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的幻象与失望

战胜萨达姆·侯赛因与北约的续存之间当然有直接的关联。1989年到1991年发生的事情在较小规模上重演了1945年的经历：美国用把世界从纳粹恐怖中拯救出来的方式赢得了对苏维埃敌人的冷战，而权力政治紧接着又被唤醒，用来阻止科威特，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员，被贪婪而且危险地实施独裁统治的邻国兼并。北约在理应解散的时候忽然变得充满了吸引力！

美国权力看似所向披靡的特征甚至还在当时的大学辩论中体现出来。当然，建立在权力至上基础上的分析模式已经开始受到了严肃的批评，批评者无不强调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发展，以及与南方世界崛起有关的紧张压力，但是，两极格局的终结与美国凭优势胜出的新形象却促进了“新现实主义”（néo-réalisme）的兴起，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尔兹，其代表作与“第二波冷战”（seconde guerre froide）¹同年问世，之后，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中重建了“霸权主义”（hégémonisme）²的思想并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réalisme offensif）。³作者执迷于斯宾诺莎的“自然倾向”（conatus）⁽¹⁾，即所有人倾向于把权力最大化的努力，而且很乐于提醒我们，是强大的美国1945年解放了法国，1989年解放了东欧。面对这一事实，没有什么可以回应的了，辩论到此为止。

然而，这种确定性终究还是被动摇了。当战火再次因南斯拉夫冲突在欧洲点燃，中东也很快继续扮演“大国形象干扰器”（brouilleur d'image de puissance）的角色。当巴尔干冲突重新激发了俄美之间的紧张和莫斯科的雄心，俄美协商共识也在伊拉克土崩瓦解，因为俄罗斯越来越难以接受华盛顿对萨达姆·侯赛因施加的军事压力。然而，并未出现我们以为会重生的古老的大国竞争，一种不同的画面出现了：“弱小者”越来越有能力表达自己的观点，重构游戏，用伤害代替实力，而“强大者”对“小兄弟”主要是迁就顺从而不是保护……(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全球化与去极化（dépolarisation）的新时代不仅表现在权力的大幅贬值，而且表现在对自主性的竞相追求中。与两极格局相联系的保护与联盟逻辑的削弱使一些最忠实的盟友从美国保护伞下脱离出来。德国就是这样转向了一种中立主义立场，或至少远离军事和地缘战略博弈，这却使其充分实现了在欧洲地区的经济霸权。我们还发现，加拿大，美国的忠实邻邦，在让·克里斯蒂安的领导下与华盛顿保持了一定距离。土耳其，昔日北约对阵苏维埃世界的前哨，也赢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特别是在2003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与具有强烈伊斯兰主义倾向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执政以后：一旦苏联不存在了，大西洋联盟就应该成为一个多重性的同盟。北约的目的性越发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当它开始把军队派到远离大西洋地区的前线，比如帕米尔高原，或非洲之角周边，这些干预范围与北约创建时的目标没有丝毫联系。

最重要的是，权力的有效性面对新形式的冲突与暴力不断销蚀：我们着实进入了21世纪。可以说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日期，一个新世界就此诞生。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暴力形式慢慢出现的最直观的征兆。这种新暴力在其所到之处清扫了威斯特伐利亚遗产的所有假定，它们支撑着17世纪以来西方的外交，而政治领导人大多并未意识到。忽然之间，主权失去了意义，而且难以与安全的基本概念相适应；暴力不分边界，而且，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本土受到了挑衅，而领土性的概念本身也被颠覆。再也没有集中而统一的战区（théâtre d'opérations）了，只有相距遥远的战场之间非欧几里得式⁽²⁾的联动：世界贸易中心成为一场冲突的临时中心，但其真正的重心在中东，同样地，2015年11月法兰西岛“附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战场，把包括市郊在内的整个布鲁塞尔大区（巴黎恐怖袭击的几名杰哈德主义者出生在这里）卷入这场对传统地理概念的挑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