃源（今泗阳）等处。东捻巨酋任柱率众逼海州（光绪《赣榆县志》说，同治六年十月任柱众十余万寇县城青口），得胜以计深入贼巢，决擒任柱未得，擒其兄任锁而归。后任柱殪，余党平。漕督吴棠奏保，以参将补用加副将衔。”
赣榆县青口镇，本就王得胜的防区，擒杀巨任柱一节《记功碑》并无半点笔墨，亦是不知为何，倒是后期成书的民国版《临沂县志》进补史料。
任柱，也是贩卖私盐起家的少年英雄，由于作战英勇成长为捻军重要首领，蓝旗旗主。捻军与太平军残余合并后被封鲁王，与赖文光联合有“鲁王善战，遵王善谋”说流传于世，曾率部击溃并杀死僧格林沁。曾国藩赞曰：任柱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之怪杰也。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1867年11月19日）被刘铭传部击毙于江苏赣榆县，此一过程颇具戏剧性，多有方志、史本记载，1997年版的《赣榆县志》人物篇专辟任化邦传，描述甚为详细：捻军叛徒潘贵升施计以火枪击中任柱腰部“化邦怒，回身挥刀斩潘三（潘贵升）部三骑，血涌落马于紫阳桥头。捻军救化邦急走，当晚殁，葬于大沙河床中，全体将士大哭，声闻数里。”
试想，以任柱之勇，一般人、器确实难近其身。在《清史稿》中任柱出镜率比孙化祥、刘双印、赖文光等高出许多，一时名将亡於宵小令人唏嘘。光绪《赣榆县志》说，因剿平任赖有功，仅赣榆以军功受赏者三十四人。任柱卒是东捻军走向覆灭的转折点。
擒任锁，只有民国版《临沂县志》有记录，《记功碑》不知为何没有提及，而任锁，也似乎仅存活在《临沂县志》中，其他史料再无记录，或许任锁非真名。其实这并不奇怪，纵观晚清各路造反队伍的组成（除了太平天国），多以江湖化的组织结构、裙带化的组织形式、家族化的经营方式各立山头，与其他造反队伍形同的是任氏经营的也是“家族产业”。任乾，任柱叔叔，捻军早期首领之一《清实录》载咸丰九年三月战死；其族任金保也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毙于海州尚庄镇一带；其弟任三厌（任三应）同治七年初兵败投降清军或在扬州渡河时战死；《淮军平捻记》中还曾提到任柱兄任定（锭）、任根等。
时，各路造反队伍多肇始平民阶层，各路英雄无正式名讳者有之、诨号代称者有之、方言谐音讹传者亦有之，加之清廷行文有意诋毁，如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记作张总愚，在《淮军平捻记》中，各造反队伍大小头领仍以牛老红、苏老梦、王尿、张搭拉、王丫头、李大个子、程四、程二、老砍、大喜子、大喜子姪等记录于册，后世者竟难以将英雄名讳与其事迹一一对账，以至于《清实录》载有：“任三应自即任三厌，据称于扬州渡河时淹毙，是否确凿，著李鸿章、张之万、英翰、确切查明，毋令幸逃显戮，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的上谕。
七、《碑》云：“七年三月，奉钦差大臣湖广总督部堂李、漕督部堂张合奏，以追剿捻逆□队至扬州城外，生擒发逆赖汶洸、淮扬徐海一律肃清案内专摺奏保，奉上谕：王得胜著免补副将，以记名总兵简放，并赏志勇巴图鲁名号，钦此。”
同治七年（1868）43岁的王得胜因六年“俘濑”有功，经钦差大臣李鸿章、漕运总督张之万联合专摺奏保以“免补副将，以记名总兵简放，并赏志勇巴图鲁名号。”这一役是王得胜真正进入高级官员行列的转折点，是人生巅峰的起点，亦是东捻军覆灭的终点，史料对此多有记录。
民国版《临沂县志》云：六年，捻酋赖汶洸由清淮南窜，得胜追之，一昼夜行三百余里，后汶洸就擒于扬州之五台山，道号吴毓兰为督率，得胜实独擒之。以功免补副将，以总兵补用，并赏“志勇巴图鲁”名号。
民国版《江都县志》云：同治三年统得胜营驻防淮南北，六年追捻匪余党至扬州汇合淮军分统吴毓兰擒捻首赖文光。
《清实录》云：“以江南淮安等处肃清出力……参将王得胜巴图鲁名号。”
