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空间江南船拳文化的比较
钱穆认为,“研究历史,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1]。钱穆同时认为,研究文化需要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2]如果历史是一场戏,地理就是它表演的舞台:“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3]目前学术界将文化研究分为三个层面[4]: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所谓物质文化指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主的那部分文化产物,制度层面是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关系的文化产物,而精神层面是人类的文化心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抽象化,包括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等形式。在文化结构的每一层中都蕴含着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中层和深层。目前学者将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范围划定为人们的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而中层结构包含经济、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的因素,是文化心理中的理性积淀,深层结构是文化心理的精神本质层面,它贯穿于、蕴藏于文化心理的其他层面之中。不同的文化类型蕴藏着不同的文化心理深层结构,展示着不同的精神本质,包括文化主体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既是对现实世界的终极关怀,也有对生命的理解和认知,是一个信仰的层面,是文化心理的内核,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称其为“原始的花岗岩”,具有极其稳定的文化特征。张岱年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意涵指向了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史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器物、制度、习惯、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联系,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所有这些文化现象中的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向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5]具体到船拳文化三个层面的考察,物质层面指船拳表演的器械、兵器,参加表演的船拳队伍的人数、规模,船的大小、装饰,以及其他物质上的投入等,制度层面主要指船拳的传承方式,表演项目的组织管理、表演的具体实施策略,表演的评价标准等。从目前的船拳组织管理来看,船拳活动的开展一般是村落的自发组织,一般没有相应的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观众的喝彩决定胜负,或者按传统习惯或约定俗成的规则来组织实施。精神形态主要指的是江南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对船拳技术的影响。江南地区文化环境相对开放,特别是三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下,吴地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不同区域的江南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