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结果
1.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是苏州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缺乏，对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似乎只要有着特定的江南水乡环境，以及吴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江南船拳在某些区域点上产生都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应该是苏州。围绕这一结论，我们做出了以下几点分析：
（1）水乡人民的长期舟船生活，是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基本条件。
众所周知，操舟泅水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技能，在渔猎时代也是人类的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技能，所以，人类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能，这在《诗经》中已有反映：“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兮，泳之游之。”[5]从地理环境来讲，苏州河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它必然给这里的水上活动提供优越的条件，所以苏州百姓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操舟泅水的体育活动。居民习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因而“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故《苏州府志》载：“吴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喜操舟，又能泅水。”
在古代，苏州百姓不仅是善于操舟行船，而且据说还有一边操舟行船，一边引吭高歌的习俗。在《苏州府志》风俗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吴下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吴歌》里就有这样一首行船时的对歌：“啥个船白来啥个船黑？啥个船背浪掮枪戈？啥个船咀上带须须？啥个船出窠乘风凉？”“石灰船白来煤炭船黑，枪船背浪掮枪戈，划龙船咀上带须须，漂洋船出窠乘风凉。”[6]
关于苏州百姓的操舟活动，甚至在一些宗教迷信活动中也有表现。例如在常熟地区就曾流传过农历四月二日的划神船活动。“每年四月二日，巨载神船以出，翼以龙舟，前列小船数十，船首各一人，持兵仗而舞，神船随其后，行必倒，象当日战斗，是日，士女云集，游舫鳞次，而远望白旗飘飘，则知倒划船来，争相引避。”[7]这种划神船活动，亦与古代军事活动有关，据说起源于张士诚兵败常熟之事，目的是为了消除鬼灾。
江南水乡，河湖交错、水网纵横，舟船既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出行交往的重要交通工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长期的舟船生活中，知识的日积月累是后来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条件。
（2）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
这种因素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古代苏州有着良好的习武传统。例如，春秋时吴国的“鱼肠剑”故事和荆轲刺秦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其中的主人公专诸就是太湖边的一个渔夫，是他的侠义成就了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鱼肠剑”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僚专横无道，举国臣民都非常痛恨他。他的堂兄公子光（即吴王阖闾）便有意除掉吴王僚而自立为王。这时伍子胥便将剑术家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曾在太湖去向名厨专门求教制作鱼炙技术，学成后公子光决定宴请王僚，并命令专诸想办法在宴会上将宝剑藏在鱼炙腹中敬献，以伺机刺杀王僚。为了能在鱼腹中藏好宝剑而又不能露出破绽，专诸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先将鱼背上的肉剞出花纹入油锅一炸，鱼肉便松涨竖立起来，再用佐料一炙，浇上辅料，鱼的外形就模糊不清了，端上桌来，很难看出其中暗藏的短剑。当专诸将腹藏宝剑鱼炙进献于王僚面前时，乘间抽剑，“以刺王僚，贯甲达背”，行刺获得成功。与专诸齐名的还有一个太湖渔夫要离。要离也有很高的剑术，便帮助阖闾追杀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成功了。从专诸和要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苏州人民的习武传统。
二是很早就有的苏州古代水军活动。有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的苏州，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水军训练活动。例如《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曾有记载：“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8]。可见当时兵家对于水军训练及作战的看重。此外《越绝书》上曾有一段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王问：你是怎样准备船战的？胥答：“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建仓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9]又说：船分三翼，“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10]。这一段话虽然写的是伍子胥如何论“船军之教”，属于古代水军训练的内容，但仅从操舟驾船的技能来说，它确实反映了当时苏州人操舟技巧已是相当高超了。民国《吴县志》载称：“吴县西南渔洋山麓有教场，相传伍子胃教练水军所筑，此外即太湖或泊船处也。”所以古代水军训练活动应是影响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