《淮军平捻记》在战后赏赐中记录：“擢副将降补参将王得胜开复原官以总兵记名。”所谓开复原官，是清廷针对受处罚官员恢复官职、俸禄、顶戴的制度。由此可证王得胜曾受到起码降级留用的处罚。在王得胜年表中，同治二年在他山东剿幅军；三年带勇队驻防清江、桃源等处；五年因淮徐各防积年防剿出力赏参将尽先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六年十二月擒赖文光；根据以上历程可见王得胜总是马不停蹄的剿匪、立功、受赏，唯有同治六年十月在他的防区内发生了击毙任柱的大事件《记功碑》却没有提及，实在有些反常。
不过通过史料我们仍可见其中端倪。一、《清史稿•穆宗本纪》说：六年秋七月己卯，捻匪过胶莱河，谕各路扼守河、运两防，夺丁宝桢职仍留任。捻匪过胶莱河，入赣榆，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被革职留用，王得胜极可能受此牵连。二、《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了一段上谕：同治六年八月张之万奏，捻逆扰及赣榆……兹览张之万所奏赣榆沭阳各隘仅有参将王得胜等千数……甚形吃紧。由此可见王得胜兵力缺乏皇帝知道，既然知道，处罚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因此所谓开复不仅是对受罚官僚恢复职、俸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尤其贤人政治环境中，开复还是对受罚官员政治上的礼遇，精神上的慰藉，甚至恩免、嘉奖、信任的表现。同治七年，清廷平东捻军后又有一批官员开复原职并受嘉勉，名单中包括山东巡抚丁宝桢开复剿防不力的处分，王得胜也在开复原职的同时还受到大力擢升。
在关于赖文光的研究中，对于赖被俘一节学界多有异议。(https://www.daowen.com)
一是一段时期，主导意识形态将太平军、捻军、幅军等皆认定为农民起义的定调之下展开讨论，客观程度可见一斑。二是学界认为湘、淮军之间矛盾重重，导致相关记录互有倾向旨在邀功。三是通过史料堆砌，钩沉出赖文光确为王得胜所擒，王必成为残害农民起义将领之罪大恶极者，口诛笔伐定不会少，而现实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实现俯视苍生自我主宰。王得胜作为历史人物，是历史为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安排。
李鸿章在《生擒赖逆东捻肃清折》中说：派吴毓兰率领华字营淮勇追到瓦窑铺与赖部发生激战，期间吴指挥队伍连放数枪击毙赖之坐骑生擒赖文光。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说赖文光是投营非被俘，云：“文光知死，乘夜投毓兰营。”另有清代扬州人臧谷撰《劫余小记》亦记录了此次战斗，据相关资料，臧谷本就参加了此军事行动，应是此一环节较为客观的记录了。文中说：“赖文光困不能行，席地吸鸦片，被掳妇女唤兵往，华字营掩袭之，执而归。团因闭营门，巩固地方与分功焉。”由此可见，一是赖文光并非在战场上被生擒；二是并非投吴毓兰营而是兵败被俘；三是文中“团因闭营门，巩固地方与分功焉”语句说明确有争夺功劳现象发生；四是臧谷出身书香门第，是晚清时期扬州一带著名文人，“兵”“勇”制式定不会搞错，文中“被掳妇女唤兵往” 是指兵而非勇。我们猜想被掳妇女所唤之兵不排除王得胜所在绿营兵之可能，然王得胜擒赖文光后华字营勇方才赶到。民国《临沂县志》说得十分清晰肯定“得胜实独擒之。”1997年出版的《赣榆县志》也说，同治七年腊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得胜在扬州城东瓦窑铺击毙赖文光乘骑，俘赖文光。还有，《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六年十二月中云：“又谕，张之万奏，官军追剿捻逆叠获大胜……参将王得胜、道员吴毓兰在湾头地方将逆首伪遵王赖汶洸即时捦获并将大小贼目捦斩无遗。”时，王得胜职位不及吴毓兰《实录》将王排在吴之前，由此也可为王得胜起码是首擒者提供佐证。
