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1]。本研究采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船拳进行纵向研究，还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的江南船拳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勾勒出江南船拳历史和文化的演变过程，构建出江南船拳文化的整体框架结构。江南船拳的武术文化传播应以民俗、文化艺术等民间群体易接受的“草根文化”形式进行传承与发展，传达中国时代精神。江南船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成体系，由于船上活动空间小，船只行进中有风浪颠簸，因此船拳演练特别注重下盘稳固，手法多，步法少，以气催力。船拳体用兼备、内外兼修，短兵相接，效法水战，具有刚健遒劲、神行合一、布势稳烈、躲闪灵活的特点。进攻时出招迅速，防御时以手为主，似开似闭，以身为轴，原地转动。船拳的基本特点是：动作幅度小，动作转换快，动作变化多，动作劲道足。它非常适应在小小的船头上，淋漓尽致地表现拳脚功夫，所以成为江南水乡特有的拳种。当然，要在仅有方寸之地的船头上展示拳脚功夫，确非易事，与在陆地上练习武术相比，它对练习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也正因为此，它的生命力也远比其他拳种为弱，这导致它在中华武术中虽独树一帜，却影响不大，具体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一、苏州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
在有关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问题上，尽管有浙江吴兴说，有上海松江说，甚至还有浙江舟山说等，但是我们的研究认为苏州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这是因为苏州具备了船拳产生的三个重要条件：第一，苏州水面积占到整个地区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长期的水乡舟船生活成为导致江南船拳产生的基本条件；第二，苏州自古便有习武的传统，专诸刺吴王的鱼肠剑故事反映了太湖之滨百姓更有其习武的传统，加之古代造船业的发达这些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成为导致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第三，自南宋时就广泛流行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这说明苏州有着富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导致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基础。
二、江南船拳的产生时间是在两宋时期
产生于苏州的江南船拳，虽然从它的发生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不管是吴越争霸的历史环境，还是水军操练的历史影响，亦或唐代可能就有了船拳活动的影子，但是如果说作为一项较为成熟的体育活动的出现，我们认为它应该产生于两宋时期，特别是在南宋。这是因为就江南船拳的内容而言，它已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有来自船家长期生活内容提炼的船拳，如抛钢叉、板凳拳等；有对古代军事武艺技术的转化，如船拳中的戚继光单刀术、岳家枪等；有对北方拳种文化的吸收与改造，如船拳中的“小罗汉”“五虎拳”“少林梅花拳”等。明代以后，江南船拳进入一个广泛的流行阶段，并出现了功能的泛化。如它既是普通百姓强身健体的手段，也是民间抗御外敌、保家自卫的武器，还是民俗节令中娱乐休闲的文化表演内容。
三、江南船拳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叠加的船拳文化圈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船拳以苏州为原点，不断呈水纹式辐射状向外传播而最终形成了三个叠加的船拳文化圈。第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船拳中心文化圈”，它以太湖为中心，包括滨湖的苏州、无锡、湖州三个地区。其中在苏州，又以越溪的“四方拳”和相城北桥的“开口船拳”为代表。在无锡，比较活跃的有锡山船拳，其中以“小红拳（筱红拳）”为代表，以及“双桨”等器械。在浙江湖州，“大连刀”是湖州船拳特有的器械，其形似两把短刀相接，刃面多，便于在狭小空间对付多方面的敌人。第二个被我们称之为“船拳次中心文化圈”，主要包括浙江嘉兴、江苏常州和上海的青浦、松江等地。其中在嘉兴，据说在南宋时，社会上已流行“小金枪”“醉八仙”等江南船拳。在常州，则主要以武进岱湖船拳为特色。在上海松江、青浦一带，流传的拳种和器械主要有“罗汉拳”和木梭。第三个被我们称之为“江南船拳的最外围文化圈”，主要包括江苏的镇江、浙江的杭州和温州等地。由于其距离太湖中心相对偏远，而使船拳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自我探索的独特性，如镇江船拳中流行的“八极拳”，杭州蒋村船拳中的“大刀开四门”。特别是温州地区在传承江南船拳的过程中，将内河中的船拳表现发展为能适应大海中表演的要求，从而使温州的船拳别具一格。
四、江南船拳有着独特的技术风格与特点
江南船拳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简洁、实用的技术风格，于文化上表现出传统与创新并举的特点。如就拳法而言，体现的是顺水势而动，在船头的方寸之地，拳势变化与水流和谐相动，动静相宜，构成了船拳与其他武术技艺的最大区别。由于船只是船拳表演的载体，这种空间限制决定了船拳演练时不可进行大面积的窜、跳、蹦、腾、纵，因而特别注重速度与手法多变，“出招敏捷、收招迅速、如猫捕鼠、如箭在弦”。同时船体的晃动又决定了演练时要随水波荡漾而稳扎马步，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刚柔相济，形成了船拳独到的斗奇斗勇过程。
五、江南船拳文化具有绵绵不息的生存力
船拳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表演性、节庆性、娱乐性，也承载着教育性、休闲性，船拳文化的民俗性体现在它与节日节庆、时令庆祝的共生关系上，具有绵绵不息的生存活力，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传承是民俗文化凝聚力的体现。船拳凝结了抗倭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和船拳文化的变迁、演变和传承，成为江南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形式上和文化上的变革，更符合逐渐发展的时代文化心理。随着时代的进步，船拳防御外敌的价值逐渐衰弱，但其民俗发展的价值值得深入挖掘。船拳以其特有的竞技与表演的魅力，与传统民俗中的各种力量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文化形态。船拳作为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和强体健身的武术形式，逐渐淡化了传统格斗色彩，而更多地体现出表演形式，是观赏者和表演者情感宣泄的方式，也是财有余力的表现。船拳武术与其他民俗文化相互依附、相互交融，共同完成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建构。
六、江南船拳的变迁有特定的原因，其传承应该术道并举，多元发展
船拳变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强大的经济冲击力，村落文化的凝聚力逐渐散落；二是生存环境的改变；三是船拳自身受到了外来拳法的影响；四是船拳的价值也在发生改变。船拳的现代变迁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力量的削弱和对民间地域文化、民俗的忽视。船拳的产生与发展承载着人们太多的记忆和地域精神，是值得守护的精神家园，同武术发展的策略一样，船拳的发展与传承也应该完成从技术向文化的转向，多层次、多方位、多元化地进行传播和发展。
总之，船拳是民间体育文化的集合体，研究船拳的演变发展规律和武术内部的技艺变化，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船拳传承存在的问题，作为正宗的“草根文化”、代表着地方特色的江南船拳应该被视为传播、建构江南形象的文化“名片”大力弘扬，并应得到有关部门的政策的大力扶持。
【注释】
[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