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船拳文化的发展对策

第二节 江南船拳文化的发展对策

如今的船拳研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传承历史、传承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地区的文化工作者各抒己见,岱山县文联主席丘宏方建议:“其一是动静结合,挖掘一些历史性的故事或是武术套路,通过连环画、书籍的形式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了解熟悉舟山船拳;其二是将舟山船拳有关的历史知识、船拳套路等用音像资料记录,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发布,扩大它的影响力;其三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展示馆,馆内配备一些实地道具,如时代性强的木帆船等,还可以将展示馆作为一个景点同海岛旅游相结合,让游客参观并动态体验参与,增强舟山船拳的文化性和趣味性。”岱山高亭中心小学体育教师徐明辉,是一位传承和发展舟山船拳套路的习武爱好者。他建议:“可以选择一处适宜的水上场地举办船拳邀请赛,让各地船拳爱好者组队参赛。在海上摆放几艘船只,中间搭上木台以做擂台,选手在擂台上搏击比赛。”徐明辉说,如今沿海各地都有了自己的船拳,并以此打造各自的文化品牌,岱山本地可先行组织一支参赛队,在比赛规则、场地安全性等方面做好各项措施,继而吸引更多参赛队,进一步打响舟山船拳这一文化品牌。各地船拳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文化空间很难再复,如蒋村在清代咸丰年间是河渚一带最兴盛的集市,“近三百米长的石板路,很兴旺,早市时路人拥挤;老街上有7家茶店,3家药店,1家染坊店,2家打铁店,还有酱油店、豆腐店、点心店、剪团店、南货店、羊肉店,并有1家船厂。蒋村老街以兴福桥为中心,有7家茶店,主人为杨有宝、石兆林、张老猫、周蚕法、蒋春桂、王德法、夏荣记。蒋村有六社,以桥为名,广福社(桥)、王福社(桥)、赐福社(桥)、庆福社(桥)、永福社(桥)、兴福社(桥)”[15]。现在蒋村在城镇化进程中面目全非,物质形态的历史面貌很难保存,但文化遗产却以不同形式传给后代,比如船拳在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应,这也是挖掘船拳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有专家研究认为,《水浒传》小说孕育地为西溪一带,“《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杭州人,书中所描述的地理环境与杭州西溪一带相似,景物特征、语言特色都有浓浓的杭州影子,蒋村亦有小梁山地名”[16]。马成生是浙江水浒文化研究会会长,他认为:“西溪是宋江攻打杭州的战役中,调遣将领、兵马奔驰最为频繁的地方。如水浒传中描写的宋江先‘分拨水军头领李俊、张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带领水军,从北新桥、取古塘,截西路’,又‘直过桃源岭西山深处’。这里的古塘,即如今的古荡,加上桃源岭、西山深处(北坡)等,都是古西溪60平方公里的地理名词。西溪也是宋江水军扎寨的地方。如《水浒传》中记述:‘李俊等,在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如今的西溪,还有‘水浒文化’遗存。据传说,水浒水军平方腊后,看到西溪湿地有鱼虾可捕,有土地可种,有一部分便留了下来。他们为了保卫生产,人身安全,便在船上习练拳脚,终于形成一套完整的‘船拳’。多年以来,西溪一带船舱两面的装饰画,就是水浒故事的图案,西溪蒋村龙舟的‘满天装’,上面全是梁山108将的图案。‘除了地理上的一致外,西溪的不少事物,也被移入《水浒传》中’,如西溪一带的竹子、枇杷之类,不可能生长在山东的梁山,只可能出现在江浙一带。另外,杭州西溪一带的方言土语,尤其是‘儿尾词’,更在《水浒传》中有大量运用;西溪地区法华山上的法华寺,也在《水浒传》中的曾头市出现;西溪湿地的港、湾、滩、荡、芦苇、杂树等,也可在《水浒传》中的‘梁山泊’看到其风貌。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施耐庵这个常住杭州,并不熟悉长江以北的《水浒传》作者,只能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角度出发,利用移花接木手段,把水泊梁山的故事,从西溪艺术化到了梁山”[17]。依次,有专家建议,拟复建集市和渔市,并建比武擂台和船拳表演地,发扬当地的水浒精神。嘉兴武术团教练韩海华说:“……这是嘉兴古老的拳种江南船拳,源于春秋吴越交战嘉兴一带,隐于民间,属于短兵相接的对打套路,因地制宜,以渔叉、船桨等为武器,是一种敏捷、稳健的武术拳种,刚才表演的便是江南船拳中的一路,再现金庸小说江南七怪的武术形象和武艺,在金庸大师武侠小说中,就有嘉兴江南船拳的影踪。”[18]《江南武魂》舞台剧就是韩海华老师在此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对船拳的艺术加工和改造,曾多次被搬上屏幕并到国外演出,反响热烈,效果奇好。

