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盟的抗议遗产

如果说不结盟的战略从未真正实施，那么它的幽灵也从未真正消失。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当今的真正继承者是国际舞台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抗议外交”（diplomaties contestatires）。不结盟国家很快发现，它们不仅没有能力主导什么事情——除了尝试对一些国际谈判的边缘性议题发挥影响之外——而且不结盟概念本身也随着两极格局走向衰落以及随后消失而失去了意义。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非常清楚，它们既不可能形成一种有组织性的力量，也不可能成为一股治理世界的势力。然而，它们却很快明白，自己能够充当国际体系中的某种“庶民”（plèbe）。而且，通过一些合适的论坛，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充分参与国际政治辩论。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很早就因这一前所未有的新角色而享有盛名，它们相当懂得如何灵活运用自己的庶民身份。在1967年召开的阿尔及尔大会上，77个南方国家签署了一份宪章，如今已有130个国家加入，但仍保留着“七十七国宪章”（Charte des　77）的名称。⁽⁸⁾这意味着国际体系中的“无名士”（sans-grade）能够在一个革新化与民主化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作用。虽然还未形成势头，无名士被期待的作用已经构成一种抗议话语的基础，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外交类别。通过在这个新游戏中脱颖而出，人们能够成功地抬高要价，成为一个高效的“异端分子”（déviant）或“犯罪分子”（délinquant），意即懂得充分利用其杀伤能力来施加影响世界命运，包括用悲剧性的方式。

尽管并非常态，这种抗议性外交实践走向极端，就会导致为抗议而使用暴力，表现为服务于国家外交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且这明显地破坏了克劳塞维茨的正面战争传统。有些国家自愿选择这种战略，或经常性，或偶尔性地使用暴力抗议：20世纪80年代的伊朗、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哈菲兹·阿萨德的叙利亚、卡扎菲的利比亚，等等。(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不无矛盾的结论：诚然，不结盟运动未能缔造一种制度化的政治秩序，但其继承者却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议程制定，进而有力地影响了世界。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土地上发生着当今世界的主要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关于它们的问题，关于使它们负重尤深的社会赤字（déficits sociaux）。只要听听伊朗总统鲁哈尼（Rohani）——一位看似较为温和的领袖——的话就足以理解了，他解释道为什么他的国家拥有深刻影响复杂的地区议程的能力，如果不能说是国际议程的话，而且伊朗的影响力极可能高于美国或俄罗斯的影响力。世界真正的颠覆变革始于冲突转移到南方世界的那一刻。无论是短暂的单极幻象或是寡头治理的幻象都无法抵御这一深层次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