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悄然变革
悄无声息的通信革命还产生了一种比解构距离效应更为深远的影响。它通过建构一整套网络式的“社会间”关系（relations intersociales），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后者其实应该被准确地称为“国家间关系”（relations interétatiques）。随着市民社会从国家约束的滞重压力下解放出来，而且社会行为体逐渐自主化，包括相对于其国家共同体而言，世界政治就变得越发具有社会间性（intersocialité）胜于国家间性（internationalité）的特征。
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这一行业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以后，需要根据社会间性这一新的介入因素（intrus）重新审视一切，这一因素格外不易察觉，因为它几乎从未被明确指称过，而且也没有真正的机制化呈现方式。缺少机制化既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弱点，作为一种优势力量，它为社会间关系提供了一种保护性的隐身衣，而作为一个弱点，它使稳固的伙伴关系难以建立。社会间性是一个充满歧义的重大现象，因为它既创造了各种机会——合作、互助、流动性，同时也为一系列危害提供了可能：世界范围地方与国家层级上的社会性冲突上升，身份认同或宗教要素的作用日益增长，社会挫败、不平等与不宽容的全球化。面对一种跃进式发展，但管控不良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面对南方世界人口大规模的年轻化，或北方世界人口大规模的老龄化，权力自动失效了。失业，在最年轻的南方社会中压力格外显著，制约着地区问题以及国际问题：失业首先成为流动性的来源，接着会成为冲突的根源。从此以后，因人类发展(1)的失败而导致的愤怒可以在一种全球化的意象中表达出来：过去的穷人只有局限于自己本土社会的有限视野，但今天他们很快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中思考，他们从中看到了与自己无缘的财富，以及世界对自己处境的漠不关心。这一全球化了的意象日益成为引发冲突局势的那根敏感神经，冲突本身的性质属于社会性的：世界上所有的外交策略与各种各样的武器对此都无力反击……
社会间性，就是这些社会行为体，包括个体的或集体的行为体、移民、投资者、跨国公司或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网络布道者或教会，他们每天数以万计次地互动着，塑造和重塑着世界空间（espace mondial），不听命于任何政令。社会间性归根结底也是错综交织着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常态化交汇，这一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不同的身份认同的形成。
著名的“文明的冲突”（choc des civilisations）就是基于这些社会性变迁提出的、最具标志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应该感谢塞缪尔·亨廷顿提供了一个过于简单化但智识上令人轻松的画面。1自从世界上不再只有“我们”，很显然，一种文化再也不能在管理世界的过程中无视其他文化，无视承载那些文化的行为，以及他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与认知自我的方式。在不断增强的文化间交流的影响下，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推动一种不断深入的文化融合，这些文化曾经远隔千里、彼此分离。然而，以“文明的冲突”的形式提出一个文化间不可通约性（irréductibilité）的假设，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奠定了基础：污名化他者，预设我等族类的优越性，标记衣食习性的区别，把某种文化与一种政治秩序——或者更糟糕地，一个社会契约——绑定起来，这些做法到头来等同于制造排斥性，使全球化进程走向贫民窟化，为本不应该发生的对抗做准备。这样做是把社会间性变成一种新的战争母体，在全球化的规模上复制“制造战争/建构国家”（war-making/state-making）的逻辑、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本质。除非“文明的冲突”能够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样发明出均势逻辑来限制其自身的破坏性，否则，这一理论否定了一切均衡的选择，只能被束缚在等级制与对抗性的原则中。
个人与社会行为体，以大致有序的方式，成为世界政治，而不只是国际政治的调节者，使国家、外交官和军队此后仅扮演一种回应性的角色。这种回应，通常诉诸国家的传统武器，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甚至加剧国家与社会行为体之间不断增多的争端：去殖民化战争提出的问题于是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而这是威斯特伐利亚记忆的压力所禁止构想的。(https://www.daowen.com)
社会性行为就这样进入了国际政治的中心，使传统的战略分析失去了信誉，使冲突剥离了领土维度，还降低了冲突的国家属性。日常生活中的憎恨、屈辱、失落、痛苦成为新的国际关系中的常规内容。不仅就新的国家而言，世界上不再只有我们，而且我们也不再隔离于无限丰富的社会互动，它们构成了外交日程的日常活动。
在社会性外交这一领域，一段漫长的前史起初阻止了对威斯特伐利亚教义的任何质疑：也许首先是要巩固威斯特伐利亚教义。社会间性是在一个长时段的进程中形成的，这是一个社会（social）从各种各样的国家共同体中浮现并被发现的过程，而当时的国家共同体同样也在形成过程中。社会与政治就某种程度而言，在我们的现代性诞生之初，是完全分离的。由于治理模式的迟钝，种姓和阶级的等级压力，还因为沟通手段的欠缺，社会看似注定要存在于政治领域之外，可以说，就像一种社会学分析视角下的现实。在农业社会中，政治关系预先要求通信功能在技术上几乎完全不存在。人们总是很晚才能了解到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国王已经驾崩，并且已经被其继任者取代。
社会出现——以及政治化——的第一步，与最初的辩论空间在18世纪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那是在启蒙时代。2这些新的空间与城市和不断繁盛的社会交流有紧密联系：咖啡馆、剧院、文学沙龙是当时社交与对话的场所，它们增强了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强化也渐渐地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产生了回响。国际关系在整个18世纪仍然很大程度上不允许社会的介入，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状况。大规模征兵（levée en masse），政治事业背后的社会动员，赋予共和二年的士兵(2)（les soldats de l'an II）解放欧洲被压迫人民的使命，这些都是国际社会的本质发生变化的征兆。特别是战争的性质开始出现了变化：它不再是君主之间的比武与逐鹿，而是服务于政治利益的社会动员。至此已经出现了19世纪与20世纪民族主义的先兆，基础就是公民的“想象的共同体”3，他们借助日益增强的通信技术与国家动员能力连结而成为人民。
在社会与政治逐渐融合（fusion）或混合（hybridation）的动态进程中，国家与民族被塑造成为相互协调的整体，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缓解。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尊重国境边界，而通信交流基本上只局限在国家和民族内部。国家不再只是王朝政治的中心；它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它这样自我感知，通过越来越普遍而可持续的制度呈现出来，也体现在越来越恒久的情感中。这就是所有构成了——并且继续构成着——民族主义力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