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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带进三局后所聆听的第一条教诲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
在三局，所有进来的人都要查祖上三代，所有出去的人都要经过相当长的脱密期。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兵，在这个队伍里都几乎是按相当的男女比例招收入伍，因为，对外的恋爱乃至婚姻关系对于我们而言基本是不被允许的。
那是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告别了父母，和一帮年龄相仿的部队子女一起，被一辆带拖斗的大卡车拉到了广州军区后勤部营房的招待所，接下来的三天里，这些少男少女被各个分部陆续领走，最先走的是一批文艺兵，接下来是卫生兵、通信兵……到最后，只剩下我和一个叫杨梅的女孩。
招待所的人吓唬我们：你们两个小疙瘩豆儿怎么还没被领走，别是要退兵啊，杨梅“哇”的一声哭了。又过了两天，一个姓孔的教员带走了我们，直到换上崭新的军装，跟着孔教员上了另一辆卡车，才知道自己是被三局录取了。
从此，我们踏上一段崭新的征程，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车子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近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一个小门的匾牌上写着：广州军区情报部。在这里，我们融入了一个新的集体，40个新兵被分为男女两个班，女兵统一地被剪了“刘海不过眉毛，后梢不超耳垂”的短发，然后所有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起床哨响五分钟内穿戴整齐并把所有被褥打包后集体出操是难不倒我的，尽管那会儿外面还是湿冷湿冷的，大伙儿围着操场跑了几圈后天还是黑的，不断有人莫名其妙地被绊倒，摸不清原因地摔跟头，大冷天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人都是最不好惹的，有人开始骂娘，说这是什么操场，这么凹凸不平的，还有人骂骂咧咧地出列了，因为被后面的人踩掉了一只鞋，摸黑找鞋的成功率几乎等于零。这时班长扯着嗓子喊：“不许掉队！快跟上！”那掉鞋的也只得一脚高一脚低地跟着跑。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跑下来，天边渐渐有些发白了，大家这才看清楚，操场上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地的花花肠子，那边一条枕巾，这边一条被子，都是我们中的某个背包打得不严实中途掉下来的，还有的人背后拖着掉出半截的“大长尾巴”，怪不得总有人脚底打滑。
我们这帮小兵们天天盼着去炊事班学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靠近食物就等于靠近幸福。更何况，学厨期间不用出早操，所以，真到了要去学厨的时候，尽管大家得凌晨三点起床去做几百号人吃的馒头，可没有谁有过半句怨言。然而，从最初的新奇、好玩到麻木厌倦仅仅用了不到一天的工夫。就连班长过来检查的时候，情绪上也是不耐烦的。她把一块面坨拿在手里一掰，说：“只要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眼，就还得继续揉！”于是，一帮女兵继续强忍着瞌睡做着千篇一律的动作——揉面。她们不约而同地佩服起终年在这里劳碌的炊事兵们，他们天天年年起早贪黑，干着重复重复再重复的活计，却依然做得勤勤恳恳，有滋有味。
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四十名学员兵迎来了第一次野营拉练。我们个个背着打好的行李包，外加一支七斤多重的长枪，步伐整齐地经过沉睡中的广州市。
那会儿的我们大多都是十四五岁的年龄，再次见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城市时，眼里不约而同地流下了温热的泪。但与此同时，大伙儿又为自己不到一百天的蜕变而自豪：我们的背包已打得相当好，不会再有人边走边掉出东西，也不会再有人中途出列找鞋。连负责训练的教员都说，小兵们现在既训练有素，又尚未到兵油子的地步，所以步伐是最好看的。
