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缘起及其目的、意义
船拳从传统民俗逐渐演化为现代的表演武术，深含着传统中国的民族精神内核。船拳从两宋而来，明清繁盛，曾一度衰落，而今渐渐活跃在表演舞台和中小学新生力量中。船拳深受民间的生活方式影响，水文化环境和舟楫出行方式是其区别于陆地武术的最大不同，也正是因其“独具特色”而更有挖掘的价值。从世界主义角度思维，中国文化与他者文化的交流、对话的能力来自本土文化的坚固，因而我们要不做他者文化的传声筒，站在更高的视角关照传统文化。船拳文化见证了江南水乡特别是太湖中心区域经济发达后人们悠游闲乐的精神状态，也留有吴越水战的痕迹，又显现出抗击外敌特别是反抗倭寇侵扰的民间精神。船拳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南北武术文化的精华，呈现出沿水道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状态，对精华文化的吸收以及人们狂欢节式的聚众观赏，都足以证明其背后深深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其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本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
在当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被立法保护，作为中国优秀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武术文化更是一枝独秀被世人重视。在2005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周和平就明确强调：“……像少林功夫这些文化遗产，建议有关方面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更深入的挖掘……”[1]关于武术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尤其是关于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起步更晚，近几年才开始重视起来，并加以概念化、规格化、明确化。遗憾的是，一方面，船拳研究因传统武术口口相传和师徒传授而不外传的特点以及中国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船拳即将消失的现状；另一方面，船拳最大的特色是船上演练，但随着江南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造成船拳陆地化。以船拳为例而反思传统武术的生存现状以及发现对策，是本研究的又一目的和意义。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需要分区来研究，即应从每一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去探讨，去追求。如忽略这一点，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讲中国史，则将失去许多精华和真实[2]。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概论》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在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必须将它们放在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注意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才能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3]武术文化和民俗文化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同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都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要想更好地研究它们，就要把它们置于整个大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下，同时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地域武术文化多元模式理论的是上海体育学院郭志禹教授，他在2003年承担的国家武术院的课题《传统武术历史与文化信息内容构架的研究》中，将“地域武术文化”的概念定义为“通常由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中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和痕迹的武术文化”，对研究地域武术文化提出了新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了中国武术的地域分布：燕赵、中原、齐鲁、吴越、荆楚、闽粤、秦晋、巴蜀、黔贵、西北、关东、西域、西南边疆、赣皖、广西地方、海南地方、港澳、台湾及其他区域武术，为以后研究地域武术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4]。郭志禹老师的多位博士研究生在随后的论文撰写中，比如韩雪的《中州武术文化研究》、陈振勇的《巴蜀武术文化探骊》、王家忠的《荆楚武术文化研究》、郭守靖的《齐鲁武术文化研究》等都从地域文化学的视角入手，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对不同地区的武术文化的历史、现状以及技术特征、成因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和总结，其研究的思路和结论都比较值得借鉴，也为今后从事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和深化。
太湖地域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尤其是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更以其卓然不群的特色独树一帜。太湖流域的各种文化研究非常丰富，而作为江南武术文化和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船拳研究却极为薄弱，不管是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低于其他的文化事象，即使有一些涉猎船拳研究的文章也只如蜻蜓点水，只对其中的拳种技术进行整理，对概念特征进行简单的阐述，对于技术以外的船拳特征、成因、文化内涵的解读却很少，从总体上来说对江南船拳的系统研究仍属空白，江南武术文化体系的系统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江南船拳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浸润在江南传统文化海洋里的船拳，凝聚了江南人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特质，在中国武术文化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研究江南船拳文化的目的就在于挖掘和梳理江南船拳的文化历史，架构江南船拳文化的技术以及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地域武术文化的内涵，开辟向江南船拳文化深层研究的新途径。江南船拳文化研究的路径依据“江南地域文化圈江南地区代表的船拳文化江南船拳文化的特征”模式进行。本研究从地域历史文化的视角，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武术文化等理论进行分析展开，通过整理归纳江南船拳的技术特点、文化内涵，透视江南船拳的社会成因以及与社会变迁、发展、演变、互动的内在规律，了解江南船拳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江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揭示江南船拳的社会文化内涵，构建中国江南船拳文化的理论框架，发掘江南船拳当代推广的社会价值，进一步丰富江南武术文化的技术和理论内容。当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武术作为中国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和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应该承担起历史和社会的重任。江南船拳作为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民间体育运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技术动作易于掌握的特点，挖掘与开发江南船拳的文化内涵以及技术价值，对进一步了解家乡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江南船拳文化有着比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可作为江南船拳文化系统研究的起点。本研究主要运用实地调查法和口述史等方法，对太湖流域的江南船拳进行系统论证、梳理，对船拳的技术风格特点以及所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第二，本研究可加深人们对江南社会发展中文武一统的全面认同。江南水乡人文荟萃，历史源远流长。江南武术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江南船拳又是江南文化历史的缩影和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体现出江南的人文情怀也能反映出江南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历史，是江南社会文化的重要表象。缺少了江南船拳的系统研究，无疑江南武术、民俗文化甚至是江南文化都是不完整的，江南船拳文化研究是对江南武术文化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丰富和有力补充。第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多元绽放与表现，又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整体，也是中国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育的源泉[5]。江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和弘扬的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江南船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很多关于船拳的故事引人入胜，对于拓展知识面、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有着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第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也是当前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需要。在我国，人们往往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经典文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仍十分欠缺。同时，以强势取代弱势、以同一化取代多样性的全球化和以牺牲传统伦理道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为代价的技术至上主义，都存在着吞噬、排斥和否定传统文化及文化多样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6]。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宣传并努力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就更加显得意义重大，开发传承民间体育资源势在必行。纵观目前全国各地船拳的发展情况，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很多地方的船拳都已经登上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比如浙江嘉兴和常州武进地域的江南船拳都已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列，并正积极准备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使江南船拳更好、更快地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员，进一步拓宽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渠道，为申遗工作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撑，本研究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为推广和传播船拳技术以及相关的武术文化夯实基础。江南船拳有独特地缘文化及族群文化心理因素，具有不同中外文化交流特征，深入探究这些因素与特征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江南船拳的技术和相关武术文化，提高江南船拳的社会影响力，使船拳更好地为大众服务，真正意义上地丰富和完善江南武术文化，为江南船拳的未来发展宏图夯实基础。第六，为研究其他区域的武术文化事象提供参考和借鉴。
江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意义。随着我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如何更好地发展民族文化，解决江南船拳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对太湖流域江南船拳文化的研究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可以为其他地域的武术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注入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