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外围文化圈船拳的文化独特性
镇江是个千年古城，大运河的开凿改变了古城的历史、经济、文化的面貌。“六朝时期，镇江沿江岸线稳定，江宽水深，东有象山为屏障，可挡海浪。北与广陵（扬州）隔江相望，大江两岸人员、货物来往频繁。蒜山北麓的玉山是一处岩石裸露的小山丘，突兀于滔滔长江南岸之滨。故蒜山渡航行条件十分优越，成为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渡口之一。”[72]从地理环境看，镇江的水环境主要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镇江地区就开凿了人工河道丹徒水道（又叫徒阳运河），可直达余杭（今杭州），连通了太湖水与长江水，为南北文化的沟通提供条件：“丹徒水道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东南蛮夷的联系，成为先秦南北交往的重要纽带之一。……镇江作为江南运河的人江口，具有得天独厚的江运、水运优势。江浙太湖流域的物资经江南运河到镇江港中转输往各地，北方的物资也经江北运河过镇江港转输东南江浙一带，港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镇江得以在古代成为东南的重要政治、经济区域和军事重镇，以后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著称的城市。……镇江成为江南著名的大都会，吸引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学者前来探访游览，再加上南下移民一直连续不断，于是就形成了多样的文化氛围。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碰撞，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互补，楚汉文化与吴越文化的融合，使得镇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运河文化。”[73]炀帝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74]。《隋书·地理志》记述三吴地区：“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之会也……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75]宋《嘉定镇江志》云：“京口当南北要冲，控长江之下流，自六飞驻跸吴会，国赋所贡，军需所供，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泾至行在，所甚便利也。”[76]《江南通志》称：“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77]“京口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沿江地带，先秦时期在江浙吴越文化影响范围圈内，号称吴头楚尾，历史上受南下的北方移民影响很大，成为本地吴文化与南下北方文化不断冲突及融汇的典型地带。从先秦至近代，北方文化南下一直持续不断。对本地影响较大的，一是商末周初西北的周文化一支南下，与吴地荆蛮文化结合产生了吴文化，所以，虽然说吴文化中心在太湖流域，但京口是其重要的源头之一，也是吴早期的都城。”[78]
镇江地处交通要道，是北方移民南迁的必经之路，造成了镇江文化南北交融的特色，“京口、晋陵地区在六朝时期共有二次接纳北方流民的高潮。第一次是永嘉之乱时期，幽（今辽宁南部）、冀（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黄河以北）、青（今山东）、并（今河北保定、正定及山西大同、太原地区）。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东莞姑幕人徐澄在永嘉之乱后，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第二次是晋成帝时，苏峻、祖约之乱引起北虏南侵，‘民南渡江者转多，乃在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司空郗鉴也徙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郡界。