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环境的孕育
江南船拳承载着江南水域文化的特征，江南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水域渊源久远，“自形成古太湖后，陆地不断向东扩展，至今尚未间断，区地洼地成湖，沟壑成河，形成一个典型的湖荡水网平原”[16]。水是江南文化的精神命脉，从外在自然环境上看，运河和湖泊为天然界标，人们依河而居，为船拳文化提供天然的地理条件，而水乡环境又内在关联着经济、历史等文化品性，有民如此谈田地的“四至”：“喏，东边到某港，西边靠某浜，南边又是某港，北边就是某某塘”，水就像蛛网，布满了乡镇四周的田野[17]，使江南船拳生发出独特性。
地理环境不能决定文化全部内涵，但却是制约文化发展脉络的主要因素。管仲在《管子·水地》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滋养了江南文化的品性，水乡文化承载着船拳的诸多特色。“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取之胜强，柔之生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船拳所彰显的水文化特性便是以柔克刚的哲学内涵。演练船拳如入大海，似波澜起伏，表现出水文化的艺术特征，其姿态虽柔弱，却能克敌制胜。水孕育的江南文化具有惬意、洒脱、自由的精神，而船拳文化内涵彰显了顺势而为，随圆随方，不受羁绊的精神内涵。江南擅拳，素有“南拳北腿”之说，从地形特征来看，“南方多江河湖泊，自古以来以舟为主要交通工具，因为船上的活动范围有限，加上船的颠簸，在格斗中立足不稳，就有被击倒或掉入河中的危险，故南拳自古就有‘未学功夫先扎马’之说。再由于沟渠纵横，地面区域相对较小，蹿蹦跳跃，闪展腾挪，起伏转折和贴敷翻滚易受限制，特别是船上格斗，小范围的上肢搏击更利于击败对手”[18]。而船拳区别于其他武术门类的特别之处在于船上打拳，方寸之间，身动船晃，动静相宜。如此可以说，水乡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江南船拳文化。
从自然水域上看，船拳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以太湖为中心形成的船拳三层文化圈，与其水域特色紧密相连。《尚书·禹贡》中记载江南地区的远古水域的丰盛：“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是太湖的别称（见图3），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也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江苏名镇志》前言描述该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心地带，长江、淮河下游。境内平原辽阔，水网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事宜，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早在6000年前，太湖附近就出现了原始农业生产。……隋唐以后，大运河贯通南北，漕运业和沿海制盐业迅速发展，……连云港云台区南城镇，古为海防重地，南北朝时东魏于此建临海镇，重兵驻守，以防南朝从海上北进。……长江沿岸的一些镇，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军事重镇。南通市郊狼山镇，地处江海交汇处，为控扼长江入海口的险要处。……江阴市澄江镇，扼长江咽喉，枕山负水，一直为军事重镇，千古战场。丹徒县大港镇也为江防要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此置寨设关，操练水师。扬州市郊湾头镇，在大运河开通后，是水路入扬州的重要门户，也是扼扬州的军事要冲。……仪征市真州镇，古为白沙镇，唐永淳二年（683年）建镇，当时是扼上江（长江中游）漕船入官河（今仪扬河，为连接京杭运河的航道）之口的交通要道。邗江县瓜州镇位于京杭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中唐时已为长江北岸重要渡口，古运河的入江门户”[19]。江南水域的自然环境中滋生出船拳产生与发展的三个息息相关的因素，一是船文化，二是水战文化，三是吴越文化品性。
图3 2000年前江南地区水系略图[20]
船与水关系最为密切，“古籍记载中的‘南方腰舟’‘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描绘，都充分说明了水、浮木、古木船之密切关系”[21]，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江南水乡主要的交通工具，船和人们的生活、生存息息相关。操舟泅水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技能，在渔猎时代也是人类的一种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技能，所以，人类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能，这在《诗经》中已有反映：“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兮，泳之游之。”[22]交织的河道，使得人们“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舟楫文化是吴越日常生活文化的重要特征，《越绝书·记地传》中载：“越人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与《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用马，越人便于舟”的描述相互映照。