八、《碑》云：“八年（1869）二月，蒙漕督部堂张以上年统领得胜等营，赴豫东两省救援出力肃清案内奏保，奉上谕，王得胜著以提督记名简放，钦赐。七月，奉两江总督部堂□□（应该是马新贻，一年后被张汶详刺杀）檄委署理海州营参将印务（印信和职务），仍兼带得胜营等。□□大迭获巨□，十年□月，奉文交缷。十二年春间，因病请假回籍，交缷队伍。”
“张”是张之万，张之洞堂兄，时任漕督部堂。“上年”指去年，《清史稿·张之万传》云：“七年，会剿西捻，总愚溺死，东南大定。”《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张总愚赴水死，而西捻平。其实张宗禹归宿何处曾是学界一宗疑案。
王得胜，真乃国之栋梁，同治六年平东捻，独擒匪首赖文光，七年赴豫东剿西捻。民国《临沂县志》云：“八年，大军击捻巨酋张总愚（宗禹）于东境，得胜大小数十战。事平，以提督记名简放，旋署海州营参将。”
提督即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清朝全国仅设十五六人，部分巡抚兼任。提督记名，软了不少，有身份、有头衔、无实职，军机处记名，此时虽然属虚职，但对于一贫农阶层出身已是无上荣耀，这也是王得胜一生最高官职，《王得胜夫妇合茔碑》云：“记名简放提督，署海州营参将，统得胜营。”即署海州营参将仍兼带得胜营，又管绿营又管勇。
自咸丰三年28岁从海州守备秦怀扬剿抚土匪，六年赴江南大营，至同治十二年春因病请假回籍，王得胜已在军营经营20年矣，50岁知天命，王得胜的戎马生涯终不可改变了。
九、接着《王得胜记功碑》又云：“光绪元年正月，奉漕督部堂文，委办营务处，兼带得胜营队海州营练兵。十一月，奉两江总督部堂沈密札，饬拿盗首李宝德，当即就获。奉饬记大功一次。”
光绪元年（1857），病假回籍两年的王得胜奉命复职，当年十一月奉两江总督部堂沈葆桢密札即擒获盗首李宝德，记大功一次。
十、《碑》云：“二年正月，蒙两江总督部堂沈出具考语，不动声色，胆力绝伦，奉保堪胜提镇等因；十二月，奉两江总督部堂沈以是年六月间，迭获结幅起事匪首赵庆安、张飞豹、郭殿扬等，奏保给予随带加三级，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沈葆桢，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大忙人。《清史稿•洪汝奎传》云：“光绪中，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尤倚任之。”按《清史稿•沈葆桢传》他剿过匪、造过船、办过学、抵御日本、统领两江还兼管台湾，是操劳过度逝于任上。笔者以为朝廷任沈为两江总督完全是用人失误，仅江南人事纠纷终将其陷入泥潭。沈葆桢予王得胜以高度褒词实为在漕运系统举荐拉拢人脉，夯实自身亲信，一是由于王得胜擢升路线可见其是实干派，非结党钻营之流；二是王出身低层无血缘裙带靠山；三是现今王得胜在军地双方已颇具实力，军功、资历已成势。
《清实录•光绪二年》云：“以擒获海州结幅匪首出力，予两江游击王林（王得胜直系侄）、都司王兴堂、千总华源泉等分别升叙，予记名提督王得胜，海州知州林达泉随带加三级摺包。”而时任海州知州林达泉也是沈葆桢一条线上的人，《清史稿• 循吏四• 林达泉》以及《民国新修大埔县志• 林达泉传》也记录了此擒匪首赵庆安、张飞豹、郭殿（佃）扬的史事。
另外，从光绪元年（1875）至四年（1879），王得胜奉命复职以来不是练兵就是缉贼剿匪，笔者认为此次匪患复起虽有人因，但多半由天灾造成，民国《临朐续志》载：光绪初岁大饥，人相食；民国《介休县志》载：光绪三年四月大祲，饿殍蔽路，人相食，有父子夫妻自相食者；民国《太古县志》载：（光绪三年）岁大饥，人相食；民国《临沂县志》载；光绪二年春二月十八日夜大风有火如毯，三月初五日地震秋蝗，三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蝗飞蔽天。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称：以光绪三年（1877）、光绪四年（1878）为例，华北出现了被史书称为“丁丑大祲”或“丁丑奇荒”的罕见旱灾，在这场旱灾中较为广泛地发生了“人相食”的景况。朱炳瑗，李栋梁《1845～1988年期间厄尔尼诺事件与我国西北旱涝》一文将光绪三年（1877）评定为受厄尔尼诺现影响的大旱之年。时生产力尚低下，饥民铤而走险沦为盗匪，朝廷无能，只有饬令王得胜等镇压之。
