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文化圈船拳文化环境独特性
江南船拳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文化立体发展的结果，还原到历史情境中看船拳的产生，与吴文化环境的中心苏州湖州一脉为经济中心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高度，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从经济历史的角度看江南经济，太湖流域的江南经济被视作一体化区域，其中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笔者在船拳资料的整理中发现，目前对船拳产生的具体区域和产生原因的论述还比较模糊，一般将湖州双林镇作为船拳文化的发源地：“古书有述船拳始于越王勾践习水战，古称‘水战’。发源地为湖州双林镇。俗话说：‘走过双林三十六码头，难到双林塘桥头’，双林人自古以来喜欢习武健身。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犯境，受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的激励，民众在农船上打拳练武，称‘船拳’。由于吴语中的‘船拳’与‘蚕健’音相似，故‘船拳’在太湖流域一带的蚕乡获得发展，且至今不衰。”[1]蚕是江南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蚕桑业以江浙两省为最盛。浙江七十五县中，产蚕丝者五十八县，其中三十余县完全以养蚕为业；其出口生丝，历年均占全国第一。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太湖流域的苏州府都是主要的产地”[2]。船拳作为民间的武术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在传播过程中应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从太湖流域的整体区域看，船拳产生于太湖中心区域，以苏州、无锡、湖州中心区域的说法更值得肯定。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学界有比较明确的说法，“据接触到的资料，至迟到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其时，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屡屡五府乃至七府连称[3]。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这个经济区当时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到近代才为上海所取代），形成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具备了区域经济基本的内在结构”[4]。学界目前比较认同，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中，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经济共同体的江南经济太湖中心区域，决定了船拳文化的产生是个整体的面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高度才会有文化的繁荣，总体看，船拳发展的分期可从经济发展的状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体育表演（明前江南经济繁荣，市镇发展程度高）——防身格斗（明清海盗、倭寇频扰，经济凋敝）——武术表演（现代经济繁荣、生活安定），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改变和完善它的文化样态，因而单纯地说船拳产生于某时某地并不是确切的说法，而只能认定其产生于太湖中心区域，而苏州又是中心区域的中心，所以从各种因素来推断苏州应该是江南船拳产生的原点。
江南经济发展的勃发，使得江南市镇发展迅速，市镇分布密度高，经济发展向四周村落扩散，其间水上交通的便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市镇与水有不解之缘。它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市河内农船穿梭往来，直通镇区。许多人都赞美这种格局富有‘东方威尼斯’风味。殊不知与其说这是美学的考虑，毋宁说经济的因素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如果说，镇市与其四周的‘乡脚’构成一农村经济网络的小整体（如前节所说），那么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犹如人的血管，输送血液，保证营养供给。这就决定了镇市的基本格局不能不考虑四乡上镇及上市的便利。而江南人都知道，船是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河流是交通大动脉，这两大因素成了构筑江南镇市基本格局的决定性的要素，是很可以理解的。”