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主导了地缘战略思考

我们因此可以想象许多事件在通信改变了传输效率时出现的转折，当它不再只在国家内部传播信息，而是要将信息扩散到全世界。于是，1988年铺设、用以沟通大西洋两岸的TAT-8光缆一经启用，就产生了如此巨量的频繁交流，以至于国家内部与国际交流之间的区别仅就技术层面而言是不存在了。从此不再只有商品能够跨越国境流动，还有思想、声音与图像。通信技术由此创造了一种关系性的“准实时”（quasi-immédiateté）空间，很快使所有的社会行为体都具有了一种真正的国际地位。

这些因素都推动了一种我们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日常现实的产生，这是一种新的、多维度的权力机制，在不同情况下或完成传统的权力游戏，或使之更加复杂化，或使之失去稳定性。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如果不能称为国际公共舆论、那么至少可以说是关于国际事务的公共舆论，其实就是不同国家舆论之间不断增强的互动，它能够塑造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表征，至此之前，传统的外交关系从未考虑过这些问题。

这就是新的舞台，这些就是舞台上的新行为体。但是，在同一过程中，剧情也发生了变化，甚至需要重新定义国际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说有一场真正震撼了国际关系的革命，那么这场革命就发生于此：从此以后，政治—军事问题的重要性被社会性问题追平并超越了。重大的国际社会性问题展示出比地缘战略问题更强大的结构性和决定性作用。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或失败的节奏，特别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人类发展”，决定了国际竞争、紧张与冲突的真实框架。(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演变最具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冲突的分析，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昔日国家间政治时代强权竞争的结果，而更像是一种弱势效应（effets de faiblesse），源于国家的崩溃、社会的解体、市民社会和社会纽带建构的失败、经济灾难以及各种人类不安全（insécurité humaine）的相关因素。如此之多的因素可能逐渐地把整个社会推入战争领域，并把和平的或至少是弱冲突性的社会实体转变为真正的战争型社会。随着社会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弱势通过其定义国际舞台新型关系的能力战胜了强权。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IDH）排名及其地理分布就清楚了。地图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区域几乎与当今世界中的武力冲突地区完美重合。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最底下，我们发现确实有萨赫勒地区各国，包括马里、尼日尔、乍得，往东一些，有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偏南一些，有中非共和国，非洲大湖地区⁽³⁾和刚果盆地国家。在亚洲，人类发展指数普遍高于非洲国家，但恰巧我们也发现，在排名的末尾有也门和阿富汗，这两个被战火撕裂的国家。

社会性困境总是与具有潜在冲突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扩散有紧密关联。而且，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全球性问题的“社会化”（socialisation）完全颠覆了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熟悉的概念：从主权独立转向相互依存，从权力至上转向弱势的震撼作用，从领土性转向流动性，从以国家间对抗为基础的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解，转向更多与社会解体相关的冲突性。再一次地，整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质疑。战争的另一套语法出现了，主要是在旧世界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