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中心文化圈的文化独特性
太湖流域的中心区域，以苏州等为代表，内环区域与二环区域的重要的连接点是嘉善地区，嘉善是苏州、嘉兴、松江的三府交界地区，“县境北至苏州府长洲、吴江之界，西邻嘉兴府的秀水县，南抵平湖县，东到松江府的华亭县，属于一个边缘交接区域”[39]。这就意味着，苏州船拳产生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向外扩展到嘉兴、松江等地。船拳作为艺术表演的形式，本质上是吴地区文化的表现形式。吴地在古代是个大范围概念，但从船拳技术的细部考察，其中的微妙区别，恰恰是吴地不同区域文化的表现，吴地作为社会空间，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也是人们在此空间中各种文化力量的集合，船拳在其武术表演的背后，掺杂着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文化因素，吴地从太湖中心向外辐射的文化圈现象，既需要注意到整体的文化特色，同时也要注意到各地所呈现出的文化差异，从中看到文化深处的景象。吴地太湖中心区域，以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了吴地二层文化圈，诸如嘉兴、松江、常州等地。从地理上看，这些地区与吴文化中心区域临界，经济文化的相互往来，加之水道的不可阻断性，影响切实发生，而从文化形态的表现上看，二层文化圈与中心文化圈既有相似点，又有些许的不同。从文化历史变迁的角度看，风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精神内核，是相对稳定的文化根源，但也不得不承认，风俗文化也不断在“移”和“易”中改变，从而发生文化的现代变迁。早期的船拳作为军事或格斗的价值而存在，是江南文化典型的以柔克刚武术精神的显像，之后船拳演变为庙会助兴的体育表演，弱化了其格斗价值，而现代船拳更多的是一种健身文化和休闲娱乐，船拳的发展与时代文化的变迁关系密切，意味着船拳研究不能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表演类型看待，更多的应从其文化渊源中阐释出其存在的文化价值。船拳表演的繁盛是时代、地区经济繁荣的表象，同时，船拳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为该地区的文化注入活力，其中孕育了人文精神，展现了该地的文化形象，表演本身的娱乐心态，是精神释放的渠道，也是民众的精神追求。目前学界比较流行的传统体育的划分，主要有三类：“（1）军事性的体育项目：包括武艺（武术）、射箭、摔跤、击鞠、牵钩……全部从军事技能中衍生出来或与军事技能有关的项目；（2）健身养性的体育活动：包括消肿舞，导引术、气功、养生术、五禽戏、太极拳……一类的项目；（3）娱乐游戏性的体育：包括舞蹈、百戏、棋类、龙舟、秋千……各种民间游戏和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不但有健身，还有娱乐的作用。”[40]而船拳的产生与抗倭有直接的关系，军事格斗的功能逐渐流传到民间后，而遗留下注重力气、技巧的元素，船拳发展后逐渐具有体育的健身元素，全民参与的特点，特别是近来越溪实验小学等将船拳作为授课的内容传授给小学生，其主要也是利用了其健身的功能，明清后的船拳与当地的文化有机结合，特别在庙会人流攒动的时候，通过技艺吸引观众的参与，而具有其娱乐的元素。庙会具有娱人娱神、经济往来等双重功能，在庆典的过程中，人的自然情绪得到有效的释放，甚至达到狂欢的功能，有学者对此做了深度阐释：“后世庙会活动中体现出的狂欢精神，首先具有原始宗教的特征。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为宗教相比，原始宗教的理性色彩十分淡薄，带有更多的巫术特征，由于系统教义和唯一至上神的缺乏，其信众宗教体验的神圣感和敬畏感远不及前者细密彻底；在仪式中更多采用模拟、巫术控制、狂舞欢歌、禁忌、牺牲、宴饮等形式，较少祈祷、布道，更无念诵经文之类。因此其表现更为外在，更具情绪色彩；前者则相对内在，更具理性特征。所以原始宗教的祭典极富狂欢精神，而文明社会庙会活动中的群体狂欢，乃是这种原始狂欢精神某种程度的延伸。”[41]船拳在庙会表演中的娱乐精神配合了庙会文化中的情绪释放，因而带有娱乐的功能。船拳的多元融合，是文化多向交流的结果，这也说明了船拳研究要深入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中来理解船拳。