穿过广州市又走了五六公里，班长安排大家临时卧倒，可就在倒地的一瞬，本来安安静静的只有脚步声的队伍里，却稀稀朗朗地传来几声“哎呀”，因为黑灯瞎火看不清，有人卧到了一摊牛粪上，有人趴在了小水坑里。大伙眼巴巴地望着跟在他们后面的食物供给车，心想走了这么久只发了一次食物，看来那大家伙不到救人命的时候也就是个摆设。
十分钟后，当班长喊全体继续行进的时候，不少人已经睡着了。
再回到部队营房的时候，所有人的脚掌都走出了水泡，当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各自那八十厘米宽的小床放下蚊帐时，已觉得这个自己平日里憎恶无比的闭塞小空间宛如天堂了。
第二天，所有的新学员兵开始进入教导队的专业训练阶段，我们被分为三类：学“手工”的（即收、发电报），学英语的，学机务的。整个教导队近七百号人，除了新兵，还有从各个部队选招来的五好战士。住进教导队大院的当晚，部队里给全体教员和学员放了一部电影，名为《奇袭白虎团》。早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我就看腻了，所以没等电影放到一半，便偷偷溜了出来，去服务社买了两根冰棍儿坐在外面吃。
刚进入初夏，天气却已经热得要命，晚上竟一点凉风都没有。我干脆脱了鞋和袜子，让还有水泡的脚也出来放松一下。两根冰棍儿转眼间便进了肚子，嘴巴貌似还不太过瘾，往里探了探头，离电影结束还早着呢。我把袜子从鞋里掏出来随便一揉塞进了口袋，光着脚趿上鞋就又去买冰棍儿了。等到掏钱的时候，才发现口袋里的袜子不知掉到了哪里。于是便一手拿着一支冰棍儿，边走边沿途找，快要回到放映厅门口的时候，才发现有个人坐在我刚才待的地方，正犹豫着要不要过去，那人冲这边说：“是在找这个吗？”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才看清人家手里的分明就是自己的袜子。这可真难为情。根据声音判断，对方大概也是和自己一样偷着溜出来买东西吃的小女兵，可走进了看，又觉得不像。究竟哪里不像我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明白，所以只得接过袜子，迅速地把它们使劲儿塞到口袋底，然后对她说：“谢谢你！我请你吃冰棍儿吧！”我剥下冰糕纸，把冰棍儿递给对方，对方就很大方地接了过来，还指着旁边一张摊开的牛皮纸上的话梅说：“我这儿有话梅，你也吃啊。”这时，冰棍儿已经化得淌水了，我一口一口地咬着吃，对方却不急，总要等着冰水快滴下来才去舔。她舔了一口，又放了一颗话梅在嘴里：“冰镇话梅，好吃！”
于是，我也拿了一颗话梅，仿着她的样子吃。
对方说：“你这是第三根冰棍儿了吧？”
我纳闷了：“你怎么知道？”
那人笑了，说：“和袜子揉在一起的，还有两张冰糕纸呢。”
我更不好意思了，越发觉得对方不像是一般的毛头小女兵。
“不可以一下子吃这么多冰的东西的。”她看见我晾着的脚，又说，“脚起泡了这样晾着也不是办法，你回去用一根头发丝穿到针里，让针带着发丝从水泡一端走到另一端，等泡里的水被慢慢引流出来，再走路时就不那么疼了。”
和她并排靠近坐在一起，我终于看出了她与普通学员兵的些许不同。这个人虽也是和大家一样的短发，可刘海和发梢却是朝里微卷的。不像是自然卷。因为自然卷总是带着些毛躁。她的弯卷却那么柔顺，既不生硬，又不刻意，像是水流到某处很自然地拐了个弯。她的军装看起来比任何人都合身，肩部和裤腿不会松松垮垮，而是笔挺笔挺的。
那会儿，像我这种才入伍的小女兵还不懂得为了美丽在某些细小处做手脚，更不会用精致、妩媚等词汇来形容一个女人，但那时却觉得，如果这女人是一幅画，那么最边角、最不起眼的地方大概也是点睛的。
我说：“待会儿我回去就试试这一招，拉练回来所有人的脚都打上水泡了，有这么灵的法子，大伙儿就能少受些罪了！我叫辛雨，你呢？你是哪个班的？”
“我叫邱秋。”对方说。
这就是我对邱秋的最初印象，如今三十几年过去，却仿佛还在眼前。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名叫邱秋的女人其实是教导队里的外文教员，她的英文很棒，业务又好，在当时的一群小学员兵中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全民偶像”。关于她的传说多了去了，据说她刚入伍时，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呼啸山庄》中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的英文原著对白；据说当年教导队里追她的男教员要是排成长队，一准儿比买粮的队伍还长；据说她要在这里当四年的教员，度过脱密期，才能得以转业；据说，她放弃大好的出国前程，为的仅仅是远在上海的情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