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特征、原因及规律分析
有学者指出[1]，从民间文化自身的特点来考虑，目前船拳面临的现状是：（1）经济发展导致生活方式改变，陆路运输发达，而以跑船运输为业的船民越来越少；（2）保护措施不健全；（3）推广力度不够；（4）民间拳师和民间组织缺乏。船拳发展到现代的多元特色，与目前发展状况的村落分散有直接关系，首先是受众基础本身比较缺乏，而拳师之间无从交流，对后辈也无从传承，导致了目前船拳分散的现状，船拳历史原貌的恢复只能通过记忆和坊间传说，没有可靠翔实的资料导致了船拳的式微，而缺乏江南地区的合力之势。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西方竞技体育进入中国后，逐渐淡化了武术承载的民族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奥运文化的现代冲击，使传统文化的民间力量逐渐滑落，正如学者所说，“中国武术文化变迁的深层根源是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双向诉求，其直接动力来自东西方文化的冲突”[2]，而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中国武术作为传统文化之根中重要的一脉，西方竞技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曾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处于贬斥的地步，“贬低、批判和否定传统，不仅是批判和否定我们的祖先，也是批判和否定我们自己。自我反省是理智的，自我解剖是勇敢的。但是实在没有必要贬低、批判和否定自己，以及自己的祖先。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我们失去自我，无所适从；同样也失去自信与尊严”[3]。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前进的过程中，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断层，从武术至体育，特别是体育进学堂，使得传统武术蕴含的精神力量被削弱，更多的是技术上的演进，文化本身是内容与形式相契合的整体文化，而今精神内容剥离后的形式，加深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裂痕，“反思近百年中国武术文化的处境，今天近乎处于一种社会化情感资源的状态，我们对待传统武术的感情往往是暧昧和淡漠的。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在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之间，已然形成了一种分离对立的思维定式”[4]。那么如何看待文化断裂的现象？笔者认为，民间文化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全然固守原汁原味的文化已然不可能，在迈向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孕育的阵痛，而后才会有适应现代文化环境的新文化诞生。正如张岱年所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然而虽衰，却因没有较高的文化来征服，亦不易即趋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受刺激而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5]。全然西化的文化姿态，也将陨落中国文化之根，使中国在世界文化中失语，而目前学术界逐渐认同武术从技术向文化的转向。船拳的文化价值表现在历时性的传统文化方向，在共时性上表现在地域文化的方向。船拳的现代变迁根本原因是传统文化力量的削弱和对民间地域文化、民俗的忽视。
船拳作为传统武术的样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滋生的结果，体现了江南人民一系列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文化整体，而向传统文化回归，正是船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下，走向再生的必经之路。“经济学家们通常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三种类型，但澳大利亚的戴维·思罗斯比又提出了一个‘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本对于这个民族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本民族文化资本的保护，是一个国家制定文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戴维·思罗斯比所说的文化资本的‘文化’，就是指传统文化。”[6]具体到船拳的文化研究，如下方面的原因解释了船拳的变迁。