“要突破传统武术的传承危机必须建立合理可行的传承机制,遵循‘政府主导、学界介入、民众参与’三位一体的原则。首先明确传统武术的传承主体,通过国家立法保护的形式实现对传承人的名誉认可及经济补助,同时又要将传统武术的民间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传承结合起来,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武馆校中实现传统武术的教育传承,最后还应该拓展保护的范围,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空间进行保护,达到整体保护、活态保护的目的。”[19]船拳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武术文化,可惜近年练习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地区出现失传现象。如何将船拳文化继承并发扬光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根据上述调查报告,笔者针对如何传承江南船拳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加大船拳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力度。

传统武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构建中华船拳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死亡期或消亡期”的状态下加大传承力度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国家体委于1979年1月下发了《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在1982年12月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是当前的急迫任务”。随后动员8000余人历时3年开展“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文化遗产”的武术“挖整”工作,积极开展编写文字、拍摄录像和“三献”活动,企图通过这种“物化”的形式把传统武术的“根”留住,但传统武术却未放慢“消亡”的步伐,尤其是传统船拳。在2010年6月30日,越溪实验小学举行了“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武术教学实习基地、苏州市特色体育项目学校、江南船拳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吴中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晓敏、吴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苏春、苏州大学研究部主任、体育学院院长王家宏、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李杰、苏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袁永球、吴中区教育局局长陈建华、吴中区文体局局长李强、吴中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局长孙龙英、越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吕崇才等领导出席活动并为活动揭牌。

近几年来,越溪实验小学在保护和传承越溪古船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并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特别是最近学校组织开展的船拳文化节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苏州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个活动也引起了苏州市教育局、苏州市文体局、苏州大学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对越溪古船拳进行深入的研究,学校依托苏州大学强大的学术优势,强强联合对越溪古船拳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开发。85岁高龄的越溪古船拳传人吴根宝老先生经常身体力行对越溪小学的师生传授船拳,极大地提高了越溪小学的同学们习练的热情,现在每天课间的船拳练习已经常态化,而苏州大学民族体育系的师生们的专业技术知识作为其坚强的后盾的则给船拳的创新注入了新的血液,船拳进入学校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开拓了新视野。

另外,对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手工艺、中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的行业而言,家族传承是最基本的传承方式,而模拟血缘的师徒传承,可以认为是一种扩大化的家族传承。“因为功、理是很‘身体化’的东西,身体力行,讲是讲不明白的,靠着在练武场上喊几句口诀,即便是古代秘传真实不虚,做学生的也很难体会。”通过“拜师”达到“师徒如父子”的关系,使传技者尽心尽力、言传身教,务使徒弟真正掌握弄懂学会;同时,在师父的严厉管束下,习武者刻苦训练,不断体悟领会,通过他们的代代相传繁荣了中华武术。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训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通过师徒传承使得受传者能够体味到船拳的精髓,把船拳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民族精神加以弘扬,这是船拳赖以生存的根基。当然,传统的师徒传承在它的生命进程中有着种种陈腐流弊,对内而言,表现为强烈的森严等级之分和容易形成守旧心态,对外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各拳种之间的门派之争,而船拳的现代师徒传承中应尽力消除上述流弊。

