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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二月二没错。护国寺小吃店里等着买“龙胆”（一种黍子面做的油炸糕）的人们已把长队排到了大门外。
不断有人吆喝：“哎哎，没吃龙胆就敢插队呐？”被指责的人红了脸却不忘调侃：“吃了也不敢！”一边悻悻地站到队尾。
周围人津津乐道的多是吃了“龙胆”后敢怎样怎样，老太太说有了“龙胆”就敢上街抢钱包了，小伙子说吃了“龙胆”起码敢向心爱的姑娘表白了。而阮小芋貌似是最没出息的，因为当贺老久把好不容易买来的“龙胆”递给她时说了这么一句：“吃吧，吃了它，你就敢和邱秋绝交了。”
太阳还没升到头顶，我低头看着自己越来越短的影子，和老久一起嚼着实际上并不好吃的“龙胆”。
“昨晚又失眠了？”老久看着我的黑眼圈说。
“我是习惯性失眠。”
“忍不住再提醒你一遍，睡觉前不要想让你气愤的人，不要想让你兴奋的人，不要想让你纠结的人，尤其不能想起邱秋。然后，放松自己，听点音乐，适量饮酒，睡前做爱永远是战胜失眠的最佳途径……”
老久在大街上说这种话让我一阵脸红，有人回过头看我们，老久若无其事地看回去。
对于我和邱秋的关系，一向不善言辞的老久却有着极其精辟的概括：阮小芋，你在邱秋那儿，好不好不要像个受虐狂一样，眼瞅着自己的伤口快要长好了，又心急火燎地请求对方补一刀？
仍然借用老久的话，这种关系不属于人类之间的正常关系，如果真有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外的第四类情感，那么，它则属于这四类之外的第五类。
故事要从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说起。
那天，刚吃完午饭，大家都感觉特别困。没办法，自助餐嘛，交了银子后就看谁能吃回本钱了。因此，逢吃必多。其实，吃多本身并无大碍，可后续影响可就严重了。你想想，一吃多，必然困，一困必然想趴在桌上或靠着椅子打会儿盹儿，打会儿盹儿不定会耽误工作，却必然会被老板批，老板的嘴一张开，少说也得半小时才能闭上。
现在的出版社都有节约空间的意识了，总共租一间屋，所有员工挤在一起，老板单独在一角隔一个小间。这样一来，老板对任何一个员工训话，都必然会波及整体，影响隔间外一干人等的午后清净时光。
老板外号“阿侃”，平时一句话能概括的意思他非要分十句话说，十句话能说明白的问题他就得贫一上午。等阿侃贫高兴了，回他的小隔间睡起了午觉，陪侃的同志们则只有加班加点地卖命，才能把刚才“不知去哪儿了”的时间找回来。
事实上基本百分之百的公司内部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老板不可能一天到晚憋在自己的屋子里，每当他走出来，必然要寻找说话的对象，而公司的一部分人，仿佛专门是为满足老板的这一习性而存在的，他们多数不需要埋头于永远忙不完的工作，不需要不停地为不同的部门经理来回跑腿，甚至不太需要动脑，仅仅凭一张嘴，就能把老板侃得心花怒放。差别也因此产生了。像个别既没本事把老板侃高兴，又没在杂志社的重要板块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就只有被老板派出去拉作者的份儿了。
阿侃顶着困意训完了某个打盹的倒霉鬼后，带着余怒把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在《1949-2009共和国作家文库》里苦苦搜寻，却找不到邱秋的名字。非但如此，在这个几乎人人“网上有名”的时代，居然也搜索不到多少邱秋的信息。事实上，我从听说这个名字到现在，也不过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而已。无奈我的老板让我上，我也只好厚着脸皮硬着头皮上了。
由于带着任务，我看她的目光没法像普通读者那么放松了，所谓的任务无非是争取得到对方稳定且靠谱的联系方式，博得对方好感，以至于她下次再有新作时没准会想到我们。
所以你现在能想象到邱秋面前的这个我了，目的俗，面孔谄媚，甚至还有些贱。
人多得有些不像话。我提前半小时到场，出示了出版社的工作证，却仅仅挤到了一个很靠边的位置。采访即将开始时，邱秋从一个小侧门溜了出去，赶巧了，我坐的位置正好能从门缝里看到她。
只见她飞速掏出包里的一瓶东西一仰脖子很豪爽地喝了几口，我猜那是酒。很久以后我证实了自己那会儿的猜测，她跟我说，喝了那个，就能暂时不要脸了。
现在还得回到会场，我从门缝里甚至能看清她的站姿，那微微有些内八字的站法原本有些蛮，经这个接受采访前需要喝酒壮胆的邱秋一站，却站出了一种温柔。
等她再回到座位上时，台下早已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也挤满了人。旁边不知哪个报社的记者说，怎么这么挤啊这回！另一个同行说，你没听说么，这个邱秋，合着出三本新书都不带开一次新书发布会的。不知是哪个站在后面的高喊了一声：“看不到啊！”邱秋听见了，马上站了起来，笑着说：“现在能看到了吗？”于是气氛更好了。
邱秋又转过脸对主持人说：“那我就站着吧。”
