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全球化与本土性的报复
然而，也要避免认为全球性问题的社会化只影响发展中社会，这些问题本身同全球化的动力密切相关。否则，就是忘记了社会间性也在塑造着发达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中展示出大部分的模糊性。从北方世界看来，我们可以很快得出结论，全球化导致了跨国公司的胜利，使最富资源者变得更加富裕而强势，还让穷人服从于富人。社会间性在霸权国家中确实产生了这些作用，它们迫使难以适应全球化的福利国家也接受市场法则：最发达的国家已经感受到，并且总是感到，被这些新的跨国力量所威胁，比如说，巨型跨国公司经常拥有比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还高的营业额，并且通过税务最优化手段逃避国家的税收。
但是，如果从南方世界观察全球化，现实就看起来更加微妙而复杂；我们发现，全球化的世界能够创造机会空间，能够逐渐开辟广阔的抗议场域，让社会力量——尽管确实还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缺乏有组织性——进入政治领域，加速社会动员与政治意识觉醒，甚至创造了南方国家之间以及北方世界与南方世界的互助网络。这一切看起来像是有两种全球化。一种全球化加速了行为体的觉醒，无论他们是谁，都被激励奋起反抗追求成为终身总统的独裁者，或者反对跨国公司留在几内亚湾，特别是加纳、科特迪瓦或尼日利亚一些大城市的污染性废弃物。另一种全球化则置人民于市场的控制之下，依靠对食品销售网络施加的压力，阻挡工业化进程，为地方性寡头小团体的利益而强化扈从关系。
两种全球化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决定性地战胜另一个。与一些异全球化(4)（altermondialisation）的话语相反，没有人可以说，全球化牢固而持久地确立了国际资本主义的独裁专制。首先，全球化是社会性的，而不必然是经济性的，而且全球化的演变取决于全球外交的作为与影响，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变化。回想一下，食品不安全的问题从未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议题，卫生安全问题讨论过……仅仅两次！更糟糕的是，全球外交继续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从而造就了一个最大的恶性循环：通过这样的做法，全球外交进一步把富有创新能力的社会行为体边缘化，而进一步提升了僵化腐朽的本土性国家，从而使现状更加恶化。
另一个陷阱在于，以为全球化是对本土性的否定。这只是对全球化现象天真而且扭曲的看法。从本质上说，全球化不会自动认可字面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成功，而是孕育了社会性对政治性的报复。后者，很明显，是不能够全球化的：政治与城邦建构混为一谈，城邦必然要建立在主权的基础上，至少是在分界的基础上。当我们进入全球化，我们就部分地离开了政治的界域，更多地嵌入社会的框架中，以及广泛的交流（经济、文化甚至新教）中。由此产生了全球治理的巨大问题，以及在这等规模上重新创设政治界域的异常困难。但是当社会开始无视或规避国界以表达自我时，它就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于是社会需要动用众所周知的参考因素，以及很显然首先是本土社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本土性今天充满活力地重新浮现，全球化根本没有消除地方主义（particularisme），而是恰恰相反。
回归身份认同的特殊性使个人在这一新的世界空间（espace mondial）中找到坐标方位。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所有进步都通过本土主义或身份认同主义（identitarisme）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表现形式更具本土性，如果个人面对这个新的世界空间的建构而感到自信；反之，当个人感到受威胁时，就会采取身份认同主义的表达方式。于是，身份认同的符号表现为请愿的、排外的方式，以封闭的形式来回应全球化的运行：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根源，还有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变体，从伊斯兰到印度教、从基督教传统主义到犹太教极端主义流派，它们已经构成日常的时事话题。
但是，本土性的复兴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开放的行动主义（activisme），就像那些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的大城市，为本土市民社会行为体创立跨境联盟的非政府组织，或者还有那些遍及全球的地区间（interrégional）合作行动，它们跨越了国界、山川、江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时而称为“全球本地化”（glocalisation）的积极而成功的一面。在世界各地区中，欧洲地区最终证明比其共同体机制要活跃得多，而亚洲，如此受制于民族主义与主权主义立场，只能用一些“自然经济区”（territoires économiques naturels）来抵消那个本非它所选择的世界的遗存，(5)这些经济区域非正式地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敌对的兄弟聚拢在“增长三角”（triangles de croissance）下，甚至推动建设一个环图们江的“北方的香港”（Hong Kong du Nord），一度不无困难与拖延地连结了中国、俄罗斯、日本、蒙古、韩国以及朝鲜！(https://www.daowen.com)