第二,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形势,要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武术教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2004年4月3日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施纲要》。《纲要》要求:中小学各学科教育要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内容。苏州市某些中小学校体育课适量增加船拳等武术内容,印证了政府部门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船拳教育的重视。

船拳的现代教育传承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是大、中、小学的普及教育;二是专业体育院系的武术教育与民间武术馆校的武术教育,两者共同构成了武术的现代教育传承体系。但是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竞技武术体系几乎一统天下,武术教育中的传统武术分量少之又少,武术教育的情况并不理想,教育内容并不完善。因此如何把传统武术与现代教育有机结合便成为一件大事。我们坚信,利用现代教育普及大众文化的方式,船拳必定会迎来灿烂的明天。

第三,营造氛围,加强传统船拳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传承。

同中国古代其他体育项目相比,中国船拳之所以长久不衰流传至今,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体育、军事和娱乐价值,更取决于它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在中国传统船拳发展过程中,演绎了一幕幕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故事,利用船拳展开教育无疑可以弘扬民族精神,邱丕相先生曾经说过,“将武德与学校德育工作相结合,武礼与学校礼仪教育相结合,武术技术与学校文体活动相结合,武术教育融入武术爱国故事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学校武术教育的重要性。

作为中华文化浸染下的产物,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魅力和文化价值已经为世人所公认。船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影像”,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观点,形神兼备、身心一体的形神统一观及阴阳学说辩证法思想等无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蕴含在传统武术学习中的“礼”“仁”“德”的要求无不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通过船拳学习可以进一步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尤其在充满诱惑、满是浮躁的现代社会。

对于船拳,我们不应也不能只把它限于练武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拓展它的范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关爱传统武术,因为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人都拥有认识、享受、创造传统武术的权利。尽管他们对武术文化传统的诠释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层次水平也会有所差异,但他们对传统船拳的认同感和积极性却是一致的。努力构建民间各个层面人们的武术文化素养,营造一个好的习练船拳的社会氛围,传统船拳的发展才大有希望。

第四,建构适合传统武术的传承空间。

传统船拳空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主要是指传承船拳的外部资料和物质条件;其二是无形空间,主要由国家政策、规则制度、法律法规以及传承主体的思维等各种要素所构成。这两种空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重叠的,也可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是后者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承更为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希望。2006年5月,国务院18号文件中,将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武术、沧州武术、太极拳(杨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邢台梅花拳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依靠国家建立、健全、完善相关的规则制度、法律法规,并在传统武术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下,船拳才能拥有良性的发展空间,毕竟个人、民间的力量极其有限。

近年来,一些南方城市兴起了一股学“非遗”、继承“非遗”宝贵传统的热潮,各种“非遗”绝活在课堂上得到传承,如凤桥的黑陶、竹刻,嘉善的田歌,都融入了当地的学校教育课程。南湖区教文体局副局长俞华良认为,“江南船拳”是江南的一大特色“非遗”项目,是一项能够广泛传播的武术套路。东栅中心小学将“江南船拳”这一嘉兴特色武术文化训练课程融入“体育大课间活动”,全校师生练得有声有色,更是促进了学校体育教学的创新。北师大南湖附属学校副校长孙越对东栅中心小学全校师生齐练“江南船拳”的做法十分看好。“弘扬武术传统,要从小学生抓起,我们学校以后也会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各种类型的社团。”孙越表示,东栅中心小学的小学生毕业后,有一部分将到北师大南湖附属学校读中学,到时候学校将为这批喜欢练“江南船拳”的“小侠士”开设武术社团,为学生们培养兴趣、发展特长搭建平台。

总之,传统船拳是中国现代船拳发展的命脉,失去了传统文化,中国船拳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保护传统船拳的工作刻不容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真心希望我们的研究者、管理者能够从其他门类的传统艺术、技艺的传承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促进传统船拳的发展、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将船拳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