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的两难与选择

这一旨在追求“伟大”（grandeur）的政策——连同其中的矛盾，以及到处遭遇的挫败——是如何被美国盟友看待的呢？如果说戴高乐式的特立独行惹恼了华盛顿，这的确是不容否认的。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总是带有一种冷淡的特征：戴高乐与肯尼迪从未能够真正相互理解，将军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之间甚至一直是一种相互漠视的关系，既由于距离所致，也因为风格的互不兼容。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较为亲和，特别是要考虑到他的任期正值美国霸权实力明显衰退的时期。但是，华盛顿与巴黎的关系超出了这些表面不睦的程度。在这些外交口角的表象之下，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中等强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所谓中等强国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很少会这样被问及。在欧洲协调时代，这一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列强俱乐部承认它们之间的均等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交战方中没有中等强国，只有处于激烈竞争状态的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导致了一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形象，我们将其称为“超级强国”（superpuissance），将苏联与美国祸福相依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贬低了“中等强国”的概念：英国，昔日的准霸权国，从此被降低为一个重要的二流国家，作为美国忠实的大西洋伙伴。(https://www.daowen.com)

在两极格局与这一新“阵营主义”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地位，尽管充满不确定性，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事实，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让超级大国感到愉悦。它能够反映一种思想，即一些国家例外地享有一种多少有些抗议性的自主权，这就是苏联在中苏分裂中痛苦地经历到的。但它也意味着存在一种共同管理阵营的权利，这正是戴高乐所寻求的，至少是最初所寻求的。从1958年起，当他还只是委员会主席时，⁽⁸⁾戴高乐就向其西方伙伴寄送了一封简短的备忘录，建议组建一个北约指挥委员会，赋予法国和英国监管所有政治、外交与战略重大决策的权力。对于华盛顿来说，这样的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艾森豪威尔明确地拒绝了他，继任的约翰·肯尼迪也压根不愿再谈及此事。正因如此，夏尔·戴高乐最终选择了另一个策略，就是独立自主，于是脱离了北约统一指挥体系。在这个例子以及其他例子中，两极格局的全部逻辑都受到了质疑，或者说受到了震撼。如果乔治·H.布什在30年后，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仍为北约的续存而辩护，那么这正是因为他担心苏联威胁的消失会在西方盟友之中激发这样寻求自主性的冲动。两极格局的“阵营主义”影响应该维系到两极格局以外：突然间得到证实的中等强国的假设变成了一个外交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