嘉兴城市定位为江南水乡文化名城，水乡韵味十足，杭州大运河向北，到嘉兴蠡湖分叉，形成嘉兴的环城河，到了吴门外又合二为一继续向北。嘉兴地理位置在学者的论述中明确论述其水乡环境，“嘉兴县的西南乡地势稍高，东北略低，所以县境内河流均流向东北；而北境多湖荡，与南部迥异。境内有八大干流通过，即新塍塘、杭州运河、长水塘、海盐塘、平湖塘（汉塘）、嘉善塘（魏塘）、长
塘、王江泾运河。其他还有名目各异的河流数以百数，各类湖荡面积竟达四万五千多亩”。清光绪《嘉兴府志》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夹城左右。”嘉兴在太湖流域，也曾为苏州府管辖，《越绝书·吴地传》载：“秦始皇时堰嘉兴马塘为陂，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江南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杭州至嘉兴，至苏州，流向镇江的大运河，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嘉兴地处太湖下游，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河道众多，湖泊棋布，水网交错。河道总长13802 km，其中市、县二级骨干河道57条，总长959 km。河道密度为3.5 km／km2。大小湖泊149个，面积5159.2 hm2（77388亩）。全市总集水面积3915.61 km2，最大储水量约29亿m3。排水出路基本畅通。通江达海的重要港浦均有堰闸控制，‘贱水不入，久无患害’，农业兴旺，桑田茂盛，‘岁多丰稔’。”[42]嘉兴水道繁盛，“南北往来，无有不从此（嘉兴）经过”[43]，而运河在嘉兴被称为“黄金水道”。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这样感叹：“这条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船只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蛮子省直达汗八里，不必取道海上。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然而，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44]嘉兴的水道铸就了嘉兴经济的繁荣，桑蚕业、丝织业构成了嘉兴的桑蚕文化，蚕神敬仰的祭祀、庙会文化兴盛，每年到了蚕花节，民间会有各种不同的庆祝活动，特别是在运河上有迎蚕神彩船的参与，增加了喜庆色彩，也有一说，船拳的产生与轧蚕花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在蚕花庙会上，当地蚕农为了向蚕神祈求保佑好的收成，且借神嬉春，千余年来，每年都要举行民间狂欢活动。盛行于杭嘉湖地区的传统轧蚕花庙会在每年清明节期间都会如期举行，其主要活动丰富多彩，如戴蚕花、水上竞技类表演、祭祀蚕神、买卖蚕花、上山踏青、背蚕种包等。”[45]可见船拳作为水上竞技表演的一种，是轧蚕花庙会的助兴节目，由此便可理解船拳与轧蚕花庙会的关系。
“一种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是要依赖于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如踏白船、海盐滚灯等民俗体育文化都是依赖于农民千百年来不变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得以自然传承的，这些民俗体育文化就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每到农闲时节，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比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传承方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自然村落逐渐消亡，许多民俗文化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农民进城镇后，会和城市里的人一样走进工厂，失去了农闲的时间，大家聚居在一个个新的社区里，以往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失去了竞赛的空间和动力，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必将面临传承的危机。”