据统计，这时京口、晋陵地区的人口达到42万；其中侨寓的人口就有22万之多。”[79]有史料记载，镇江市东部的谏壁镇1500年来一直为长江下游南岸江防要地和商埠之一，1984年夏，从谏壁至大港的出土文物表明，此处为吴文化的发祥地，隋朝开凿大运河后，成为南北水上交通要道[80]。镇江地处交通要道也决定了镇江久经战争，由此带来军事文化的繁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镇江地处吴头楚尾，吴楚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吴国曾派大军由蒜山渡过江，吞并了邗国，吴王夫差筑邗城，开凿邗沟，以便争霸中原，蒜山渡就是吴楚两国之间的重要军港。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起义，项梁率领江东八千子弟兵北渡长江，继而渡淮，军下邳。汉景帝三年（154年）吴王刘濞联合同姓王发起‘七国之乱’，失败后与其部下数千人自广陵渡江，由蒜山渡上岸，败逃丹徒。东晋末年，孙恩率战士十万余，楼船千余艘，由蒜山渡抢登蒜山，被刘裕打败。唐代，镇江是海军节度使驻地，李德裕在西津渡设营巡逻。李白诗云：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南唐时，烈祖李昪率领镇江驻军由西津渡北渡，平息了广陵之乱。南宋时，这里是抗金的前沿阵地。陆游经过镇江时，在西津渡两日间阅往来渡者，无虑千人，大抵军人也。抗金名将韩世忠，募海船百余艘进泊金山下，大获金人，大王舟千艘。”[81]“京口地位之显要，日益剧增，成为六朝京师镇北门户。关于京口城的建筑规模和结构，缺乏记载，孙吴京城亦有称子城和铁瓮城，其名称由来，最早见于元代成书的《至顺镇江志》，该志云：‘子城，吴大帝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内外固以砖，号铁瓮城。’又《舆地志》：‘（铁瓮城）吴大帝孙权所筑，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甓。’据此说明铁瓮城基本属军事性质的城堡。但由于它位于北固山前峰上，居高临下，‘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形势十分险要，因此东吴以后东晋、南朝及至唐、宋时期均在这里作为州、郡、府的治所，并不断加以修缮。”[82]从如上的史料中可见，镇江文化具有的特色决定了江南船拳在接受和吸纳江南船拳的变革：一是镇江水系发达，是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也是倭寇常扰之处；二是镇江的南北兼容的文化特色，有学者这样概括镇江文化，“如果对镇江区域文化特殊的成因作一理想化的概括的话，那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是镇江这个区域内的人们对于各种文化因素进行有益的吸纳积聚，使各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相互激荡而融合的结果”[83]，正是因为镇江的文化多元化促成了船拳在镇江的传播；三是具有接受船拳的武术文化思维。
外环区域杭州地区，“从地势上看，杭州属于嘉、湖的上游地区，府境内的水源有三大支：一是临安的苕溪，二是钱塘的西溪，三是钱塘的西湖，都是从西南向东北注入嘉、湖地区”[84]。杭州地区的余杭，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特殊的水上咽喉的地位，决定了余杭在杭州的经济、文化的地位：“在京杭运河最南端的余杭镇，由上塘河、备塘河与大运河构成了发达的水运系统，余杭的漕粮、贡茶、钱江的木材、浙东的黄酒等物品都可以沿河北上直抵北京，且沿途经过嘉兴、江苏、上海等地，且杭州东北部属浙北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物产丰富，据宋《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当时水路总长度超过500华里，并与当时秀州、绍兴府、湖州、严州等地连接。余杭大运河横贯全区，流经塘栖、仁和、崇贤、良洁、余杭等镇。运河东线流入桐乡，中线流入德清新市，西线流入德清城关。