十一、《碑》云：“四年正月，奉两江总督部堂沈檄委统带淮北缉私炮船，并饬陆勇，一体协力缉。”
自咸丰朝以来，各路民间造反扰乱了清廷的盐政制度，如两湖原本是由淮盐专供，由于水陆航运受阻于是川盐、浙盐、池盐乘虚而入，光绪朝事态稍安，沈葆桢奏等欲收复淮盐引地，困难是一方面他要打击私盐贩卖；一方面抢夺已经形成多年的川盐垄断，要命的是四川总督、湖北巡抚联合抵制“引地规复”，《清实录• 光绪朝实录》云：“沈葆桢奏，收复淮盐引地，立限截止川盐、包完鄂饷等节，而淮引自复皖西本两淮专岸，官票不及私贩之多。”
王得胜统带淮北缉私炮船，并饬陆勇，一体协力缉，动静不小。表面看似打击私盐贩卖，端正盐业管理，实际在盐课之争中王得胜已经陷入清廷纷乱地党派争斗中了。
十二、《碑》云：“六年二月，蒙两江总督部堂吴出具考语，缉捕勤能，屡获枭匪，奏保堪胜专阃之任等因。”
江总督部堂吴是吴元炳，沈葆桢卒后的继任者，也是因剿捻有功得以晋升的官员。评语“专阃”之任是指专主京城以外的军事，这里有褒赞王得胜具有统兵将才之能的意思。
十三、《碑》云：“九年二月，接奉漕督部堂庆照会内开，准兵部咨开，光绪九年正月奉上谕，记名提督王得胜著补授江西南赣镇总兵，钦此。七月内接印任事。”
漕督部堂庆是庆裕，《清史稿• 庆裕传》说他平捻、剿匪、革新、抵抗外敌，兼军机官员颇著政声；曾建议道府年终加考、推广荐举卓异、崇府尹品秩，行巡抚事。
光绪九年（1883）二月，庆裕准了王得胜调令《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一百五十八云：“以记名提督王得胜为江西南赣镇总兵官。”其实此一职缺实为事出有因，同时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记载，光绪七年（1881）四月有人奏了原江西南赣镇总兵王永胜一本说其在任以来唯以演剧饮酒、囤积贩运为事，并贪买民闲女子入署等语；同年六月王永胜被御史查察并革职，程文炳接替之。到了光绪九年，湖北提督傅振邦因伤疾解职，程文炳擢升湖北提督，王得胜接任江西南赣镇总兵官。总兵官，正二品，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又称总镇、镇台。提督略同今日 “集团军司令”或“省军区司令”；总兵略同今日 “警备区司令”或“军分区司令”。
罗尔纲《绿营兵志》称，乾隆朝为清代中叶，虽然以后绿营仍时有新置，但就制度本身而言已经固定，可以为绿营营制的代表。当时全国绿营分为十一个军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六十六镇、一千一百六十九营兵员共计648，345人，分布在内地十八省各城要害，可谓星罗棋布。
清同治七年刊本的《江西全省舆》称，赣州营镇守南赣，吉、袁、临、宁总兵一员同辖。《清史稿• 兵二》称，南赣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袁州一协、赣州城守等营。罗尔刚在《绿营兵志》绿营的任务一节中罗列为镇守、差役、西北用兵、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戌、河工、漕运和守陵。
十四、《碑》云：“十一年七月，因病禀恳两江爵督部堂曾，奏请开缺，奉旨允准，九月交卸回籍。”
晚清时期的江西，是个“盗贼公行”的世界，光绪末年曾担任吉南赣宁道的江毓昌曾上书给江西巡抚说：查职道所属，大率强悍成风，游惰成性，工作诿之妇女，男子则半困于赌、半困于烟，穷极无聊则勾连外匪，或拦途攫物、或深夜劫抢、或捉人勒赎明目张胆视为固然。而以南安府之崇义、大庾，赣州府之信丰、龙南、虔南、定南、长宁、安远、会昌九属为最；九属中又以龙南、虔南、安远、会昌为最。
