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挫败的帝国
谈到旧大陆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不能不检视其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俄罗斯显然是古老的欧洲权力游戏的主要行为体。1989—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让西方认为，冷战虽然从未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不战而胜”（victoire sans batailles）的幻象显然没有考虑到3000多万人在战争中丧生的事实，这些战争看似只是“和平共处”的悲伤“债务”（ardoise）。如果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非洲和去殖民化进程中的诸场战争加起来，伤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还多3倍。
在这一被忽视的记录之外，我们还经常过于简单地认为可以给俄罗斯贴上一个“战败的大国”（puissance vaincue）的标签，并且实际上也这样对待她。我们也过早地认为，苏联的失败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作为默认的、唯一的思想体系的确立。人们还从中推论，西方治理世界的时代降临了。我们于是又回归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时代，只不过这一次，俄罗斯没有参与其中。精神与方法都是相似的。在联合国安理会作用相对边缘化和“五常”（P5）事实上（de facto）演变为“三常”（P3，美国、法国、英国垄断了绝大多数决议草案）的同时，全球治理向七国集团模式转移，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日本在其中更像是一个“远西”(5)国家）：这一模式很晚（1997年）、很短暂（不到20年，从1997年到2014年），而且事实上也很表面地变成八国集团，把俄罗斯包含进来。
将俄罗斯作为冷战的“战败国”完全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期望，他们认为自己是从一个寿终正寝的苏联秩序中解放出来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应受“战胜国”的“惩罚”（puni）。他们还保留着数个世纪以来共同治理世界的记忆，这几乎是他们身份认同、也是他们世界地位的构成性因素：因此，西方“战胜国”的惩罚当然被视为不公正的，几乎自动成为俄罗斯巨大挫败感的源泉。俄罗斯怨恨的主要对象是西方排他性的全球治理主张，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设计。
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有一段帝国历史，甚至是一个恒久的身份，而帝国总是比民族国家更难以接受失败。民族国家可以很快在失败中恢复，而帝国首先感到受损的是对影响力和主导权的追求。剥夺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显然滋生了极强的复仇主义冲动。在鲍里斯·叶利钦时代，这些冲动大体上能被控制，因为苏维埃世界解体的直接影响过于含蓄，以至于俄罗斯总统不必举起帝国的旗帜予以回应。但到了1999年普京执政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俄罗斯就几乎被排斥在所有的治理机制之外，除了还保留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时，所有昔日的“人民”（populaire）民主国家都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诸国，也被这两大集团整合进去。乌克兰，甚至格鲁吉亚未来可能加入北约或欧盟，更无助于减轻俄罗斯的孤立感，甚至被包围感，今天的俄罗斯有一种和1917年一样被排斥于世界大博弈之外的印象，但不同的是，这种被排斥感再也无法培育出任何革命冲动，以令其“拆散乐队”（faire la bande à part）。所有旨在让莫斯科参与欧洲或世界事务的机制——和平伙伴关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俄罗斯伙伴关系——都趋于停顿萎缩（tétanie）。因此，俄罗斯的反应越来越强烈而坚决，要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赢回地位，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这就触及了新型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已经不那么为权力而竞争了，我们越来越不确定权力的作用，而且知道很难单凭权力与美国抗衡，大家其实是为获得某种地位，或者为被承认而斗争。在两极格局时代，地位是自动产生的：阵营的首领从定义上说就拥有“共治君主”（coprince）(6)的地位，每一个核国家也拥有太阳底下的一席之地。从今以后，追逐地位成为一种为保持等级而进行的长期斗争。(https://www.daowen.com)
俄罗斯就是这一无止境竞逐的典型例子。首先，俄罗斯希望恢复其在边境上的强大存在，因为和所有的帝国一样，俄罗斯也执迷于管理帝国的周边。在摩尔多瓦，俄罗斯有德涅斯特河的问题；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努力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还要注意到一些更为低调的举动——因为直接触及北约的神经——动员波罗的海国家中讲俄语的群体。莫斯科当局通过施展积极主动的外交，很快发现了后苏联（post-soviétique）地理空间中的“软腹地”，聚焦这些容易“把玩”（jouer）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具有范例意义，因为这是一个从民族—族裔定义上易于引发歧义和分裂的国家，更不用说克里米亚脆弱的地位，它被基辅归并是晚近的，也是可争辩的。但是，不是只有后苏联空间才是俄罗斯再征服的对象：与美国和欧洲不同，俄罗斯与中东地区直接接壤，并认为那里与其国家利益直接相关。
西方对俄罗斯权力重塑的反应可能算是笨拙的。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能让俄罗斯参与世界治理的新框架，反而只想着排斥它：八国集团于2014年重新变回了七国集团，乌克兰事件也被西方以欠妥当的方式管理着。在这一系列由伙伴变对手的失策行为之后，叙利亚—伊拉克危机为俄罗斯提供了真正的天赐良机，它毕其功于一役，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大国地位，而且十分令人信服地争辩说，重返中东不是为了反对西方阵营，而是为了反对西方的主要敌人“伊斯兰国”。目前就这段历史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观察到两件事情：俄罗斯看似成功地恢复了大国地位并与西方阵营平起平坐；但是，实力的相当也变成了弱点的相似，因为今后权力的运用不是为了重建地位——毕竟这是比较简单的——而是要治理世界，管理冲突，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俄罗斯另一项不可否认的成功在于构建起了一个盟友网络，尽管西方千方百计地孤立它。今天，莫斯科也许是唯一一个在中东地区拥有真正盟友的北方大国。它独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而西方过快地想将其排除在一切谈判之外，而且俄罗斯与伊朗也维持着极佳的关系。更往东去，我们看到了一段经典俄罗斯帝国史的重演：当西部侧翼的事情不顺利时，俄罗斯总有转向东方的能力。伊凡雷帝（Ivan le Terrible）及其继任者都曾作出这样的选择，作为对西欧大门紧闭的回应，在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中遭受一系列失败后，俄罗斯转向了西伯利亚：1628年抵达勒拿河，1637年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市。上海合作组织（OCS）于2001年6月成立，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下，把中亚诸共和国以及不久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吸纳进来，算上观察员国，还有伊朗、阿富汗、白俄罗斯和蒙古。
最后，俄罗斯逐渐在由所谓“新兴”（émergent）国家组成的新世界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一道加入了一个新的集团，即金砖国家集团（BRICS），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当然，就像在中东地区总有深陷泥潭的危险一样，俄罗斯新的外交积极主义也面临着许多潜在风险。
当然，俄罗斯不得不承认，它没有能力向中亚国家提供排他性的保护。它必须适应自己影响力的损蚀，把加入一个非冲突性的东方阵营带来的好处作为可能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