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无产者”的出现

国际体系的被排斥者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国家和民族”（prolétariat des Etats et des nations）：这是一个日常化的表述，但常常会导致过度简化。早在法西斯主义形成之前，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包括墨索里尼式社会主义，曾把意大利称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nation prolétaire）以抗议意大利被排斥在大国协调之外，并为自己要求参加欧洲治理和殖民掠夺的正当性申辩。意大利的诉求最终在1915年协约中得到了回应，这是一份秘密协定，意大利和英法俄三个协约国代表约定对中部帝国参战以换取领土补偿。而正是由于这一协约的承诺未被遵守使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滋生了怨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成功。

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抗议性行为体（acteurs contestataires）的出现，它们反对国际体系并为反抗而采取策略：这是20世纪末与新千年转折点上出现的重大问题。于是，我们自1947年起从一种“纯粹”的、简化的势力均衡局面发展到冷战期间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再过渡到今天的格局，给抗议留出了自由空间。如果你不是俱乐部成员，你可以接受附属地位以获取某种实利，也可以对俱乐部发起抗议。有趣的是，这种抗议在19世纪并未出现或者极少出现，就是说，当时的“他们”（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还不具备开展抗议外交（diplomatie de contestation）的能力。日本在天皇的主动倡议下坚决地采取了模仿和输入西方模式的策略。中国面对欧洲列强的主导意志感到无力反抗，而“欧洲病夫”（homme malade de l'Europe）奥斯曼帝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而也只能努力模仿西方。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惨重的流血牺牲带来了欧洲列强最初的实力衰落与威望下降的迹象，而新的行为体也纷纷陷入战后深渊。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出现了最初的、转瞬即逝的非西方的地区联合愿望。比如，中国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曾推动建立一个“泛亚阵线”（front panasiatique），这一取向后来很大程度上被日本承袭，1926年日本在长崎召开了第一次泛亚大会，后来还有数次类似的会议，尤其是东京的会议，以及德里的会议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日本帝国在1905年俄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对亚洲青年知识分子的想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世界，我们很快抚平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白人军事溃败带来的创伤，将其归咎于一个气数已尽、苟延残喘的制度，也就是行将灭亡的沙皇帝国。但日本的胜利意外地孕育了一种泛亚主义的萌芽，这是在日本走入扩张性极端民族主义之前，后者使亚洲大陆上众多旧日盟友与仰慕者变成了日本的敌人。由此，另一段历史进程开始了，直至今天，这段历史的结局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会是另一个世界的雏形吗？还是一个变革后的旧世界？抑或是一个并立于旧世界的新世界？

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忘记了这曾有过的泛亚时刻：但它却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考虑到后来反对西方霸权的抗议浪潮。孙中山本应满足于穿上民族—国家建构的西式成衣（prêt-à-porter）。这其实也是被后来的（a posteriori）历史所记住的东西，因为我们总是称国民党为一个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政党，将孙中山称为第一位以民族—国家模式建构中华民族的设计师。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段泛亚主义理想的历史，以及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十分紧密的政治—智识互动。我们经常忘记，日本在当时的年轻中国人眼中，是首个打败欧洲强国的亚洲国家，而当周恩来1917年夏天离开中国时，正是筹划东渡去日本留学。(https://www.daowen.com)

基于同样的想法，1926年开罗举行了首次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que）大会，请注意，不是泛伊斯兰教（panislamiste）大会，这场会议只是汇聚了所有希望在一个已经自视为后西方（post-western）的世界里寻求未来的穆斯林。这场首秀是由伊斯兰爱资哈尔大学的乌里玛（oulémas）组织实施的；大会决定今后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地区与国际局势。于是，几个月之后，第二次大会在麦加举行，另一场大会1931年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的背景不是中性的：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刚刚取消了哈里发制度，由此产生的真空如何填补，正如国家未来如何重建的问题，占据了所有工作的主体，为一项持久的工程开辟了道路，今天的“达伊沙”（Daech，又译“伊斯兰国”）仍在利用这项工程……事实上，这些会议的参会者也在不无迷茫地寻找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仅是西方国家模式被推广和普遍化的结果，而且还会带来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真正追求自我的人性表达，不愿沿着西方画好的轨道行进……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萌芽，虽然建立起来非常困难，但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原则已经展现出了这一体系的主要纲领，万隆会议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之后会再讨论。

在同一时期还召开了一系列早期的“被压迫人民大会”（assemblées des peuples opprimés），比如1927年召开的布鲁塞尔反帝国主义大会，它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印度的尼赫鲁（Nehru）、阿尔及利亚的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秘鲁的哈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以及孙中山的遗孀等知名人士出席了大会。因此，在万隆会议召开将近30年前，这场会议就尝试建立一个“被排斥者工会”（syndicat des exclus）。传递给欧洲人和西方人的信息是明确的：“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们，我们也存在着。”只不过这些倡议当时还是相当势单力薄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有谁会关注到第一届泛伊斯兰主义大会呢？谁会认真对待孙中山的泛亚主义呢？谁又会注意到同时兴起的泛非主义，以及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领导者（恩克鲁玛、尼雷尔、卢蒙巴以及其他人）的意识形态呢，他们的思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国际交流与国际会议，而且范围不局限于黑大陆的激进主义者内部，还有与安地列斯或美国非裔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比如杜波伊斯（W.E.B．Du Bois）。

这些最初的动力在一个仍被权力政治主宰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我们从中只看到了一些风行一时的修辞与充满激情的话语，却没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如果当时我们能够严肃思考那些尚且含混不明的憧憬，历史会如何演变呢？另外，今天的我们敢说能够理解这些理想吗？一个例子即可说明问题：1926年首届泛伊斯兰主义大会在开罗召开仅仅两年之后，就诞生了后来举世闻名的穆斯林兄弟会（Frères musulmans）运动……而当时根本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运动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