[46]嘉兴是一个拥有众多民俗体育的城市，市民文化兴盛，主要有海盐滚灯、嘉兴掼牛、平湖九彩龙舞、打莲湘、踏白船、江南船拳等，而其中的海盐滚灯2008年成为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舞蹈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兴掼牛也已经列入国家非遗名录，船拳是武术拳术的演练，是武术环境的浸染下的民间表演，而嘉兴掼牛在嘉兴的兴盛，为武术环境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据嘉兴市志记载，掼牛起源于元代的回民南迁，回族有斗牛取乐的习俗，劳动之余以及节庆、民间喜庆日，“宰牲节”上表演，达到欢庆的目的，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民间武术竞技。据资料记载，是回族武术家传授了掼牛的武术技巧，“掼牛士大步上前，面对怒牛，双臂择机紧抵牛犄角，依靠臂力将牛头拧向一侧，牛拼命挣扎。此时，掼牛士紧紧抱住牛头，用肩扛住牛下巴，运足力气，拧住牛脖子，牛顿时失去平衡，掼牛士随即将身子往牛的颈部一压，就将强壮的公牛摔倒在地”[47]。嘉兴掼牛营造了武术文化的生态环境，武术元素本身就是传统民间文化重要的一维，文化现象的存在于他者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样态。船拳除了武术元素之外，还有个重要维度是场地的特殊性，船上表演，嘉兴盛行的踏白船也是一种水上表演的文化，“踏白船是在嘉兴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体育比赛活动，兼具技巧性、观赏性，比赛刺激好看。比赛用船都是一只只普通的农船，是农民在农闲时利用农船进行的比赛。每到赛船日，周围数十里的村庄都聚集在一起，参赛的踏白船一改昔日农用船的面貌，船头挂有彩绸，船上有三至四人，一人在前，一人把橹，两人左右拉绷绳，橹和橹绷绳上都札有彩球彩带。这是一项年轻人的运动，容易组织，适合节假日比赛”[48]。除了踏白船水上竞技表演以外，嘉兴近年来的赛龙舟比赛十分繁盛，2010年，嘉兴端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文化日益繁盛。在端午节，嘉兴的赛龙洲比赛场地同时停靠10多只龙舟，“嘉兴市本级现有长约20米、20划桨的标准比赛龙舟25条以及训练龙舟若干条，均归市体育局统一管理，另外，还有嘉善县水上运动中心有龙舟8条。各队训练和比赛时的木质划桨、鼓和舵均由市少体校提供，救生衣由各队伍准备。近年来也有不少队伍已经自己出资购买了碳纤维桨，大大提高了装备设施”[49]。据资料统计，嘉兴曾参加比赛的人员达到千人之多，比赛场地分为400米直道速滑和7500米环城河拉力赛，可见作为龙船竞渡的发源地嘉兴，有着丰富的水上运动的经验，可以想见，嘉兴的民俗文化以及水上表演文化的发达。嘉兴的神崇拜是个相当繁盛的地区，特别是妈祖崇拜的兴盛，据学者资料统计，“嘉兴地区陆域面积并不大，东南濒临杭州湾，海域面积大于陆域面积。在历史上嘉兴天后宫的建筑有8处之多，海盐澉浦有2处，平湖乍浦有5处，嘉兴府城有1处，充分说明历史上嘉兴的海运业在我国东南沿海占有重要地位”[50]。妈祖信仰承担了河海文化的共同愿望，保护商贾、渔民船只船员的平安，也祈求着妈祖降临福佑，从历史沿袭至今，成为嘉兴地区共同的文化信仰，从嘉兴妈祖文化的兴盛也可以看出嘉兴水文化的特色，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传说中妈祖的生日，海洋相关的祭祀尤其兴盛，嘉兴的善男信女纷纷涌入乍浦镇向天妃进香，形成节日般的欢庆气氛，而此时的舟楫水上表演将是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
嘉兴因为大运河的原因，更加助长了其作为多元文化共同浸润的生态空间，大运河贯通南北的天然条件，使得嘉兴文化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色，“不仅是运河泽被了嘉兴，嘉兴也改变了大运河。没有杭嘉湖平原多元文化的滋润，大运河充其量不过是一条航运通道和漕运工具而已。自从流进这块沃土并和江南运河聚首以后，京杭大运河才名副其实地激活了古老的中国南北文化，令北方政治伦理传统与南方的审美诗意气质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自隋唐以后，嘉兴的很多市镇如王江泾、崇福等，皆因运河而兴盛。当地的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见到南来北往的船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诞生了许多新的人文景观”[51]。