[5]江南经济发展依水而兴，也正因为水道的四通八达，江南各地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王家范的文章提及《沈氏农书·逐月记事》中被学者忽略的事实是，江南各地不同的特产，如湖州的桑，南浔的茧，嘉兴的棉等，都使得商人云集，而买卖的商人来自各个地区，从而实现了经济一体化，“桑剪须在石门卖，五分一把。平望买猪灰；及城镇买坑灰；……苏州卖糟四千斤，约价十二两；……长兴籴大麦四十石，约价十二两；六月买太湖大茄……仅涟川沈氏一地主，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并不仅限于涟市镇，可见区域市场内部联系的一斑”。江南经济的相互往来，为文化的相互往来提供了最好的依据，江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的网状结构，也间接证实了船拳由太湖中心区域向外，沿河道传播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船拳发展的三层文化圈结构。船拳的产生不可能是孤立的文化现象，从历史的角度看，船拳的文化原型来自吴地的剑舞文化，从横向的经济文化的层面看，船拳的产生是民间经济繁荣到相当程度，人们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下民间娱乐共同发展的结果。从刺激反应的理论理解，船拳是在倭寇战乱直接刺激下产生的，同时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应激也是一个条件，倭寇战乱只是船拳产生的一个因素，而在背后有着更为广泛的文化内涵。
太湖地区江南船拳的产生与水环境、舟楫交通有直接的关系。船拳以水船为媒介的表演形式，与吴地的自然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吴地传》记载吴地的水陆街道的情况：“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随着水路、通衢等措施的不断改进，苏州水域更加宽泛，可以用水域密布这样的词来形容。“根据明《吴中水利全书》记载，到了明代，城内已形成了所谓‘三横四直’的7条骨干河道，（清同治《苏州府志》卷8《水》）也是城内陆上的7条主干道。沿着这些主干道，有无数小街横巷，或向东西，或向南北伸展，于是形成了无数大小不等，但又较为整齐的方格形，类似棋盘式的道路网络。多数主干道都与河道平行，陆上可以骑马乘轿，水上可以行舟载货，并与城郊的道路和河道相连”，且“小浜支渠120条，沿街巷伸展四方，布满全城”[6]。城内水域连通，城外交流也将随着水道的发展不断向外延展，由此便可以理解船拳的传播为什么是水域沿线更加繁荣。《吴地传》记载了吴都城外的几条水道：吴地向北，“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今苏州城北槽河），上历地，过梅亭（在今无锡境内），入扬湖（今常州市东南），出渔浦（今江阴利港），入大江，奏广陵（今扬州）”。而吴地向南到越的水道：“吴古故（疑脱障字），从由拳（今浙江嘉兴南）辟塞，度会夷（即会稽），奏山阴（今浙江绍兴）。辟塞者，吴备候塞也”。可见当时吴都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考察苏州境内镇县的自然环境，可以进一步理解船拳的产生发展的水因素。常熟的浒浦镇位于常熟的东北部，北濒长江，与通州市隔江相望，流经镇中入江的浒浦塘，在南北朝梁代时即为吴郡重要通江水道三十六浦之一，“浒浦口历来为江防要地，据旧县志载，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派重兵防守浒浦。南宋初，韩世忠抗金驻军于此，宋绍兴二年（1132年）立浒浦寨，屯戍武卫水军和步军，统辖江浙闽海防。……浒浦港口，历史上不但是江防军事要地，还是常熟市及苏南地区重要的海洋鱼类集散地和南北货运口岸。明清时期，浒浦商贸已很发达，集镇隔河为市，东西两侧各有五条街道相望，镇上有商肆、店铺300家，百吨以上运输木船有40艘，从事江海捕捞的渔船100余艘”[7]。而常熟福山镇坐落长江之滨，临大江，又为福山塘入江之口，历为江南军事重镇，此处“东汉时南北商业繁盛，盐业尤为兴旺，置司盐都尉，统帅兵丁管理盐政，查缉私盐。岗上船舶成百上千，南来北往，既有出海捕捞黄鱼、鲞鱼的海船，又有长江捕捞刀鱼、鲥鱼的网船，还有贩运南北杂货、生猪等运输船。客商四方云集，客栈店铺众多，庙宇鳞次壮观……每逢春夏前后，江水上潮时节，浙江、上海等地渔民蜂拥而至，或进山还愿，或来港揽胜，热闹非凡”[8]。太仓浏河镇：“春秋时期为吴地，秦汉时属会稽郡娄县。三国时吴政权在娄江口驻扎水师，募民屯田。北宋时开浚娄江，南宋水师曾驻守娄江口。……至元二十三年，在刘家港设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元朝还在刘家港置分镇万户府和市舶提举分司，专理水师驻防和航海通商事宜。此时的刘家港，‘番商贾客云集阛阓，巨樯大桅集如林木，四方谓之天下第一码头’。它外通琉球、日本、高丽、吕宋、婆泥，远志阿拉伯，号称六国码头。”[9]