（3）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苏州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基础[11]。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古代苏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吴王阖闾执政后，为了达到“安君治民”“兴王成霸”的目的，顺应吴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接受伍子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虞，治兵库”的建议，“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使苏州古城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采取了城内有城，城外有郭的三重建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苏州城中不仅设有商业区，而且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如《吴地记》曰：“匠门，又名干将门……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酒醋城，《吴地记》在胥门西南三里”。此外，城郭中还有仓库以贮粮，“胥门南三里，吴王储粮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吴王阖闾，春申、王滨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可见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苏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民保命而不适，岁时熟而不凶，吾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忧，天下服而无御，四境静而无虞”，“禾稼登熟，兵革利坚”。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使江南船拳的产生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我们可以从《吴县志》中看到当时的造船工艺：范悉移家，其船长八丈四尺梁宽一丈五尺，落舱深丈许，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一桅三丈许，梢桅二皆二丈许，以四船相连为一带，而以梢桅分左右为雌雄。造船业的发达，是江南船拳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4）吴人自卫防身、防御外敌的目的是船拳形成的内驱力。
无论是吴地城市中心，还是周边县镇，尤其是常熟、太仓，紧邻海河，从历史上看，江南经济的繁荣因水而兴，而江南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防卫的形式主要是水上防卫，苏州以及镇县多处为历史上重要的水上防卫战略要地，从而形成了江南文化擅诗书的另一面——善水战的军事、武术文化。江防抗倭古堡城张家港杨舍的抗倭经验，还原了历史上苏州一带官方抗倭的军事文化，“明代杨舍地近长江，地势险要，为长江河口之要地，捍卫京口（今镇江）之门户。……明代中叶，倭寇常由此登陆，进犯江阴、无锡，危及镇江。……经官兵昼夜施工，未满百日，就筑成周长600余丈（2000米），高2丈3尺（7.66多米），宽1丈7尺（5.66多米），上砖下石之堡城一座。……城内建有参将、总司府衙和兵营300余间，可驻扎官兵2000余人。城中央建文星楼，高丈四五尺（4.8米），上悬钟、鼓各一，士兵昼夜轮守，了望江口，发现寇情即鸣钟击鼓报警。……建城之后，倭寇不敢再犯”[12]。船拳的产生的应激原因是倭寇战乱，民不聊生。在倭寇的问题之前，江南地区水盗问题也相当严重。“江南地区因远离明王朝与外族北方主要农民军的直接交兵，盗匪问题显得似乎更为严重，常被地方官升同‘寇’乱，俗称‘土寇’或‘土贼’。明末长洲人卢泾才就在向史可法的策议中将盗匪问题视作江南苏州、嘉兴等府的‘三大害’之一，认为在嘉兴、湖州之间湖荡辽阔，‘奸盗’可避匿其中，‘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逃庇于浙’，官兵也互相推诿，文移自然‘莫可勾摄’，故称此害为‘吴盗浙窝’。”[13]水网密布的地方，由于易于逃匿，常常是盗贼丛生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防护措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清同治《苏州府志》卷28《军制》记载，苏州城市管理有水营防范水上犯罪，崇祯元年（1628年），巡抚李待问招募水兵，分隶六门濠河。船拳作为武术文化的一种门类，其发展必然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旧时内环区域水系发达，而太湖流域盗匪盛行，官府的不作为，导致民间抵抗日渐兴盛，自备民刃、聘请武师、公开练武，可见最初船拳产生的原因与海盗、倭寇以及民生愿望有直接联系。吴地人防御外敌、保卫自身的动机是船拳产生的根本动力和源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苏州是江南船拳产生的起源地。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加以佐证。例如韩锡曾先生在《江南船拳源流及其实用价值》一文中，肯定江南船拳产生于湖州吴兴的同时，亦不否认地说：江南船拳的中心区域为吴语地区，因此“凡吴语地域水乡地带的吴江、吴县以至嘉兴、杭州及沿海一带，纷纷至该地延聘掌师，传教船拳技艺”[14]。而吴江、吴县均属于苏州地区。
2.江南船拳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综合以上关于江南船拳产生起源地的讨论，我们认为江南船拳的产生应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两宋以前是江南船拳的萌芽时期，宋以后是江南船拳的基本定型阶段，明以后是江南船拳的广泛流行阶段。
（1）两宋以前是江南船拳的萌芽时期。