水网密集的余杭，被由东向西的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使得这里的水系特别的发达。运河的开通，催生出了大批的靠运河为生的船民，众多的船民生活在船上，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的与船有关的民俗活动，船拳也位列其中。”[85]杭州余杭地区崇贤关于船拳的报道，“船拳，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上打拳。船拳表演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据现年84岁的曹财根讲述，20世纪20—30年代船拳活动最盛，他就是在那时参加船拳习武的。他的师父是莫阿云，当时习武以‘强身健体，保一方平安’为宗旨。所以习武前必须向拳师保证‘不打架，不闹事’，师父才教你武术。龙旋村山后路的船拳属北帮太极派，当时也是武术精、威望高的一派。船拳活动的固定日期是每年清明节，有时外地庙会也去参加表演。当时他去过武康、小林、康桥、三家村、南山、前村等地的庙会表演。1950年的‘五一’节，独山万人大会上把船拳上的表演在陆地戏台上演示后，至今没有活动过”[86]。在《浙江省武术器械录》中列出的浙江船拳主要指温州、宁波和湖州市的船拳，而杭州地区的船拳演练在西溪流域：浙江省文化厅公布的第四批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中，蒋村街道的西溪船拳列入名单。《浙江省武术拳械录》指出拳船在浙江的文化起源：“据记载，早在汉代，浙江会稽（今绍兴）就是制造战船及训练水军的主要基地之一；明朝戚继光抗楼军队和清朝军队的水兵，平时都在船上操拳练武，遇到抢劫时则以武抗暴；民间的镖局镖师，在南北水道交流中，也都在船上活动。吴兴（今湖州）的水戏，即源于越王勾践水战，发动当地群众在船上练武，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船拳。”也有一些记者实地采访，如此解释船拳：“西溪深潭口船拳”起源于元末明初，当时西溪地区人烟稀少，徐家横村为盗匪所据，民不安生。为抵御外侵，深潭口石塘角一名拳术高手沈立水，带领大家习武，形成民间船拳队伍，之后演变为表演队伍，常参与西溪、三墩等地民俗节庆、庙会、祭祀等庆祝活动。据当地老人回忆，“深潭口船拳体系由两艘或四艘拼装而成，船上表演平台由木板铺成，船舱上树有标旗，左右放有威武架，架上搁置长短兵器。作为一个流动舞台，船上表演人数多达二十余人，表演项目有少林拳、抛钢叉、滚灯、舞狮子等，并配有鼓乐助兴”[87]。也有另外一些文章对西溪船拳做了简单的介绍：“船拳在西溪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早在秦代，为了看家护院、抵御盗贼，当地乡邻们习武成风，世代相传。明代正德年间，刑部尚书洪钟告老还乡，把自己带兵征战的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传授给乡亲们，还结合当地日常使用的农具，改制成独特的木质兵器，编成108种套路，传授乡人习练，通称‘十八般武艺’，不仅在陆地上，而且在船上习武，称为‘船拳’。到了明末清初，石塘角民众练武之风大振，逐渐形成了一支民间拳船表演队伍，并经常参与西溪、三墩等地民俗节庆、庙会、祭祀的表演，深受乡民喜爱。2005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开放，销声匿迹数十年的‘船拳’文化被重新挖掘出来。现有的拳船船体由两艘或四艘船拼装而成：船上表演平台由木板铺成，船舱上竖有标旗，左右放有威武架，架上搁置长短兵器。作为一个流动舞台，船上表演人数多达二十余人，项目以拳术和古兵器为主。想象一下，在热闹的河渚街上，边吃着小吃，边欣赏着独具地方特色的船拳表演，是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呢。”[88]船拳的发展一般和当地的庙会有很直接的关系，三合乡附近的塘泾集市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传统的庙会，观众众多，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将两艘大船并在一起，上面铺有木板用铁链和绳索加固，做水上流动的练武场、演示厅。船上陈列着各式兵器，彩旗招展，唢呐欢吹，锣鼓齐鸣，古代武士装扮的少年，威风凛凛地站立于船的两弦；青壮年们就在船中心各显身手，练起各套拳术。