船拳变迁的第一层原因是现代化进程中，强大的经济冲击力，使得村落文化的凝聚力逐渐散落。船拳的表演与其他的民俗文化共同组成了民间文化的繁盛与活跃，民间信仰、民间仪式、民间表演的共进力将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而在这个过程中，村落是最小，也是最有力量的组织结构，村落中的宗族一般是村落社会的主导力量，其中暗藏的是长久血缘关系的纽带，“村落武术，首先具有整合村落秩序，教化村落成员，娱乐凝聚族人等社会功能。其表现出了较强的‘聚族性’特征，符合中国武术传承的基本特点，成为中国武术得以纯粹发展的主要原因。村落武术具有文化认同力和获取文化自豪感的功能。村民往往把掌握武术技术看作是对先民智慧的继承和尊重，视为炫耀村落身份和村落文化的资本”。由于城镇化的进程，村落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村落的组织结构变得松散，而家族的血缘关系也渐渐地失去了精神纽带的作用，农村生活悠闲的生活状态被现代经济的焦虑笼罩着，外出打工成为农民较好的选择，从而使农村生活的习俗失去依托的人与物的基础，民间习俗的缺失使得船拳文化也渐渐走向式微，特别是随着拳师高龄化，船拳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绝不是其组成要素——民族、语言、宗教、社会心理、传统道德、生活方式、思维特征等——的简单拼合，而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甚至制约下，由各要素有机地、系统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综合体或文化系统。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互不相干的文化要素杂乱地混合而成的。”[7]村落空间环境的丧失，使民俗文化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当民间文化无法形成合力的时候，船拳也处于濒危的险境。
船拳变迁的第二层原因是生存环境的改变。船拳的产生源于人们“生存”的迫切需求，无论与海浪的搏击，还是对倭寇的抵抗，其实质是一种海上搏击的实战拳术。如今，生存条件随着社会发展已然不再迫切，船拳成为具有观赏价值的表演和舒展筋骨的体育锻炼，用途上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异是当前民俗体育发展面临的最根本障碍。社会变迁最为显著的表现便是人文环境的遗失与重整，而民俗体育舟山船拳的成长所需要的恰恰是已经遗失的环境氛围。回首往昔，中国的武术得以发展完全倚仗特定社会环境的持续推动力。”[8]船拳是一种水上表演，水上船拳与高山拳法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有的学者对此做过相当精微的比较，“水系武术流派的形成。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出于不同历史环境，同样武术文化遗产的产生、起源与特定环境休戚相关。武术萌生于农耕时期，与战争、军事密不可分。发展到传统文化大集成、大提炼的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才真正糅合了诸多传统文化而得以完善成熟。对武术文化来说，自然环境决定着武术表现的形式抑或本源。多雨气候或多水系地域，有限的土地和水上运输方式造就了多拳少腿，步法稳固，发力深沉，手法多变，近身短打的拳种流派。如船拳特点：步法稳固，动作紧凑，出拳脆快，步步紧逼，桩法稳固，脚趾抓地，少跳跃，善低腿攻击；技击理念强调先发制人，擅长短打近攻。其技术特点与‘套路短小精悍，结构紧凑，稳马硬桥、手法多变，短手连打，沉气实腹，步法稳健，一步多手’的南拳风格相一致。受水系地域文化影响的拳种有咏春拳、五祖拳、洪拳、蔡李佛拳、鹤拳、侠家拳等拳种流派。……而高山系武术流派地域海拔高，气压低，空气中含氧量少。如此恶劣环境迫使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和狩猎活动中造就了‘善于攀登’和‘较为规范’的武术技术。一方面因‘善于攀登’而形成了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倾向腿法、放长击远的技法；另一方面，因环境缺氧使身处其景的习武者除去了多余动作，技术规范，动作柔缓，‘剑走轻灵’。更重要的是如此环境较为生态，不受外人打扰，所以常成为‘至善若水’者抛开人世凡尘，追求性养的好去处。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棍棒成为习武者的常用之‘兵’。如受此地域影响的武当流派技法就集拳法养身为一体，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先制，静如山岳，动如流水，刚柔相济，含而不露”[9]。江南是个依水而生的地区，舟楫水道曾经是江南主要的出行方式，随着现代生活的转变，陆路交通的发达，河道阻塞污染，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舟船为主的交通方式改为陆路交通，船拳失去了与水的关系，也逐渐失去了其江南船法独特的韵味。