从苏州的江南船拳来看，它的最早发生当然可以追溯到两宋之前。如春秋时吴国的专诸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事件，说明先秦时期苏州人就有很好的习武传统。又如历史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的苏州，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水军训练活动。至今在苏州木渎，还留有先秦造船业的文化遗址。又如在唐代的苏州北桥觉林寺庙会上，据说已出现类似于船拳活动的武艺表演艺术。然而这一切只能表明两宋之前的苏州的确具有良好的习武的传统，但并不表明江南船拳已经产生。这是因为“衡量武术是否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上文化形态的形成，当然要看它是否已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而独自成立的体系”。而“作为武术体系的形成，应该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基础、技术（或曰方法）基础和组织（或曰家族）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武术的最终形成应该是在我国的宋代”[15]。因此我们也认为：江南船拳的真正产生并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应该是从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开始的。
总之，经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实地调查，对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船拳进行系统论证、梳理，对船拳的技术风格特点以及所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需要对船拳的源头不应只依据当地人的传说，而是应以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方法，从横向纵向对船拳进行考察，从而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
（2）宋以后是江南船拳的基本定型阶段。
随着杭州南宋都城的建立，苏杭一带的水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有诗为证：如苏轼《瑞鹧鸪·观潮》：“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敧。侬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陆游《一落索》：“识破浮生虚妄。从人讥谤。此身恰似弄潮儿，曾过了、千重浪。且喜归来无恙。一壶春酿。雨蓑烟笠傍渔矶，应不是，封侯相。”
我们的田野调查材料也充分说明宋代是江南船拳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因为在江南船拳中，既有古代水军活动留下的痕迹，也有古代船民生活习俗的影像，更有北方武术拳种对江南船拳的渗透表现。北方武术文化的渗透，无疑大大丰富了江南船拳的内容和形式。研究表明，现有江南船拳中的诸如五虎拳、罗汉拳、杨家将等，都是江南船拳对外来拳种的改造。这说明在北宋灭亡、南宋迁移的过程中，以北方少林寺拳种为代表的外来拳种文化，成为江南船拳丰富发展的重要营养来源。
由上可见，宋代应是江南船拳的定型阶段，因为就江南船拳的内容而言，它已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一是对船家长期生活内容的提炼。船家为防水盗、水患，自然出现了与水搏击的生活场景，由此他们会将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器具，诸如板凳、鱼叉、台子、船橹等当作习武的器械使用，形成一些独特的江南船拳技能和套路。像江南船拳中的抛钢叉这一套路，便是由渔民向水中撒网的动作而来。苏州北桥流行的板凳拳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二是由古代军事武艺技术的转化。诸如苏州北桥船拳中的戚继光单刀术、岳家枪等。三是北方拳种文化的直接渗透，如流行在江南船拳中的“小罗汉”“五虎拳”“少林梅花拳”等。
（3）明代以后是江南船拳的广泛流行阶段。
研究表明，首先，江南船拳已经成为苏州人民抗倭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为抵抗倭寇，苏州北桥的开口船头拳十分强盛，有17个自然村，有300多人会打开口船头拳，有的拳师练气硬气功，可刀枪不入；有些拳师舞钢鞭，一个人可抵抗几十个倭寇。
其次，明代以后的江南船拳不仅是一种反侵略的斗争武器，也是江南水乡百姓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文化。以下是《苏州府志》中对江南船拳活动的具体描述：古代每逢立夏、端午、中秋节等，苏州的吴江、吴县、太仓、常熟等地的船拳好手，均要不约而同地登船献技。特别是农历八月十八日，在苏州城外的石湖，船拳活动尤为兴盛。据说那一天，湖面河心，轻舟快橹，往来如飞。标旗飘展，鼓乐齐鸣，方圆百里的乡人，均驾着装饰过的大小船只，集中在石湖的杏春桥下。两岸人流熙攘，观者如堵，爆竹喧天。店铺看客纷纷向河中船上抛赠早已备好的粽子之类的糕点，犒赏拳师。演练结束，哪条船上得的点心最多，意味其船拳表演最出色。苏州江南拳船的船，一般常用双橹快船装饰而成，披红戴绿。船舱两侧的威武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每艘快船前，排着数名青年引吭高歌。有的拳船在舱内还设有弦乐手，边行进边弹奏悦耳的江南丝竹调，为拳师们助兴。
再次，明代以后的江南船拳也是江南水乡普通百姓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所以苏州船拳中石担、石锁一类的力量练习活动，从来都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可见，所谓江南船拳的广泛流行就是在明代以后，江南船拳既是江南水乡人民抗倭斗争的武器，也是江南水乡民众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是江南水乡民俗活动的内容。它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江南船拳不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更是一种联系百姓人际关系的重要民俗文化。这不仅意味着体育发展应该坚持的发展方向，更能表现出历史长河中体育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