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受阻的崛起
面对古老的欧洲，究竟谁是经常被谈论的、挑战欧洲的“新兴”国家呢？它们首先是一群闯入者（intrus），当两极格局开始出现衰弱的迹象、全球化也达到了巡航速度时，我们把这些新来的国家视为“新兴”国家。后来，我们更多提到南美的“美洲豹”（jaguars），主要是指当时的巴西与墨西哥，后来阿根廷摆脱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它们的确是闯入者，因为它们的地位在冷战期间被认为是极其从属性的，而且它们也从未在国际游戏中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因此，在新兴国家崛起的背后，通常有一段挫败与屈辱的历史。比如，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就是巴西1926年砰然把国际联盟的大门甩在身后，因为当时它被拒绝赋予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两极格局消逝的氛围中，新兴世界中真正的“重量级”选手——特别是中国与印度——开始声称它们要追求新的地位以及与之相符的国际认可。在中印之后，出现了一支真正的“无名氏”（sans-grade）队伍，它们此前一直被贬为“第二梯队”（deuxième division），现在强烈要求进入“第一梯队”的权利。这对任何有记忆的西方人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在他们眼中依然是一个古老的千年帝国的形象，尤其因两次鸦片战争、租界地，以及从满洲里到南京大屠杀4对中国主权与尊严的不停践踏而备受凌辱。印度，不列颠皇冠上的明珠，忍受着殖民大国在种族与文明上的双重傲慢：回想一下丘吉尔是如何平静地称呼甘地为“衣衫褴褛的法基尔”（fakir en guenilles）(7)。而且，几十年来，我们谈到巴西时只会想起“足球与桑巴”（le football et la samba）。
最初，主要是经济指标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有时会引起老牌强国的嫉妒之心，但不会过分扰乱它们对自身霸权的确信。但是，有时竟会有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越发活跃而大规模地融入国际贸易循环，强大而有效的金融机制建设，特别是通过印度或巴西这样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与发展银行，一种能够直接进入北方大国核心地带的投资能力：所有这些都不能让人无动于衷。
很快，人们意识到要看到这些画面中的微妙之处。首先，在经济领域，崛起几乎从来不是全国规模上的现象，而是相关国家内部的地方性现象，甚至是边缘性现象。比如，中国的沿海地区出现了经济腾飞，但广大内陆地区在很多方面仍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水平。印度创建了几个现代化中心，比如以信息产业著称的班加罗尔（Bangalore），但恒河流域的农民仍生活在穷困之中。在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中产阶级觉得自己与欧洲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巴西东北部仍是一个非常贫穷而且欠发达的地区。除此之外，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勉强形成一个同盟，但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异质性：巴西首先是一个农业出口国，而印度，很难实现粮食自足，更偏重向服务产业经济发展。最后，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曲线的无限扩张并不是确定的。今天我们不就在对巴西指手画脚，因为它又跌回到了经济负增长的状况，而中国正在失去高速增长的势头，印度虽然保持相对较好的状态，但难言其基础设施的巨大缺口不会威胁后续发展？不要忘记，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以为日本的经济活力将扫清其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美国普遍对此抱有妄想（paranoïa）。我们知道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了。
如果说新兴经济体的中长期发展轨迹的确比我们一般认为的更加难以预料，但是不容否认，这些国家已经平等地进入了国际体系，而且不再仅占据某种卑微的地位，我们以为这种地位是他们专属的：有意思的是，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不确定性今天正在被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能力所弥补。这一新特征体现在新兴国家日益活跃的外交中，能够左右逢源，连他们的经济发展弱点也成为一个理由，用来说明新兴国家是一只脚迈入了北方世界、另一只脚仍留在南方世界。它们扮演了为更欠发展的同类国家、面对北方世界争取利益的辩护士的角色。这就是巴西热衷于在非洲国家面前扮演的角色，它们保持了好几代人之久的人口与文化上的深刻联系，尽管这并不为人所知或未被重视。印度与南非也存在类似的历史亲和关系，更为个人化地体现在甘地的经历中，他曾在德班做了二十多年的民权倡议领袖。还有众多印度商人世代生活在非洲东部海岸。此外，在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也强调19世纪以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命运与共，有基于被殖民经历的相同怨愤。这么多因素催生了一种南南外交，今后必须要认真对待。
