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世界中的震荡：两极格局的缺陷

两极体系受到侵蚀的最初迹象总是来自南方世界，这是一个重要的征兆。在东西方关系中，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真正颠覆二元政治模式。当然，要记得戴高乐将军自发出1958年的备忘录信函起，⁽³⁾就决意独自一人向大西洋联盟（Alliance atlantique）抗议，因为法国没能充分加入联盟的领导层。当然还有苏联与中国（这已经是发生在南方世界中的问题了。）之间的分裂，以及，齐奥塞斯库（Ceausescu）的罗马尼亚更小范围和更少敌意的相对疏离，这是罗马尼亚以自己的方式效仿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铁托分裂主义”。然而，最终，这么多“分歧”（divergences）中没有一个本质上改变了世界秩序。

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了最初的泛亚、泛非或泛阿拉伯运动如何向欧洲列强表达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以更强的力度和更高的可见度，通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再一次表达出来，尽管同时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悖论。这次会议声称追求亚非主义，希望把第三股力量、一个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阵营推向前台，这股力量、这个阵营的标志性口号就是不结盟，不结盟后来成为亚非首次聚会之后兴起的一场持久运动的名称。然而，万隆精神的诸位倡导者们却都是第一批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深入的扈从关系（clientélisation）的领袖。会议的四个倡导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后来的斯里兰卡）——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其中的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锡兰，很快投向了西方阵营。约翰·科特拉瓦拉，时任斯里兰卡首相，毫不掩饰其“西方迷恋症”（occidentalophilie）⁽⁴⁾，而巴基斯坦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尽管同时也依赖中国的支持。在另一方，印度的尼赫鲁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则明确地转向了莫斯科。

第二个矛盾在于，当这些南方国家向昔日的殖民国要求承认自己的完整主权时，它们还呼吁北方国家支持自己发展的努力。为了在当时能够生存下来，它们需要获得援助，为了得到援助，就必须要么追随结盟，至少要成为扈从。两极格局的力量暂时地压倒了南方人民的解放理性。同时，这一新世界，尽管并未很好地融入国际关系，却逐渐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发源地。然而，如果把这些新生国家变成追随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话，若要控制这些国家中的冲突就困难得多了。如果说协商共治的两极能够保护欧洲免于战火，那么旧大陆确已不再是世界战场；这一战场转移到了南方世界，而那里开展的战争是两极格局无力控制的：历史真的开始改变了。(https://www.daowen.com)

由此我们看到，“重大误解”（grand malentendu）的主要轮廓已经开始呈现，它震撼了1945年后的世界。北方世界的大国陶醉于美苏共治的表面成功中，这一机制看似运转得越来越好了，于是北方国家相信能够保持对所有国际事件的控制，特别是这种我们当时不屑一顾地称为“边缘性”（périphérique）的冲突。这是一切扈从化与附庸化的经济与军事手段的主要用途。但是，事实上，这种冲突越是不断发展，北方世界国家的控制能力就越是衰弱。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再只有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