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及其外交

我们不能仅凭地缘政治的古典地图，也不能仅从战略性思考中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性质。应该学会跨越这一步，把社会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涌现纳入考量，直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仅为外交界所专属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通信技术（TIC）进步而出现的通信革命将在社会行为的变革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通信革命涉及远程信息处理、多媒体、影视与电信，也就是说，声音、图像与信息。因此，通信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从最强大的国家到南方世界贫民窟里的赤贫群众。它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创新因素，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空间的主要缔造者。国际关系从未因一场技术革命而发生如此深刻的改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转折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过了原子弹的发明，只是在方式上更为渐进，而且通常不是那么明显。核武器只改变了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方面，但毕竟仍是局部的。通信革命却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赖以维系的所有参数，并影响到个体的内心深处。它才是真正的全球化的要素，持久地变革着这颗星球。

首先，通信革命颠覆了距离效应（effet de distance），这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距离——这一古老的、基础性要素——为国际关系中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é）提供了意义，并建构了国际体系的初始概念。它也使民族和民族主义得以形成，把每个政治单元及其历史轨迹在世界地图上清晰地勾勒出来。也同样是距离效应，使曾经的统治者拥有了相对于被统治者的决定性优势：只有统治者能够凭借王权专属的手段克服距离的阻隔，而被统治者只能随着民族建构中的偶然性因素被分散、成为某种彼此隔离的状态。最终，距离成为主权的保障：国家潜在的敌人距离自己越遥远、能够触及自己的手段越是有限，国家就越能享有独立的主权。相距遥远是稳定、保护、秩序和确信的保障。(https://www.daowen.com)

有了普及化的通信，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直接与所有人发生联系，无论距离有多遥远，更无需考虑国家边境的界限。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有必要学会在一个不只有50个、100个或193个行为体（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的世界上生活，而是一个有70亿个潜在行为体的世界，他们随时可能开展一系列国际行动，无视或规避其领导人的选择，也完全忽略一切主权逻辑。

这场无声的革命——事实上从未造成任何大规模或戏剧性的断裂——一点点地构建了全球化的动力，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动声色的。当这些不可估量的变革开始变得可感知时，我们还完全处于两极格局中，并封闭在两极格局的观念世界的堡垒中，这一观念堡垒倾向于把任何可能颠覆两极格局的力量降至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