自然环境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文化性格，《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吴越文化》中介绍了明代江苏官营船厂承造的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大小黄船（供御用各监器贡之用的为大黄船，专作进贡用的为小黄船）；各式粮船（用于海运的叫遮洋船，用于内河漕运的叫线船）；各式战船（包括三板、划船、巡座船、印巡船、九江式哨船、安庆式哨船、清浅利便船）；渡船（包括水驿船、渡船、便民船、小划船、桥船）……”[23]而造船业的发达需依靠的河道的发达，吴越发展中，各河道开发，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为吴越地区编织了重要的运输线，使得吴越文化向海洋文化发展。我们可以从《吴县志》中看到当时的造船工艺（见图4、图5）：范悉移家，其船长八丈四尺梁宽一丈五尺，落舱深丈许，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一桅三丈许，梢桅二皆二丈许，以四船相连为一带，而以梢桅分左右为雌雄。传统的拳术文化的重要区别及在于其船上演练的特色，船文化本身承载的是吴越地区文化的精神源流：“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造船、航海事业居全国领先地位。吴越的经济水平总的来说并不先进，唯造船、航海突出领先，除地理条件之外，应有深远的历史原因。从河姆渡的船桨、陶舟，到吴越的‘大翼’，‘小翼’，‘戈船’，‘楼船’，不由得使人联想翩翩：在上古时代，在寂寥的太平洋上，我国的长江口一带，是少有的舟楫飞舞、人鱼交欢的热闹地方；这里的先民们，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24]
图4 拳船侧面图
图5 拳船俯视图
造船业的发达，是江南船拳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河网水系是江南水乡文化的载体，江南作为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圈，其地域面积不大，但“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达东西”的水上交通便利，形成了江南文化富而不骄的文化禀性，“其过人之处不在于它有多大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水乡小镇的便利，悄然自重、低调隐忍，不露声色地孳荣发展”[25]。船文化外显在套路上，与船上活动空间小，且船只在行进中颠簸晃动的特点，表现为注重下盘稳固，步法少而手法多，敏捷出招，以身为轴，原地转动的水斗特色。“船身的不断流动和船体的面积限制等，不仅给拳术演练者加大了练习难度，而且也提出了更高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船拳活动中，既要求拳师的身体要和船体保持一致，也要求行进的船体和动态的流水保持一致；既要求船头的拳师要和船尾的操舟船手保持一致，也要求船头的拳师要和船舱的鼓乐手们保持一致。所以作为吴文化一部分的江南船拳，既是中国武林中独一无二的拳术流派，更是吴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船拳作为武术的一种，其格斗的特性与水文化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吴越地区的海事、渔猎活动是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渔民与大江大浪的搏击中繁衍，崇拜自然，禁忌自然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吴越地区关于海事的禁忌颇多，“渔民在开船前，要先敬龙王、请菩萨，以保平安。出海日逢双不逢单，出海时，鞭炮齐鸣，以示驱邪。遇上风浪，将木材抛入海中，以求神的庇护，保佑平安无事。安全问题，是渔家的首要问题，在保证了安全的同时，还要请神保佑收获的丰厚”[26]。吴越船民海上搏击的生活常态，看轻生死，不畏于惊涛骇浪的勇气，承继了吴越祖先“尚武”精神和善于水战的兵法文化。“吴越尚武之风由来已久。古籍所载，始自春秋，历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千余年间一直保持着浓烈的尚武习俗。”[27]相传，船拳是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越王派大将范蠡教习船拳，靠精于船拳的水军战胜了吴国，报仇雪耻，船拳的尚武精神传承到后代。有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的苏州，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水军训练活动。例如《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曾有记载：“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28]。可见当时兵家对于水军训练及作战的看重。此外《越绝书》上曾有一段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王问：你是怎样准备船战的？胥答：“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建仓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29]又说：船分三翼，“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30]。这一段话虽然写的是伍子胥如何论“船军之教”，属于古代水军训练的内容，但仅从操舟驾船的技能来说，它确实反映了当时苏州人操舟技巧已是相当高超了。民国《吴县志》载称：“吴县西南渔洋山麓有教场，相传伍子胃教练水军所筑，此处即太湖或泊船处也。”所以古代水军训练活动应也是影响江南船拳产生的重要因素。孙权以水军立国，远征四海，《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在位八年之时，“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至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31]。