船拳变迁的第三层原因是船拳自身受到了外来拳法的影响。船拳是一种融合性的拳法，较早总结船拳拳法的学者这样说：“船拳套路结构严密，技击性强，活动范围小。练拳时要求气由丹田吐，力从腰腿发，上顶青天，下注地隔，吞阴吊肚，含胸通天，身如车转，下似石墩，肩对跨，肘对膝，拳掌对脚尖，鼻尖对一线，头勿偏，眼盯前，架喉筋，舌顶上，进带攻，攻带闪。在技术风格上兼收了南北各拳种招式之所长而自成一脉。一套套路以南方拳系中手法见长为技术特征：要求架势低、拳势四平八稳、出手刚劲、短小精悍，主要以上肢攻击为主。如：西川拳、五虎拳、南大洪拳、燕青（南）短打、地煞拳（一）、大梅花拳等。还有一些套路则要求动作长直动作潇洒、舒展大方，此为北派拳的特点，如：西川拳（二）（三）、57式金枪拳、拱钵，另还有一些套路则将南北特点兼收，如罗汉刀、大刀开四门、地煞拳（二）、拱钵、57式金枪拳。”[10]无论是南派派系的拳法，还是南北兼收的拳法，都给船拳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船拳成熟是在融合其他拳种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可以认为明清时期武术拳种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武术从本质到形式基本上摆脱了原始攻防格斗技能和军事武艺的拳法（或械法）时期，逐步求得了武术体系自身内部的完善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技击方法，规范了拳理和拳法体系，从而促使了武术在根本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武术在本质属性上，由外向实用性的攻防格斗技能，转变为求得内向操作性的攻防格斗技术；在传承形式上，由社会集群性的继承，转变为民间师徒制的传承；而在形式内容上，则由传统的单一拳术或器械的承续，开始走向多种拳术或器械技击方法的整合继承，并且能根据自身的武术特点和社会的需要去重新组合，而形成全新的格斗技术体系。”[11]船拳面临着传承问题的同时，其他拳种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比如菠家拳产生于河南记水县，而只能在家族内传授，而盛传于保定雄县的鹰爪拳只能传授本门派的徒弟，或如太极拳在当时也只是地区性流传为主，造成了地方拳法传播范围的限制，随着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拳法本身就面临失传的危险，因而在融合的过程中，也只能是不彻底的融合。
船拳变迁的第四层原因是船拳的价值也在发生改变。船拳在传承中改变了传统武术的宗派传承方式，“摆脱过去单一的家传、宗族传，或仅在一个秘密结社中传授的状况，而是面向社会，在适应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公开地采用团体及个人传授并举的方式传授各种门派的拳械”[12]，从而使船拳从精英地位走向大众化，突破了传统宗派束缚与限制，致使船拳多元化的改变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传统武术以家传、师徒传的方式教授武术、拳术，讲究门派正宗，清末民初，武术成为国术，各流派拳师进入会社展开武术教育，打破了民间武术的门派之见，而传统德艺双馨的传授之道转变为单一的技术传授，直至现代的武术逐渐转变为表演艺术，弱化了格斗的勇猛，降低格斗的意义，从刚劲拳发展为花式拳，更注重船拳的观赏性。
布尔迪厄的“次场”理论告诉我们：“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是由一些相对自律的社会的微观世界组成的，社会的微观的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是逻辑和必然性的场所，这一逻辑和必然性对于那些控制其他场的东西来说是特殊的，不可简约。”[13]以上对船拳微观变迁的分析，意味着在民间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外在的客观环境，还是具有主体性意义的传承人，还是民间文化依托的文化心理的演变，都将对原有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原有的文化丛、文化集在时代的变革下分化、分散，而拾起船拳文化的可靠途径是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文化场中，形成自己的地方名片，像“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拳），河南登封县塔沟（少林拳），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的京梅村（蔡李佛拳），广东潮汕地区的揭阳县渔湖镇的陇上、陈厝（凤联）、南厝、京北、港口、广美、长美、富远、乌石、仁辉等村落（南枝拳），福建屏南县甘棠乡际下村（虎尊拳、罗汉拳、八卦棍、梅花棍），湖北黄梅县大河镇赵家畈村、濯港镇柳名家村、蔡山镇曹坝村、杉木乡文沟村等村（岳家拳），山东莱州后桥村（太祖拳、螳螂门）等地，都将本村落流传下来的传统武术视为本村的文化符号和宣传名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