自光绪九年（1883）七月至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王得胜在南赣镇总兵任上整两年，似乎并无太多作为见之于故纸间，笔者认为“盗贼公行”的世界也有平和的时候，这确实是江西比较平稳的几年。首先光绪初厄尔尼诺现象已经过去；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八年（1882）的吏治查察初见成效；白鹿书院经修葺整顿开始招收生员；赣茶出口势头尚好；江西哥老会尚未起事。时麟在《清末总兵王得胜》一文中称，到了南赣任总兵后，王得胜更加廉洁自好、约束自知，为了开源节流，应酬兵府开支，曾鼓励军士耕作官地售卖菜蔬。卸任时民众沿街置清水碗、赠万民伞称得胜“明如镜，清如水”一时颂扬。在时麟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似乎道出了王得胜因病奏请开缺，交缷回籍的隐情，一是当初同僚认为王得胜出身贫贱，家世低微，任此高职实为僭越之举，不自量力；二是王得胜一生戎马倥偬，早已积习生常，跋涉于官场，倍感仕途险恶，其在上任时就轻装简从，连家小也未带，遂托眼疾卸任。
《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云：“光绪十一年九月，江西南赣镇总兵王得胜因病解职，以记名提督姚广武为江西南赣镇总兵官，现月。”
十五、《碑》云：“光绪十五年三月，奉两江总督部堂曾札委，统领缉私得胜水陆等营，办理缉捕事务等因，接统到差。”
相应的民国《临沂县志》云：“十五年，江督曾忠公国荃，檄委统淮北缉私营，兼漕标营务处。十六年，马陵山匪徒啸聚，得胜先事侦知，俘三十余人，盗风遂戢。”
《王得胜夫妇合葬墓碑》云：“统领淮北缉私水陆等营，兼办缉捕实物，统领海胜全军。”
作为清代产盐最多、销量最大、课税最重的一个盐区，两淮在全国十一大盐区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盐区，私盐却异常活跃，是年64岁的王得胜宝刀未老，缉私、治安一肩挑。
十六、《碑》云：“二十一年正月，倭寇扰及山东，窥伺沿海口岸，奉署□□总督部堂张札委，先后招募海胜军八营，驻扎海州、青口滨海一带防守。江海解□防军遣散。八月，接奉署两江总督部堂张照会内开准，兵部咨开。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奉上谕，陕西河州镇总兵员缺，著王得胜补授，钦赐。九月，因旧病猝发，即禀患病，未能就。禀请形留□□，代请开缺，奉旨允准，并交缷淮北缉私得胜水陆等营事务，回籍调理。”
从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200余天的时光里，清国的军队与日军先后在陆海展开了平壤战役、黄海海战、鸭绿江江防战、金旅战和威海卫之战等几场大的战役，这使得清帝国尝到了彻底失败的滋味。先前主战派的“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之胜利属于大清国论顿时化作冷彻心扉之冰水迎面泼来。
笔者以为，在王得胜的戎马生涯中，最能体现中华传统荣辱观的举动却在此一环节。“抗倭”将王得胜的精神、道德推到了崇高的境界。民国版《赣榆县志续》兵事篇详细记录了此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二月中东战烈，日人连陷旅顺、威海，沿海州县戒严。时督委统带缉私监防营前江西赣州镇总兵兰山王得胜归田养疴，江督张之洞以人地相宜，俾就近招募海胜军八营留防青口一带，得胜受命后即驰往，验视险要，未及成军而倭轮已驶至近岛，邦人大恐，得胜亲率数百骑巡行海岸昼夜不辍，日人侦知有备遂飏去，民赖以安，军凡八月而罢，秋毫无所扰云。”《赣榆县志续》的主修者王佐良是王得胜的次子，时任赣榆县知事。