而后小注中也辅证了孙权水军的强大：“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形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孙权军队的船只：“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望之如楼阁，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临水的吴越水军与舟船文化发展到明代又达到一个高峰，便是郑和七下西洋。《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三年六月（按：公元1405年），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君长，不服则以威慑之。”可见，由东吴而至明永乐，与舟船文化相伴的是军事实力的体现，同时涵盖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吴越春秋》记载越军水军袭击吴国的战略：“越王闻吴王伐齐，乃使范蠡、洩庸帅师，屯海，通江，以绝吴路，败太子友于姑熊夷；通江淮，转袭吴，遂入吴国，烧姑胥台，徒其大舟。”越军水战将长江作为据点，前绝吴军伐齐后路，后攻吴国境内，并将大舟艅艎舟作为战利品。可见，水战是越国取得胜利的关键策略。越国成就春秋霸业，《越绝书》中载勾践登临琅琊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二百艘”，据此推测当时无论是水上通道、舟船还是水战兵法都已相当成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记载了当时水战的激烈：“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越王率军度过钱塘江，在离吴国境内七里的地方，围军而战。双方五湖交战，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吴军在越国水军强大的攻势下大败，而助成了越国霸业。《春秋经传附解》中对此战有更加戏剧化的描述：“越子以三军涉潜，当吴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三军涉潜，是指左中右三军都潜入到水下攻击吴军，当游到吴军中军之时，鸣鼓乱其军心，吴师慌作一团，遭遇兵败。《左传》哀公十二年，吴国曾海行数千里与更加强大的齐国交战：“齐人杀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研究海战文化的学者认为：“当时的吴、齐以及越国的舟师均已初具进行海战的能力，三国舰队官兵也具有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的指挥、攻击技能，而且掌握了一些濒海海域的航行技术和粗浅的海洋气象知识。”[32]吴师不畏强国，可见其水军的强大。《国语·吴语》记载吴越水战的历史：“于是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耽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攻袭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当时水上激战的壮烈，也说明了吴越地区善水战的文化。《吴越文化新探》中总结了吴越的水战文化：“吴越的笠泽之战、夫椒之战、槜李之战、于隧之战等重大战役，主要都在水上进行，胜败似乎都取决于水战。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里是很罕见的。艾陵之战，吴获齐兵车八百乘，都送给了鲁国。吴国似乎不大需要兵车，在陆地上，吴越主要使用步兵。相比之下，水师应是吴越争霸的主要军种。”[33]
富饶的海洋资源，使得人们多以渔业为主；常年的江河湖海的漂泊，覆舟丧命的威胁与倭寇的侵袭，逼迫着渔民们强身习武，促成了船拳习武精神的长成。资料显示，倭寇之乱遍及江南：“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侵犯濒海诸郡。不久，即大举入侵南直隶地方，嘉、湖、杭地区尚未受到波及，但仍使当地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就在当年四月，倭寇开始入攻太仓州城，并分兵四掠。当时，有丢失海船的40多名倭寇突然窜到平湖县境内的乍浦，开始在平湖、海盐、海宁沿海几县，纵横烧掠。在松江府，海寇攻下了上海县；接着攻占了吴淞江所、南汇所，分兵溯江逼掠常州府的江阴。五月，海盐县城遭到倭寇攻击，虽未被攻陷，但城楼及数百间民房被焚坏。与此同时，倭寇又入攻上海，劫烧县市，知县喻题科临阵逃跑，指挥武尚文及县丞宋鳌俱战死。在平湖，乍浦所被攻陷。至七月，江南地区距海较近的太仓、海盐、嘉定、金山、青山、钱仓、上海县昌国卫、南汇、吴淞江、乍浦、崇明、华亭、青浦、嘉兴、平湖、海盐等州县卫所，都遭倭寇焚掠，乡镇受到扫荡。八月，倭寇突然又进逼至常熟县境内的福山港，开始深入到江南的西北内部地区。”[34]有学者揭示出当时倭患的残酷：“楼寇成员这等杂乱，后又加之明朝‘失职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与通，为之向导’，遂交织成了内外策应盘根错节的局面。且出没风浪之间者都是‘亡命走海上’的剿勇‘巨盗’，故而十分凶悍，尤其‘椎髻’的真倭，更‘勇而戆，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其魁则皆浙闽人，善设伏，能以寡击众’，从而增加了弥灾靖乱的艰难。……寇楼每剿掠，‘官庚民舍焚劫，驱掠少壮，发掘家墓。束婴孩杆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剖视中否为胜负饮酒，积骸如陵’。所以，当地人竟有‘畏倭如虎’的恐怖。”[35]现实的残酷，逼迫着民间习武强身，同时也可见戚继光水战军事训练在民间的意外收获。
民间的武术文化也是重要一脉，在长江流域的各大镖局，水上运镖的时候会挂出镖旗，“这种镖旗代表一个镖行，上书‘××镖局’，还绣有总镖头的威名，雄壮威武，使水路上海盗惯偷望而生畏”[36]，而当时的船上保镖的功夫多为武林高手，熟悉水路，精通拳术，如南京南捕厅的甘家镖局，是“江南大侠”甘凤池后人所开设，可见船上功夫的威慑力以及船拳在格斗中的作用。舟山船拳是经过认真揣摩的现代拳种，其命名反映了水环境渊源：开门见海、哪吒闹海、乘风破浪、海不扬波、太平盛世……共二十几个招式的新编船拳套路，都与水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