嘉兴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使得嘉兴文化呈现出南北交融的特色，与吴地中心区域，太湖流域的文化更注重诗性和柔美的南方文化形成了相互比照的关系。嘉兴多元文化的吸收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夫浙江者，南临闽越，北辅陪都，东御岛夷，西走饶、歙，鱼、盐、粟、帛，财赋所资也”，嘉兴在经济文化交流上成为南北沟通的枢纽，在船拳技术的表现上也逐渐向“力”的刚劲上转化，与吴地船拳的“柔”有了相对北方化的特色，这也从事实上证明了吴地文化圈，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而向外扩散的文化圈理论的合理性。船拳文化的细部整理可以看出，文化的软性，与物质地理文化的区别，在于其不断的变迁性，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吸收他者文化，从而不断丰富原有文化的内涵。
松江是长江、黄浦江和钱塘江交汇的入海口，水域面积广阔。按照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松江府海塘图》中所绘，松江府金山县右与嘉兴府属平湖县交界处，左止于松江府属太沧州与苏州府属昭文县交界处[52]，这也就意味着在吴地流传的船拳在地理环境上很容易传播。船拳表演的天然条件是水域发达，嘉庆《松江府志》描述了松江府的土地资源分布：“青浦县，其地形如仰盂，四高中低农田之利错杂上中。华亭县、娄县，接壤青浦及浙之嘉善，水区弥漫，地尽膏腴，环泖而耕者交称乐利。金山县，其谷宜稻，布米鱼盐，擅陆海之利。上海县，在府东北，县治当黄浦、吴淞合流处，势极浩瀚，然地形高亢，支港为潮泥所壅，水田绝少，仅宜木棉。南汇县，东为海塘所遏，水皆西入黄浦，横港虽多，经流绝少。其民善治木棉菽豆，新涨海滩三十余里，垦艺菜菔之属，亦足以赡民生而资衣食。奉贤县，东南滨海，境无巨川，而经流纬流，疏凿井井，故米谷所入足以自给。川沙，其地形稍高仰，较为瘠薄，而风俗朴直。”[53]松江人利用多水地势，开发种植，“地尽膏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松江府地区的自然环境“水区弥漫”，由此可知船拳在松江发展的地理原因。还有资料显示了松江府内海塘的具体尺寸，也可看出松江多水的地理环境：“《松江府海塘图》中记载的各县海塘起止和长度，分别为：金山县土塘自平湖县界起至华亭县界止，长2200余丈。华亭县土塘自金山县界起至奉贤县界止，长7850余丈，华亭石塘长7100余丈。奉贤县土塘自华亭县界起至南汇县界止，长8430余丈。南汇县土塘自奉贤县界起至上海县界止，长13630余丈。上海县土塘自南汇县界起至宝山县界止，长1120余丈。宝山县江东土塘自上海县界起至张家洪口止，长5300余丈；宝山县江西土塘自胡巷口北岸起至镇洋县界止，长7360余丈。宝山县石塘长1300丈。”[54]松江府向官府缴纳的赋税之一，是用布匹来计算的，称为“布解”，松江地区棉纺织工业发达，有“衣批天下”的说法，而向官府运输布匹的方式为水上运输：“嘉靖四十一年，知府臧继芳议以细布附北运官船带解，贴以扛垫银，但仅行之一年，又编民运。之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华亭熊公剑化则提出以织造袍船搭载布匹，每匹给坐舱银一二厘，委官随行解运，省去解户自行雇船，及沿途被刁难盘剥之苦鲫”[55]，由此可见松江区域内水道与外围水道的通达，而另一资料显示，松江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内外河的四通八达，以至经济繁盛：“宋代，由于松江府所属的青龙镇地处吴淞江下游，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打开了松江府与沿海、内河各城镇之间交流的窗口，并在宋代发展到顶峰，曾有‘三十六坊、二十四桥、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的描述，被称为当时的‘小杭州’。”[56]一方面，水文化包容了松江诸多的文化风貌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苏、松二府历来为入海口的边缘处，常受水害灾害的破坏，“据日本学者北田英人研究，明代中叶以前，江南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是常有的事”[57]。也有学者提供了水灾资料：“史载，明代自成化、弘治以来，江南地区雨水增多，致使江水泛滥、海水倒灌，松江府一带几乎每年都遭遇水患；而明中后期是松江地区水旱灾荒最频繁、最严重的年代。”