同时，有的还在船上叠罗汉、举石锁、抛钢叉、舞流星及使枪弄棍，五花八门的拳术套路轮流献艺。两岸观众人山人海，接连燃放鞭炮，阵阵鼓掌欢呼，船上的少年勇士们同时呐喊助威，气派恢宏，呈现出民间武术活动的无比热烈的空前盛况”[89]。外环区域船拳由太湖流域传播而来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蒋村是河渚一带最兴盛的集市。蒋村之名，始于南宋（南宋《咸淳临安志》卷30《市里》有记载）。南宋时，属钱塘县崇化乡蒋村里，经元、明，直到清代均未变。又据传说，有蒋姓村民由太湖流域随渔船南下，经运河进入西溪境内。捕鱼为生，并开垦荒地，在河渚一带定居下来。相传宋代蒋相公三兄弟后裔就是河渚的先民，蒋氏逐渐繁衍成一大姓，并以蒋姓命名村坊。蒋村到明末清初形成农村贸易集市。清代，蒋村建制为市。”[90]可见，外环区域的船拳主要是人口迁移以及河道流通造成的文化交融之势，构成了船拳的演进。
温州地处沿海，乃倭寇犯乱的重要地段，“其寇温也，盖自太祖驭宇之初。下迄明社既屋以后，兵祸相连，垂三百年”[91]。也有资料记载了温州倭乱的情形，“从洪武二年到嘉靖三十一年之前，倭寇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平阳、乐清沿海，相关史籍记载这183年间有倭寇活动的共23个年次，最多一年有二次的入寇记录，平均约6年一次。嘉靖三十一年是分水岭，这年是农历壬子年，史籍多称之为‘壬子之乱’。壬子之乱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是倭患最严重的阶段，史称‘嘉靖大倭寇’时期。这个阶段倭寇从沿海深入内陆，主要是经平阳侵入瑞安，由乐清侵入郡城及周边地区，后期甚至入寇泰顺。11年间倭寇每年多次入寇，肆虐四方。嘉靖四十二年后至万历四十五年，倭患平复，倭寇基本在平阳、瑞安沿海骚扰，54年间有11年次共14次入寇，平均约4年一次”[92]。而温州倭寇进犯，也是因为温州多水，便于倭寇从海上来往和逃匿，尤其是海上很难设防，使得倭寇猖獗，“东洛山与铜盘山也都地处南麂山附近海面，《读史方舆纪要》载东洛山在平阳县东南海中。倭寇南北往来，往往泊舟取水于此，隆庆中设舟师戍守。南龙山，在县东海中，倭自北洋而来，此为必经之地。其相近者又有铜盘山，亦倭舶内犯之道也”。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倭自宁台追逐出洋，毕集于温。大船六，小船廿余，夜悬灯鼓吹，以遇南麂”[93]。但温州兵民骁勇，《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六月“指挥使毛骧败倭寇于温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洋，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师……又并得所掠高丽人三人，适高丽使者至，命领之以归”[94]。温州百姓在抗倭的过程中，形成了尚武文化，特别是在船上演练拳脚，而创造了“五龟拳”来自卫。温州船拳又称“五龟拳”，据《浙江省武术拳械录》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从海上入侵福建、浙江一带，洗劫州县，掳掠百姓。渔民、船民出海作业，受害最烈，尤其是以船为家的妇女，更是屡遭凌辱。她们为了生存，免遭灾难，就以观察海龟以爪击物、扑食的凶猛动作，结合自身抗暴格斗的经验，创造出一套以形为拳、以意为神、以气催力，且适宜于船上施展，并善于短打、近攻、先发制人的五龟拳术来。几百年来，五龟拳由女到男，由船上到陆地广泛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太平盛世，沿海渔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潮，渐渐淡化了练拳习武，使船拳一度失传。1984年，全国开展了民间武术发掘工作大普查，温州数以千计的武术拳派、流派、门派和套路，在已故武术研究工作者马兰贞的精心整理下，得以发扬光大，并作为成果入编《浙江省武术拳械录》，其中温州船拳还拍摄成录像片，列为全国118种重点民间拳种之一。陈阿顺、金元、李英才、李平、金瑞云、孟克洪、李品冠、张宪尧等著名拳师成为浙南船拳的主要传人[95]。温州在浙江东南沿海地区，以海为生，“绝在海隅”。温州历史悠久，但温州区域广袤，人口众多，有山川、平原，也有海岛、湖泊，“山川有殊，民性各异”，显示出温州地区复杂的文化性格。