文化和历史等人文环境共同促进了船拳的产生。太湖平原地区作为经济中心，带动了该地区民间文化的繁荣。民间文化依托的主要载体为民间节庆活动，而从表演形式上看，江南地区以水、船为媒介的表演相当兴盛。吴地在经济的发展中，太湖平原长期作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生活安定，培育出吴地人好游好戏的文化心态。因而考察吴地文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一是民间节庆繁多；二是水、船表演兴盛；三是吴地人好游好戏的文化心态。
苏州民俗节庆颇多，有“月月繁盛”之说，苏州节庆出游多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而节庆是船拳表演的最好时机，苏州官方节日中的“三节会”“百花生日”和“山塘竞渡”为最大。而民间旧俗三元节灯会、名目繁多的庙会、花事也是游人如织，路途为之堵塞，具有文化性、地方性、短期性、参与性、多样性和交融性等特点[10]。五月初五是山塘竞渡的节日，“龙船，阊、胥门，南北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山塘七里，几无驻足；河中船挤，不见寸澜。操楫之子，使船如马。船窗洞达，玻璃与水，相映若一”[11]。吴县士人王鳌于正德年间修撰的《姑苏志》中说，吴人“最重节物。迎春日啖春饼、春糕，竞看土牛，集千卧龙街，老稚走空里。元日饮屠苏酒，作生菜春盘、节糕，士女集佛宫道观，烧香答愿。正月八日，昏时看参星，占岁水旱。十三日以糯粒投焦釜，老幼各占一投，以卜终岁之吉凶，谓之‘爆孛娄’，亦曰‘米花’，又曰‘卜流’。上元作灯市，采松竹叶结棚于通衢，下缀华灯，灯有楮练、罗帛、琉璃、鱼魫、麦丝、竹缕诸品，皆彩绘、刻饰人物故事，或为花果虫鱼、动植之像。其悬剪纸人马，于傍以火运之，曰‘走马灯’。藏谜者曰‘弹壁灯’。……其夕会饮，以米粉作丸子、油髓之属。行游五日而罢，十三日试灯，十八日收灯。二月始和，楼船载箫管游山，其虎丘、天平、观音、上方诸山最盛。山下竹舆轻窄，上下如飞。寒食戴麦扫墓。清明插柳。四月八日，浮屠氏浴佛，偏走闾巷。端午饷角黍，作雄黄昌阳饮，儿女辈彩索缠臂，长者簪艾叶、榴花以辟邪。夏至复作角黍，食李以解注夏之疾。七月七日为乞巧会，以青竹戴绿荷系于庭，作承露盘，男女罗拜月下，谓之‘小儿节’。饤果皆曰巧，又以绵刺针孔辨目力。明日视盘中蜘蛛，含丝者谓之得巧，余皆举露饮之。十五日，僧舍多营斋供，举村荐亡作盂兰盆会，亦谓之‘鬼节’。重九饮鞠酒，用面裹肉炊之，曰‘重阳糕’，一曰‘骆驼蹄’。十月朔，再谒墓，谓之‘烧衣节’。是日不问寒燠炽炭开炉。尤重冬至，三日罢市，驰贺等一如元旦。入腊，并力舂一岁粮，藏之菜囤，经岁不蛀坏，呼为‘冬舂米’；微黄曰‘囤心黄’。十二月十六日，妇祭厕，男子不至。二十四日，男祀灶，女子不至。祀用糖饼，以为灶神言人过于天帝，取胶牙之意。祀灶之明日，用赤豆杂米为粥以辟瘟，家之大小皆遍餐，家人或出外者亦覆贮待之，名曰‘口数粥’。是夕，爆竹观傩，各燃火炉于门外，焰高者喜，古谓之‘粗盆’。田间燃长炬，名‘照田蚕’。二十七日扫屋尘，曰‘除残’。除夜复爆竹、焚苍术及辟瘟丹，饮曰‘守岁酒’，场曰‘胶牙饧’。夜分祀瘟，易门神、桃符，更春帖，画灰于道，象弓矢以射祟，其祝词为‘打灰堆’。一岁风俗大略如此”[12]。
吴地人出游很讲究季节，史料记载：“吴俗好邀游，当春和景明，莺画烂漫之际，用楼船箫鼓，具肴以游石湖诸胜。上巳日，绮纨子弟倾城出游，茶赛博戏，无间贫富。”[13]又载：“吴中素称繁盛，花时令节，士大夫之贤有文者争开园设厨，传下逮编户丰豫之族，亦复乘时出游，出舆水舫，倾城空巷，以相率延览湖山之胜。”[14]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时景象：“旧俗，画船箫鼓，竞于葑门外荷花荡，观荷纳凉。今游客皆舣舟至虎阜山浜，以应观荷节气”[15]，“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荫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16]，“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一岁之中，惟龙船市妇女出游为最盛，船价亦增数倍。小户妇女，多雇小快船，自备肴馔，载以俱往。豪民富室率赁灯船，罗袂藻水，脂香涨川，女从如云，语言嘈杂。灯船停泊之处，散在上津桥、接官亭、杨安浜、通贵桥、八房河头一带。城河狭窄，路通而不能入，以是女眷出游，每肩舆至阊门马头或接管亭、钓桥登舟。夜归则仆从候久，弃水登旱，舆帘下垂，花香徐拂，道旁行客知人家眷属归也”[17]。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苏州人出游主要在节庆或佳季，而好日子颇多，出游玩耍，舟歌诗相伴，一方面说明当时生活状况的富足，另一方面也说明苏州人的游乐心态根深蒂固，船拳表演正是在追求热闹的普遍心态下得以产生，从江南体育的形式看，船拳只是众多水上表演的一种，因而船拳的初期形式主要是民间体育。另外从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船作为江南人主要的生活工具，承载着不仅是水上交通工具的功能，同时也是欣赏湖光山色诗性心情的载体，春湖荡漾，舟舫摇曳，由此可以看出船拳表演以船为场地，船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彰显出江南船拳表演不同于内陆的独特性。同时也可以想象出当时苏州人乘船出游的悠闲怡人的心情。现代船拳表演为了增加节日色彩，也为了使表演更加精彩，喜欢将船装扮一番，呼应了吴地人出游的诗性艺术。正如诗云：“五月停桡虎阜曲，山塘十里新蒲绿。龙舟箫鼓哄江湄，犹见吴侬古风俗。忆昔越王习水战，麾兵竞渡托游燕。阴谋报复沼梧宫，组练屯川俱精链。又传勾践悯胥忠，鼓乐迎神浙水东。弄潮犀手年年集，不与湘潭吊屈同。只今旧俗相沿袭，楚事吴风并为一。”[18]唐代大诗人督荀鹤在他的名篇《送人游吴》中是这样描绘苏州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乡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君在渔歌。”