另外，时任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对王得胜品行、经历多有赞许，委以重任。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四日张之洞在《布置江南防务折》云 “ 北岸则海州有青口、灌河口二处门□较深，防其乘虚栏入……又饬前南赣镇总兵王得胜募海州勇兵五营，扼守海州之青口及赣榆一带。”然后同日的《布置海赣清江一带防务折》中云：“江苏海州所属青口镇为沿海要隘……现在贼烽纵横海上……海州为南洋入境首区……驻海州缉私之前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朴直老练，熟悉地形，素孚人望。海州人素强健，饬令海、赣一带，选募海胜军五营，扼扎青口等处要口。”
而《碑》中所载王得胜的江海解□防军被遣散的原因是朝廷缺银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在《增募各军酌量裁汰折》中说：“窃前因东洋启衅，沿江沿海同时戒严，江南本省防军及安徽、江西协防之军奉调北上，先后已数十营……当经臣将增募各营、派防处所……兹查和议即成，自应酌量裁撤，以节饷需，前江西南赣镇总兵王得胜统带之海胜军江北八营，裁去四营，仍留四营。”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张之洞在《照章裁防营长夫片（一）》中说：“江苏湘淮各军按楚军营制，每营五百人，用长夫一百八十名；一哨用长夫二十二名。嗣于减裁长夫案内部声明，步队每营暂裁六十名，遇有战事仍照章添足。”
碑中所载王得胜补授陕西河州镇总兵官，是因为皇帝看好王得胜的才干，大员们赏识王得胜的人品。《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云：“随手以前江西南赣镇总兵王得胜为陕西河州镇总兵官。”这里“随手”有两个意思，一是随即、立刻，仿佛皇帝看了一眼折子上的人名是王得胜不加思索批复 “知道了”；二是皇帝了解王得胜的品行、功劳，仿佛自己人，何须强调什么，他自会妥办职事。
已是古稀之年的王得胜对这样的安排实难从命，于是在张之洞所奏《总兵王得胜因病未能赴任请开缺折》中不难看出王得胜种种自责和不是，如“自维受恩深重力图报效，恳请销假”“诚恐贻误戎机，呈请奏明开缺等情前来”；然后述说每况愈下的病疾，如“兼受海风，患疟转痢，月余甫愈”“不意复感风寒，触发旧疾头晕目痛，腿足僵肿。兼因从前打仗受伤过重，四肢骨节酸痛异常。”终于，皇帝恩准了王得胜的开缺《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云：“陕西河州镇总兵王得胜因病乞休允之，折包。”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更换防营管代片》云：“统领淮北缉私得胜等营新授陕西河州镇总兵王得胜因病辞差，所遗淮北缉私得胜等营饬委副将衔两江尽先即补游击桂文斗接带，以专责成。”而桂文斗，清朝正史中出现过他的名字《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二十五年（1899）记载“以嗜利无耻，革江苏淮北管带水师副将桂文斗等职，永不叙用，折包。”
十七、《王得胜记功碑》最后一次云：“余今年七十有六矣，养疴林下，将平生事迹□略，勒石于祠堂侧，俾后嗣知余创立之不易，长守此中正勤俭之训，即为居官治家要法，倘更能读书奋志，昌大吾门，则余无有厚望焉。光绪二十六年岁次上章 □余月□□济。”
《民国临沂县志》云：“（王得胜）乡居教子，与文人学士相交游。喜作大字，为时所称。凡公益善举，不惜巨金。三十四年终于家，寿八十六。江督端方，奏请于海州地方建立专祠，列入祀典。宣统元年，绅耆合词吁请，将事迹宣付史馆，附祀僧忠亲王祠。”
《清实录•宣统朝政纪》云：“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已故陕西河州镇总兵王得胜战功卓著、遗爱在民，请附祀故忠亲王僧格林沁专祠。从之。”
本文系2018年底，连云港石刻文化学术研讨会暨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学会2018年工作年会交流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