我突然开始喜欢邱秋了，其实也就是那么一下子的事情。后来每当我追忆自己和邱秋的初次相遇，总是想起她的这两句话，总是想起她躲出去喝酒的样子。
台下的闪光灯这时开始“咔嚓”了，有了第一下，就不愁没有第二三四五六下。邱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她不会像大牌明星那样摆pose，只会拿自己猝不及防的表情对着镜头，最重要的是，她无法理解大家为何二话不说就一阵乱拍，为何对她本人表现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她的书。
她的直爽此刻又在作祟了，虽然被拍得相当不好意思，可还是冲着台下傻傻一笑，对着话筒说：“大家这是趁机乱拍啊。”
台下不少人笑了，闪光灯却没停，他们以为这是邱作家故意和大伙逗乐呢。
主持人拿起话筒开始说话了，我却又因邱秋刚才的话和表情分了神，一面等着采访完毕自己好瞅个机会完成任务，一面已经开始情不自禁地不想错过这个神秘女人的每句话了。
一个记者问，传说您的一个长篇故事能在定了整体架构后两个月齐活，是不是真的这么快？
“是”，邱秋毫不犹豫地说，“确实可以这样。那要在功课做得相当好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其实很少，我有一个短篇写了二十年，现在还没有写完。”
就是说您也有找不到突破口，脑子里半个词都没有的时候？记者在自己的问题中发现了“价值”。
“当然有。这有点像是一场写作思路上的‘便秘’。还有的时候是因为白天写了以后，晚上夜深人静意识有点神游天外的时候自己回头看看，又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写，所以毫不犹豫地划掉，而后经过几个小时睡眠的沉淀，白天写出来又是这个样子，反反复复很多次，自己总是不满意，所以耽误很久。”
“邱作家，您最喜欢写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在所有您接触的素材中，您对哪类素材最感兴趣？您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去获取素材呢？”
“我最喜欢离奇的故事。小时候就喜欢听这一类故事。这类故事不好写，除非最初在写的时候你就给它定位为脱离现实基础。如果想要在现实基础上架构奇迹那可就惨了，”邱秋说得很认真，表情都很严肃，“你要边写边频频回头看看能否自圆其说，稍一疏忽，评论家会说你连梦都不会做。”
她停了停说：“我发现素材的方式很单一，除了我早年的经历积累，就是看书。好在我看书的涉猎范围还算广，遇到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会花时间去研究，去实地考察。”
“那边有位小朋友好像一直在举手，”她说的明显是后面读者区的位置，大概先前主持人把提问的机会几乎都给了私下打过招呼的记者。
这时突然有个扛着摄像头的记者站起来抢话：“邱老师，据说您和编剧骆铭合作的许多剧本其实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有这回事吗？”
主持人刚刚还在维持秩序，一边喊着“举手提问，举手提问……”场内之前也一直气氛沸腾，这个问题一出来，整个现场突然鸦雀无声起来。就连起初还在骂这记者没素质的人们也都在一瞬间闭了嘴。
记者很得意。
“怎么可能！”邱秋很简短地说，“我有那么蠢吗？”
就这么一句，气氛恢复，记者没捞着便宜，大家笑起来。
“每出一本新书，她和骆铭的那点事儿就得被扒拉出来一次。”我旁边的某社编辑跟邻座说。
“扒拉多少次，也没有正解，”另一个说，“都说邱秋傻了吧唧的，我瞅着她挺精。”
骆铭，这个名字倒是耳熟能详。当前很多叫座的影视剧本都出自他之手，只不过邱秋和他有这样一层关系倒是让我始料未及。
然后就轮到了邱秋之前说的那位举手提问的小朋友。
小朋友说，邱阿姨，对年轻人有何忠告。
邱秋低头笑了。她大概在想，这问题真的好难回答。“我想，”她说，“年轻人尽量不要从社会的角度选择职业，你们的天地很广，找出自己真正爱做的事情，每天为它专注一小时，或者哪怕一刻钟。”
又有人问了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邱秋最近在看什么书，能否推荐几本给读者。
邱秋想了想说，她最近在看张爱玲的《小团圆》，看得很慢，并时常在想，作者怎么记得那样清楚呢，如果人人都有这么一本“账”，这么一本属于自己的“追忆似水年华”，大概就不枉此生了。“很多人说这本书情节杂乱，人物突兀，那有什么呢，”邱秋自己先笑了，“我这么说会得罪人吗，我经常一开口就把所有人得罪。”
说起喜欢的书，她仿佛进入了无我之境。她说张爱玲经常为现代人惋惜，原因之一是他们欣赏不了《红楼梦》，她也为部分人感到惋惜，原因是他们欣赏不了《小团圆》。
她还说她个人认为这本书很小众，在张爱玲的所有书里也绝不算讨巧的，所以不适合给大众推荐。一定要她说一本的话，她说可以看看犹太人枕边书系列。
一个读者问到她的新作《陶版憾事》中的主人公在现实中有没有原型，邱秋毫不避讳地说：“原型就是我自己啊。这里面有我自己的故事，也有我父辈的故事。”
于是我买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