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船拳最外围文化圈
江南船拳的最外围文化圈由于距离太湖中心相对偏远，船拳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自我探索的独特性。最外围文化圈主要包括江苏的镇江、浙江的杭州和温州等地，尤其是舟山群岛船拳更显出其不同凡响的特色。
江南水域分布宽广，船拳的练习只在船只可以达到的地方，船拳的分布深受水域的影响，为了更明确地阐明船拳的分布特色，最外围文化圈的划分重点分析具有典型性船拳分布地带，而从实际情况看，更加分散和复杂。比如杭州船拳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西溪湿地为代表的西湖区及余杭东部和北部靠近湖州地区的运河和湿地。在杭州的蒋村船拳，除在蒋村深潭口参加武术活动，“还曾经到五常、三墩、仓前、良渚、勾庄、古荡、祥符一带；余杭的船拳则在古运河畔三家桥边的河面，仁和船拳还会到崇贤塘栖一带去表演”[53]。而这些地区，由于地方体育文化未对其深入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终至消失，从还原历史原貌的角度看，不无遗憾，但从船拳分布角度看，水域宽广、相连是船拳得以传播的主要地域原因。杭州的蒋村船拳，主要分布在蒋村深潭口，比较流行的拳谱有“五虎拳”“四门拳”“大刀开四门”等，代表人物为余杭崇贤的曹财根。
江苏镇江武术文化氛围浓厚，作为南北交通要道，镇江汇集南拳北腿，代表的船拳船术为“八极拳”。代表人物是河北沧州八极拳田长泰的两位弟子，一位是镇江人赵衡甫，一位是沧州孟村镇罗疃庄张玉衡。
从温州的情况看，他们在传承江南船拳的过程中已将内河中的船拳表现发展为能适应大海中表演的要求，从而使得温州的船拳又别具一格，如温州的“五龟拳”等。温州地区流行的船拳还有“石担开四门”“石锁开四门”“滚盾牌”“舞板凳”“大刀进枪”“抛钢叉”等。著名器械有丈二棒、齐眉棍、梅花棍、板凳花等。代表人物陈阿顺、金元、李英才、李平、金瑞云、孟克洪、李品冠、张宪尧等。
总之，正是沿湖、沿河、沿海环境和船文化以及船上民俗的影响，推动了江南船拳的产生和传播。
【注释】
[1]韩锡曾：《江南船拳源流及其实用价值》，《浙江体育科学》，1989年第2期。
[2]毛逸伦：《江浙地区船拳历史源流及特征的探析》，《中华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
[3]赵波：《江南船拳的起源、传承方式及技术特征探析》，《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3年第10期。
[4]秦琦峰：《苏州越溪船拳民俗体育文化的初探》，《出国与就业》，2011年第24期。
[5]《诗·邶风·谷风》。
[6]“枪船”，水战用的船，即“战船”。“划水船”，即赛龙舟，船似龙形，龙首饰须一对，俗呼“划龙船”。“漂洋”，漂同飘，漂泊出海经商的船只叫“漂洋船”。“乘风凉”，指海面风大。
[7]苏轼《日喻》。
[8]赵晔、徐天祜（音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9]《太平御览》卷770引《越绝书》3413页。
[10]《文选》张华《七命》李善注引。
[11]王卫平：《论伍子胥与吴国的强盛》。
[12]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名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13]冯贤亮：《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4]韩锡曾：《江南船拳源流及其实用价值》，《浙江体育科学》，1989年第2期。
[15]罗时铭：《寻觅武术产生的历史足迹》，《南京体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6]张环宙、汪波：《从水因子角度对江南水乡古镇的历史地理研究——以太湖流域六大古镇为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7]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18]唐黎标：《“南拳北腿”的地理原因》，《武当》，2006年第4期。
[19]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名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2—3页。
[20]乌再荣：《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苏州古代城市空间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21]姜彬：《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22]《诗·邶风·谷风》。
[23]陈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24]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25]卢雄勇：《苏商伦理与水乡文化》，《唯实》，2011年第6期。
[26]陈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27]马晓：《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28]赵晔、徐天祜（音注）：《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29]《太平御览》卷770引《越绝书》3413页。
[30]《文选》张华《七命》李善注引。
[31]陈寿：《三国志》，《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99年。
[32]张墨：《关于中国海军史几个问题的再思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33]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
[34]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35]何泉达：《戚继光〈战船器用说〉》，《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6]朱惠勇：《中国船文化》，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73—74页。
[37]王遂今：《吴越文化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8]曲金良、山曼、马英杰等：《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39]王遂今：《吴越文化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40]陈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41]蔡丰明：《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42]蔡丰明：《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43]董凯：《武舞传奇的意象世界》，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绪论第2页。
[44]马晓：《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45]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序），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46]张环宙、汪波：《从水因子角度对江南水乡古镇的历史地理研究——以太湖流域六大古镇为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1月。
[47]《“开口船头拳”打入全民运动会》，《姑苏晚报》，2011年5月8日。
[48]赵世瑜：《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几点比较》，《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49]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50]同上。
[51]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52]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53]《船拳的文化价值与探究》，http：／／www．cbsbw.com／ypnew＿view.asp？id＝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