苏州人行乐心态，是经济发展繁荣的结果，江南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促进了城乡间的经济往来，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而不断富裕的人们开始了文化诉求，着力发掘自身的生活价值及生活愿望，不断丰富的民间节日逐渐演变为庙会的形式，江南佛道教文化发展，以及早期江南巫术信仰，节日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面貌，“明张采《太仓州志》称该集团（按：指刘家港万户府）‘田园宅馆遍布，库藏仓庚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为吴中声势煊赫之豪门富户’。为祈求入海经商平安，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将福建湄洲一带的航海守护神妈祖——护国天妃，延请到刘家港，在市河橹漕边建起了天妃宫。此后，海商、漕户、守臣、市民‘咸集祠下，卜吉于妃’，香火极盛。后天妃宫屡有扩建、修复。它比著名的南京龙江天妃宫和福建长乐天妃宫早130年，而其宏伟与华丽更是其他同类祠宇所无法比拟的。明初，杰出航海家郑和每次出航前夕，必率副使、侍者到天妃宫虔诚祈祷，恭奉神助，返航后即在天妃宫壁勒文《通番事迹》以示铭示”[19]。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了人们向观音祈愿：“岁有水旱，郡辄具礼迎奉入城，祈祷必应”，因而每逢观音的诞辰、成道、涅槃日，民众都会有极其繁盛的庆祝，场面宏大。船拳的发展与庙会文化有直接关系，苏州越溪地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上方山庙会，船拳作为助兴的表演，吸引了众多观赏者的喜爱，“在越城桥向南望，可以看到摇着两橹、快如飞箭的船拳队，船里敲锣打鼓，船头上打拳献艺，船艄上插着带叶的竹竿和飘扬的旗帜，浩浩荡荡地从越溪方向驶过来，这就是越溪特有的打拳船来上方山进香了。少年时候，王家林曾参加过三次庙会活动，‘当时上星渠村的船被列为“正标”，是地位最高的船。’王家林说，从村里一直到石湖上方山的路上，船上人便轮番打船拳，散拳、大刀、小刀、木棍……一直到船停下来。船上地方不大，一般船头是撑竿的，中间一小块地方用来打拳，而船仓里则是敲锣打鼓的”[20]。越溪蔡德坤老人说，船拳是献给菩萨的，船拳是碰不得的，因为若是碰坏了就不能修了，可见当时的船拳表演还带有神圣的意味，庙会文化的兴盛，助长了船拳的发展。国内研究明清城市经济的学者研究结果众多，分析了江南庙会形成的原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江南地区镇市网络比较发达，就总体而言商品经济比华北地区更为活跃。按施坚雅（G.W.Skinner）的说法，‘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其他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不但内地逐渐地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地区间的发展常常是不平衡的。例如：……在12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繁荣，而同时华北却是经济衰退’（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第4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他所做的长江下游与华北地区城市化情况的比较中（见前引书第87—92页），可知前者各个级别的都市人口都多于后者，前者的高水平经济中心较多，而后者的行政中心较多。同时江南各府所拥有的市镇数量、市镇间的距离以及市镇涵盖的土地面积，相对而言，总体来说，都分别多、短和大于同时期的华北（参见吴建华未刊稿“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在这一地区，两宋时期便已形成各种墟市、草市、亥市，在明清时更是连网成片，甚至发展为规模不等的市镇，作为商品集散、商贾聚散或手工业生产之地。这方面情形，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台湾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诸书中已有较多介绍，不赘述”[21]。船拳的发展是旧俗文化沿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