在本土性的再度兴起之外，全球化还激发了各种抗议行动：顺应与动员于是交替出现，似乎要说明，新的世界既不一定最终成为和谐的乌托邦，也不注定走向冲突性的内爆。为了指称全球化，美国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詹姆斯·罗西瑙准确地运用了“动荡”（turbulence）这个概念。4从此以后，世世代代根植于本土性或国家性中的个体需要面对一个自己很不了解的世界，而且总是猝不及防地发现这个世界，经常要自己付出代价。全球化对这样的个人来说自然就是一个向全球不公正和不平等表达抗议的公共空间，因为这些不平等与不公正影响了本土世界的稳定。社会间性最初的影响之一就是强化了一系列抗议运动，这些运动变得越发不受束缚，因为它们不仅向君主或城邦的领导者抗议，而且也向假想中的“世界的主人”，以及所有我们正确或错误地以为控制和定义着国际秩序的人们抗议。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就这样诞生了：世界上不再只有一种抗议形式了，那种源自西方历史的、古老的、教会式的抗议。
这些新的抗议话语从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全球化的意象中汲取灵感，但这种意象不是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实体，能够放之四海而不断复制，相反，全球化的意象建立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一系列随机而定的混合之上。由此产生的新的抗议修辞需要同时依靠全球性的意象与本土性的“意义资源”（ressources de sens），后者提升了抗议话语的可信度与生动性：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峰会期间、西雅图示威游行中产生的社会性论坛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以及之后被反复运用的全球抗议形式，都体现了这一点。最后，抗议的对象不再只是周围的精英，还有所有我们认为对世界秩序——或失序——负有责任的人。因此，全球化产生了一种惊人的、以最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普遍指控的动力：反西方主义、反帝国主义、谴责“十字军”或异教徒，修辞的清单可以根据不同行为体的性质而变换。
应该把当代的“西方仇视症”（occidentalophobie）与各种传统形式的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区分开来。反殖民主义的本质体现在追求建立国家的框架中：就这一点而言，“反殖民主义时代”曾是一个颂扬国家与民族美德的时代，其中包括很多南方国家，他们对民族国家只有一些不甚准确，而且经常扭曲的理解。在尚未真正了解国家文化之前，大家已然纷纷崇尚起了国家：人们想要建立国家，重视国家的价值，把国家视为从殖民者那里获得解放的工具和一个能隔离并独立于国际体系的自闭群体（d'entre-soi）空间。当独立运动兴起时，世界还处于前全球化状态：不要忘记大部分去殖民化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全球化的概念还不存在，全球化的现实也几乎察觉不到，完全处于萌芽状态。一旦南方国家获得独立，舞台场景也发生了变化，让位于这些“舶来”（importé）国家的崩塌，它们纷纷陷入一系列国家功能失调的进程，之后转变为极具压迫性的专制机器，很快就丧失了全部的合法性，然而它们曾经为建国如此努力地抗争。面对国家的失败，新的替代性身份认同在社会组织中出现，主要是在社区、部落或宗教层次上。随着全球化不断被感知和发现，边界和领土不再像反殖民主义动员时期那样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了。与抗议失败国家（Etats manqués）同时发生的是全球化动员的开始：由此产生了后殖民主义变革的高度敏感性，对全球治理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抗议不仅针对自己所属的国家，而且针对全球性的世界，因为这一整体被认为对种种不幸负有责任，但同时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将自己从穷困状况中解救出来的机制：或是通过移民带来的可能性，或是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跨境互助。这个新世界既被认为是罪恶的、不公正的，但也被视为最不可估量的希望之源。对于今天在匈牙利或斯洛文尼亚边境的铁丝网前苦苦挣扎的移民来说，欧洲与他们自己所在的世界相比，是一个强得多得多的就业、福利与安全提供者。当我们想到这一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仅增长了1500万，而发展中国家增长了4.45亿；最近十五年来，意大利的就业人口数目下降的同时，尼日利亚却新增了2500万就业人口……天堂于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最终把人们动员起来！但人们梦想登陆的这个天堂还包括法国的“9-3省”(6)或比利时的莫伦贝克区这样的领土，完全缺乏社会融入，而且那里生活着的男男女女可能有时认为自己是全球化了的现代性的牺牲品，有时又是反对不公正且邪恶的秩序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