[58]再如道光三年（1833年）的水灾，有学者论述了癸未大水与经济萧条的关系，水患在当时的危害也侧面证明了水在松江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江苏巡抚林则徐言：“民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不过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即亏空之一端。”[59]水害的频繁发生以及水害灾难的严重影响，使得人们认识到水既能给人们带来交通的便利，也辅助了经济的发展，比如水作物的栽培和水产品的捕捞等，但水给人带来灾难的另一面，则使人们需要寻求神的保佑，形成了松江以及江南地区特有的水祭祀等文化，也获得了与水搏斗的相关经验。
松江府地是个巫术盛行的地区，在《松江府志》记载了反映当地巫术的一首诗《里巫行》：“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60]巫术文化与庙会文化的结合，使得松江府地区人们有着强烈的神仙崇拜情结，神灵不是阐释的，而是信仰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下，仪式上的反复操作，强化了人们神灵信仰的心里认同，松江府每年都要做社，本质上是对巫的讴歌和敬颂。松江的水文化信仰主要表现在对妈祖神的崇拜。妈祖是沿海地区海洋保护神。妈祖的民间信仰起源于北宋，具有水期待的任何神迹，包括战败海寇、降雨、海上救难，在岛屿间拯救遇难渔舟商船，而到元朝后，漕运发展，被尊称为“天妃”。顾颉刚在《天后》文中，提及了苏松地区的妈祖信仰：“说是沿海一带以舟楫为生的人莫不供奉她为他们唯一的主宰。我在苏州，看见他的宏壮庙宇；游上海，她的庙宇更宏壮了，听说清代大关过上海，都要以那里为行辕。”[61]（这里的上海无可考证是上海县还是今上海市，但在《松江府志》中记载：“圣妃宫，府南仙鹤观侧。”）船拳作为水上搏斗、水上表演的拳种，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也保有了祈福和搏斗的功能。
松江作为“上海之根”，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松江有各类迎神赛会、民俗活动，当地盛行元宵节、端午节、赛龙舟以及盛行的庙会，在弹吹打乐中助兴显得极为兴盛。据学者统计，嘉庆年间，上海地区（明代的松江府管辖华亭、上海两县，其中华亭即今天的松江）坛庙祠宇有479处之多，可见当时祭祀之风的盛行。松江地区还有个特别祭祀方式：做社，具体的组织方式为：“根据民俗学者欧粤对松江五库地区的调查，当地也有着类似的组织，被称为社。它以自然村为基础，由十来户农家结合而成，每个社的户数最多不超过十五六户；最少不少于七八户，结社以地理位置接近为前提，姓氏在社中不重要，如果自然村规模大，则依自然村的走向，按地理位置划分为数十个社，不入社的农户在当地绝无仅有。社的负责人称社头，其职责是安排好本社每年的例行斋祭活动，即做社。该地区每年做社一到两次，年成好则做春秋两次，年成差则仅做秋社。做社时，由社头带社中两三人到附近庙前献上猪头三牲，进行斋供，请求神灵保佑。同时还要请说书人过来说半天书，既是娱神，亦为娱人。”[62]在青浦也有类似的组织，松江地区的民众在祭祀方面的社，在本质上起到了文化凝聚的作用，满足民众的共同愿望，共同修建庙宇，举行宴会，可以想见，组织船拳表演来庆祝庙会，也将是整个村落的行为，那么船拳在传播的过程中，突破了以往的师徒传授的方式，而是在村落间互相传授，竞争也是村落的武艺竞争，同时也是经济能力的一种竞争。船拳以武术表演的形式增加了节日、祭祀的欢庆气氛。
从细微考察各地的水环境、习俗、节庆和生活方式上，可以看出，各地因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尽管统一冠以江南文化的名称，而在具体表现上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船拳在各地都有不同的拳法技法，根本上是由各地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从各地文化差异的细微处入手，将更加深化地进行船拳的研究。船拳作为从其格斗价值发展到表演文化，如今又演变为健身文化，一方面说明船拳随文化环境的变迁，形成具有动态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船拳在不同的地区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现象。从时间的变迁、空间的差异上阐释船拳文化，从文化的根本原因上阐释船拳文化，才能更加认清船拳的全貌，还原船拳历史的真实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