在最近十至十五年间，南南共谋的趋势或许没有万隆会议或三大洲会议（Tricontinentale）5时代那样热情高涨，但无疑变得更持久、更现实，具有更重要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影响。巴西举办了阿拉伯世界与南美洲之间的大型峰会，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曾多次出访西亚。来自中东地区的抗议者，特别是受以色列压迫的人民，在加拉加斯、拉巴斯和基多受到了热情接待，而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昨天还在安第斯山脉，如同在自己家一般。这一盟友网络逐渐在国际体系完全失序的背景下形成，新兴行为体知道该如何利用其真空、短板和弱点。(https://www.daowen.com)
新兴大国，除了中国这一明显的特例之外，都在为追求政治地位、而不只是由于经济地位上升而结交朋友。不止如此，一些新兴国家还以其所追求的地位的名义联合起来，就像其中三个来自不同大洲的国家2003年6月6月创建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三方对话论坛那样。这不只是一个常设的外交协调机制，而且也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或教育等各种合作项目的多边组织。IBSA三方对话论坛不久后，在更大规模上，被金砖合作（BRICS）机制取代。很有趣的是，这是一个起初于2001年由外部观察家——美国高盛银行的分析师——发明的序列，后来这一集团包含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再后来南非也加入进来（2011年）。我们在前文提到过，弗拉基米尔·普京很快看出了这一联盟的政治利益，即可以帮助俄罗斯摆脱孤立，于是召开了一系列著名的叶卡捷琳堡峰会，这是普京发起的政治倡议，首届峰会于2009年6月召开，之后成为年度峰会。通过这些场合我们看到，尽管这些新兴国家彼此差异巨大，但面对西方干预或地区冲突时，采取了如此一致的立场。
南南轴心的建构——比过去更加务实、更少意识形态化，但可能更高效、更有前途——着实成为国际关系演变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也不能过分夸大其影响，因为它们可能会遇到内部和外部的局限性。就内部而言，南方世界不同行为体之间实力和资源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摩擦与矛盾，甚至激起与面对昔日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入侵时相似的抵抗。
就外部来说，西方国家俱乐部无意被这些通常被评论为业务水平（amateurisme）的“暴发户”（upstarts）夺去外交主动权。这充分体现在2010年5月土耳其和巴西为解决核问题发起的联合倡议的命运中。这两位伙伴形成的协议草案与2015年7月伊朗和“5+1”小组最终达成的共识相差无几。但这一值得称道的举措却很快被传统列强所联合抵制了：它们明确地告诉安卡拉和巴西利亚，不许在“大人的院子”（cours des grands）里玩耍。
另一个例子，就是二十国集团的命运。最初设立这一集团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作为一个单纯的财政部长会议，后来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接纳了新兴大国的国家元首，使之与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的寡头们并驾齐驱。在2008年11月以前，中国、印度或巴西的领导人仅被邀请参加峰会的“咖啡”环节（pour le café）(8)。从2008年开始，他们从二十国集团的首场会议开始就全程参与了：这一新篇章很快受到许多西方外交官的恶评，他们认为这样的会议变得“不可管控”（ingérable），并“变成火车站大厅”（tourner au halle de Gare）。于是二十国集团很快被边缘化，很多权限也被扼杀，如今只是在七国集团之后低调地开会。
这就是一种由来已久，而且可能会让西方付出沉重代价的轻蔑，因为新兴大国是有能力让美国和欧洲以一种更为高效的方式共同管理世界冲突热点的调节者。除了这种外交流放法（ostracisme）造成的浪费之外，危险之处在于新兴国家的调节能力会转变为不信任的源泉。由于被国际体系拒斥和边缘化，新兴国家不能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而是转为采取一种抗议态度，一种系统性的批判立场，无论是对西方的干预，对“保护的责任”（responsabilité de protéger）的理论，还是对主权的伤害，或被具有排斥性（exclusif）并坚持排外（excluant）的小集团“据为己有”（confistiqué）的多边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