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单极幻象
冷战刚刚结束时，西方国家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为“战胜者”（vainqueur）将开启一个单边地主导国际体系的时代。它们充分信赖算数法则，认为二元体系中一个玩家的失败将机械地导向一个单极世界：算数是一门值得无限敬重的学问，但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
1947年建立的两极格局建立在保护与被保护的思想上：必须臣服于两大联盟阵营之一才能保护自己免于对方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一旦消失，追随结盟的逻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美国霸权永续化的正当性？在这一“算数”错误之上，还要加上一个对背景形势理解的错误：1989年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1947年的世界了。去殖民化业已完成，战争场域由北方世界转移到了南方世界，而南方世界不同的组成单元，无论是国家、人民、社会群体、宗教或文化共同体，都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柏林墙的倒塌甚至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理由，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它们对解放、抗议甚至反叛的追求。
此外，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不同社会之间开始进行直接的彼此接触，其交往密度挑战了人们对于国家能力的传统看法。“社会间”（intersocial）交往变得比国家间（interétatique）交往更加快速而高效。这一“社会间性”（intersocialité）当然涵盖了经济交流，但还包括移民、宗教间关系，以及族裔或部落性质的互助，最后一类交流随着“预制国家”（Etats préfabriqués）和“舶来国家”（Etats importés）(9)到处开始崩塌而日益增强，这些国家主要产生于去殖民化进程，也有一些源自苏联阵营的解体。
大错特错之处在于，以为我们能够像管理旧世界那样地管理这个新世界，诉诸同样的霸权格局，还带着一种被苏联消失带来的真空所强化的得意情绪。克林顿政府越来越像是这种“延续主义”（continuisme）的象征：“后两极时代”的首位美国总统毫不犹豫地于1997年1月任命了玛德莱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担任国务院的首席长官，她的身世和家族史如此深刻地体现着冷战精神：捷克外交官之女，在布拉克政变后离开母国，曾就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作为最优秀的苏联专家之一。
然而，在这一新时代之初，克林顿的前任乔治·H.布什已开始宣扬一个“国际新秩序”（nouvel ordre international）了，而且布什总统通过拒绝在解放科威特之后、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进军巴格达，表现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克制：不知是出于对南方世界复杂性的直觉，抑或是因为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达成了秘密交易，后者已经十分害怕看到美国四处扩张了？同样，他没有巩固以色列对其严重削弱的邻国和对手的全面主导，而是有意利用海湾战争的胜利来尝试重启中东和平谈判，他召集的马德里会议虽然无疾而终，但至少成功地让有关各方坐在了一起。更加值得褒奖的是，他通过“沙漠风暴”（Tempête du désert）行动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功，领导了一个真正受各方支持的联盟，包括莫斯科、哈菲兹·阿萨德的叙利亚和在安理会投弃权票的中国。然而，同样也是乔治·H.布什作出了维持北约继续存在的致命决定，这是一种退步性地，而且是畏缩不前地进入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姿态。(https://www.daowen.com)
美国的霸权保守主义被缺少其前任的国际经验的克林顿深化了，他的数次失败很快说明，单极格局不过是一个幻象。首先是在索马里实施“重建希望”（Restore Hope）干涉行动的大溃败，致使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终在羞辱中撤出了非洲之角，这反映出，理论上“不堪一击”的游击队与一个受困于自身庞大体量的大国之间“不对称冲突”（conflits asymétriques）的全新特性。之后，华盛顿面对南斯拉夫的冲突完全不知该如何自处，采取了一种与其此前一贯有意摆脱欧洲负担的外交传统截然相反的立场。比尔·克林顿不理解俄罗斯帝国解体的新征候，也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样地，华盛顿也没有跟进关于巴以问题的《奥斯陆协议》的后续落实，它只是带着一份该受谴责的天真和轻率欢迎这一协议，从而导致了协议后续的一系列挫折与倒退，直到2000年7月著名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谈(10)（Camp David Ⅱ），美国总统表明，无论他如何全身心投入与交战双方的谈判中，依然既无法有效地开展斡旋，也做不到向其被保护者以色列施压。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所代表的外交失败，数十万人丧生，国际社会迟钝被动，特别令人惊愕的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竟也无动于衷，其在安理会的代表不得不提醒道，没有办法对卢旺达进行干涉，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Etat souverain）。
这么多的“检验”（tests）证明，新的国际体系根本不是单极的。因此，从柏林墙倒塌到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中间不过间隔了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后者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敌对关系的逐渐回归。随着莫斯科日益感受到对其盟友塞尔维亚的侵犯，俄罗斯重新回到了国际舞台上。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这段插曲中，也就是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俄罗斯强势回归的动力达到了极致。作为对北约向塞尔维亚开展行动的回应，俄罗斯自1999年3月24日起中止了与北约的合作，而6月12日，莫斯科把军队派到了普里什蒂那机场表明立场：这是一场真正的冷战行动……但是发生在冷战之后！这说明国际舞台上不是只有一位支配者，西方的单边行动再也无可接受，凡是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的事情，都需要与莫斯科协商。
普里什蒂那机场的一幕只是一种行为模式的早期例证，这类行为在2013年11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中再度重现，在今天的叙利亚危机中也不断上演。这里体现的始终是同一种逻辑，也是俄罗斯为反抗被边缘化而暗示的同一个信息。这同样也一直是建立在排斥性中的霸权的病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约的维系以及向前苏联阵营国家的扩张构成了一个重大风险。据说，当北约续存问题在1991年该组织的峰会上被提上日程时，乔治·H.布什肯定地说，绝不会解散北大西洋联盟，尽管华沙条约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回应道：“您向我们宣布了神圣同盟（Saint-Alliance）的重生。”3当一个联盟存在的合法性不再由敌对集团的现实威胁来证明，这样的联盟也不过是为了完成无限制的霸权使命而已。这恰恰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de Russie Alexandre Ⅰ）想要通过神圣同盟所达到的效果。霸权要求其他伙伴中的多数赞同，至少是它们的服从，才能形成认同：当霸权在反对一个或一些他者的过程中实现时，它同时孕育了一种常在性的对抗，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霸权的实现。真正的“霸主”（hegemon）应该能够不依赖于联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