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应的三个阶段

我们于是离开了克劳塞维茨的世界，在那里，国家作为对手用各自的军队和国家机器相互对抗，计量单位是最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实力。面对实力的骤然贬值，美国的反应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是新保守主义时期，我们在上文提到过。面对9·11事件所展示的、立即被贴上“野蛮”（barbare）标签的新暴力，美利坚超级强国挥舞着文明的大旗，采取了一种救世主式姿态：美国要通过自己承受的苦难与牺牲，拯救世界于邪恶之中。结果导致了一种危险的摩尼教（“凡是不站在我们这边的，都是我们的敌人”）⁽³⁾，在乔治·W.布什两个总统任期内得到了充分体现。著名的“转型外交”（diplomatie transformationnelle），以及后来的“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涵盖了三重目标：在世界上到处干预以遏制罪恶力量，彻底摧毁它，用良善的秩序代替邪恶的秩序。结局就是一场伊拉克灾难，我们至今仍在为其后果付出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怀疑时刻，正是被伊拉克战争（大约耗费了美国政府1万亿美元的预算）的挫败与僵局所激发。在大学的辩论中，自由主义分析再次占据上风。“软实力”重新变得流行；多元主义理念与威尔逊式弥赛亚主义情怀——它们本身都是美国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而且有时候相互矛盾——重新恢复甚至被再度重视：全面考虑各种因素，世界也应该是多元的。

就在这一怀疑阶段，举行了2008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对新保守主义“傲慢”的反叛集中体现在一位形象全新的候选人身上。巴拉克·奥巴马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新的。用我们今天的说法，他来自“多样性”（diversité）中。他是首位黑人总统，也是在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始终反对美国干预的少数政治领导人之一。最后，他坚持一套积极主动（“是的，我们能做到”）、主张变革的话语，能够很好地吸引选民，他们的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几乎可以称为少数群体（黑人、西班牙裔、新移民等）的联盟，而新保守主义者没有预见到这一新联盟的形成。

一旦当选，奥巴马就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兑现变革的承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并不是一位鼓动者：他不寻求强力推动变革。这也是一位对美国边缘化群体与贫苦人民有着深入了解的领导人：对他而言，医疗系统改革，即“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远比对外政策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他刚当选时，国际问题已经不再占据政策思考的中心位置：新保守主义的热情业已熄灭，“阿拉伯之春”还尚未发生。随着伊拉克战火逐渐平息，欧洲开始进入了经济发展低潮，使之无暇顾及地缘政治和战略问题。

奥巴马的首个任期主要是要清扫新保守主义的败局：从伊拉克撤军，小心翼翼但仍徒劳无功地推动巴以冲突和解，在阿富汗采取非常审慎的策略。巴拉克·奥巴马并不反对在阿富汗的干预，甚至认为伊拉克的行动分散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努力。当时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乌萨玛·本·拉登，2011年5月2日，这一任务完成。但这没有构成根本性的转折，特别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奥巴马有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务卿，而她秉承了对外政策中的古典主义。

奥巴马首个任期在国际事务中的成果是多少有些令人失望的，主要的突破体现在理念上，比如在2009年6月4日的开罗讲话中，美国国家元首首次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或者在次年9月23日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他宣称重要的是“各国人民之间的新纽带”，重建了被其前任嘲讽的多边主义。然而，他的第二个任期，表现出更多的务实与主动。奥巴马是首位几乎明确承认他的国家不再有能力承担霸权式“领导权”的美国总统，而这种领导权是他的前任们试图保存或发挥的。也许只有一位来自少数群体的政治家才能够体会到，霸权式领导权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应该在国际体系中构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他异性（altérité）。

如果观察美国长时段的历史演变，大家会同意有两个特征鲜明的阶段相继出现：第一个是孤立主义，1823年随着门罗主义成为官方立场，第二个，则是帝国主义与普世主义，这是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其后续经历的产物。我们可以设想第三个阶段的肇始，也许十分短暂，那是一个建立在多元性基础上的世界，就像美国总统在开罗演讲中首次阐述的那样。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因为每个历史阶段都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美国文化元素之上：第一个阶段的基础是美国例外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弥撒亚主义，第三个可能的阶段是多头政治（polyarchie）和多元主义，这是大西洋两岸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尤其能够在势力均衡的古老话语中找到这些思想。但是，巴拉克·奥巴马首次让人感到，美国文化中的这一基础性理念能够深入国际事务领域，用文明多元性的话语取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https://www.daowen.com)

历史也许会铭记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与以色列的“反目”（fâcherie），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极不寻常的转折。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这样明显地与以色列政府首脑拉开距离：在定居点问题上，在对伊朗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在巴以冲突解决的前景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远远超过了1990年老布什与伊扎克·沙米尔的争吵，当时的美国总统为此遭到了猛烈的批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以色列分毫没有改变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但美国对以色列长期一贯的顺从（suivisme）政策却第一次被打破了。

巴拉克·奥巴马显然因其所处的不利背景而屡受挫败，他的很多举措都陷入瘫痪。他与中国、俄罗斯接近的想法也受到阻挠，每一次都被其同僚坚守美国地位的决心挫败，尽管是在一个越发不平等的世界里。这尤其妨碍了弗拉基米尔·普京重建俄罗斯权势的雄心，俄罗斯过于粗暴地从全球治理版图中被抹去了。得出的教训是清晰的：一场权力危机出现于世纪之交，充满了多重不确定性，有人权力贬损，而有人过分炫耀权力，两者交织共同导致了一场追求地位的疯狂竞争，每个国家都努力在一个已经解构的世界里保住自己的等级。

然而，2015年7月14日就伊朗核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也是奥巴马孜孜以求的，意义超出了其正式目标。在这一协定背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就是中东地区可以存在合法的地区大国。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要由这些地区大国解决地区问题，对此最强大的国家已经证明全然失败了，但这一思路得到继续推进。协定签署后不久，伊朗就加入了解决叙利亚冲突的进程中。

在相同的趋势下，尚在进行的、与古巴的和解也体现出美国看待拉丁美洲的新视角；美国对非洲表达了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注，而且也更加关心关系到人类公共物品的重大问题，比如环境与气候变化。

当然，多元主义的新世界尚未成为现实，对这一新取向的反动趋势也在美国各处有力地抗拒着。经济利益与军工复合体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茶党的煽动者毫不松懈地抵制着，权力政治（realpolitik）与硬实力（hard power）的倡导者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不用说，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可能将古老的帝国观念的支持者带回白宫。要把有250年历史之久的弥赛亚主义政策束之高阁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