温州气候温暖，但多变，常发台风，更突出对海的敬畏，造船业发达。温州旧时用大钓船进行渔业生产，“上置风帆三面，带舢板四艘，渔民28人，为母式作业。小钓船为单船生产，渔民5人，配有风帆。后试行母子式作业，分为单背小调和双背小钓，前者带舢板一艘，渔民6—8人；后者带舢板4艘，渔民11人。其他还有机帆渔船、大网船、鹰捕船。鲊鱼船、流网船等”。从资料的描述中可见，温州渔船的规模并不巨大，但在渔业生产中，对船的利用相当充分，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之一。温州在习俗上重视海龙神，在温州城东海坦山有海神庙，唐咸通二年，供奉龙王，凡逢大水，则“请牲豆，备嘉禾”，选定吉辰，前往海神庙“拜如常度之”。为祈求平安或渔业丰收，也“奔走拜伏”。温州有做鱼福习俗，渔船出海捕捞前，渔民们先祭祀海神，少金银纸箔，燃放爆竹，祈求下海人平安，举网能多得鱼。每逢渔汛丰收，就在江边大开道场，鼓声咚咚，道士登台，宣读祭文，召请水族大将军，前来受祀，夜间并放海灯。相传在四百年前明朝，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一带平倭之后，沿海人民制作龙灯，敲锣打鼓，抬着游行，表示庆祝胜利，这样的龙灯，也叫龙船灯，龙神挂满了各种剪纸，俗称龙船花，由一个人举着在广场上表演。和戚继光相关的习俗还有“对子连环”，“据传，明朝民族英雄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根据江南多余的特点，教会战士一手拿刀，一手拿藤牌作战。藤牌可以代替甲胄，是防御弓箭、长枪，掩护大队前进的有效武器。温州沿海人民群众，为了纪念戚继光创造藤牌战术打败倭寇的功绩，在每年春节或元宵节，都模仿表演藤牌阵。由一般孩童，轮流到街上和各家空坦上，扮演操练为乐。全队表演人数有四五十人之多。分两队，一队拿矛，一队左手拿盾（或藤牌），右手拿刀。其打法是以矛戳盾，以盾抵矛，拿刀者就地翻滚，作砍马足状，又是也用长矛、大刀、棍、锤等长短兵器互相对打，其花样有‘流星枪’、‘虎头枪’、‘猫儿滚’等，乐队锣鼓齐奏，并用长号伴奏，鸣鸣之声，伴着紧凑的砍杀，形成严肃紧张的战斗气氛”[96]。民俗是民间生活方式生成的文化样式，是人们生活原态的表现形式，可见反抗倭寇后的精神痕迹，船拳在温州的产生发展与民众的反抗精神一脉相承，而胜利的欢欣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温州是个多民俗的城市，有很多民间表演，如旱船，也叫荡河船，船用竹木扎成，外蒙彩布或彩纸，呈船型，表演时将船套在演员身上，一人在中间，一人拿船桨在后，成弧线摆荡前进，好像河船行于水面。还有其他的民间活动，如高跷、踢球舞、浮缸舞、扮柳舞、采茶灯舞、龙凤狮子灯等，而温州民俗节日中较为盛大的是龙舟竞渡，据万历《温州府志》载：“京都府源自越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祁赛。”温州竞渡源自对龙的崇拜，是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庆祝会。据名姜准《岐海琐谈》载：“自城市都鄙里社丛祠，各置龙舟。每临端午，好事者先捐私囊，或并或修。竞渡之日，偏略祭户之姻亲，而补己所费。群众鼓噪，闻事劫夺者有之为之，姻亲者往往质当待索，罔敢或迟，较之官府之征诛益有甚矣。及其斗胜夺彩，少有不平，鼓枻相击，损伤肢体，甚之损命者有之，构隙兴讼，伤财害民。”而参与竞渡的舟船之多，也有记载，清赵钧《过来语》：“本岁闰月（1826年五月初四），龙舟甚多，兼之邑有彩舡，游人更盛。初四日，余与诸同人泛舟去拱瑞山看竞渡，士女四集，几至舟不可行。”温州各乡都有龙船，各庙宇设香官神，专管划龙船。做新龙船，四月初一擂鼓开殿门，祭神造船，五月初一开划，俗称“上水”，龙船归来叫“收香”，还要请划龙船人吃酒、放鞭炮，设祭迎接，叫“摆香案”。对龙船进行一番隆重装饰，永嘉上塘、下塘一带龙船最为出名，斗龙时喊声震天，非常英勇，而驻足观看的百姓也群情激奋，热闹非凡。在温州的还有一种名为彩舫，供观赏的龙舟。据传这种“水上台阁”，“舟长数丈，阔一丈多，全槽36人划。龙头龙尾都是木头雕刻，其须角、眼睛、鳞片、龙尾等，按红黄绿黑白油漆或贴金，外挂红彩，色彩鲜艳，光耀夺目，龙头龙尾左右，以六七岁面目清秀的儿童扮艄公、艄婆站立其旁”。温州的船拳产生并繁衍至今，并非偶然，恰恰是共同的民俗文化环境，促成了船拳在温州的流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