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冲突与“多层战争”（guerres à étages）

不完善且未完成的政治建构，市民社会的萎缩，制度赤字，执政政权的合法性缺失，国家建构失败，缺少真正的社会契约，与人和社会发展不充分相关的病症，集体羞辱感……把所有这些因素串联起来就共同塑造了一种新的冲突类型，令旧世界（Vieux Monde）大为震惊。当西方还局限于源自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或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⁹⁾时代的冲突概念时，世界已经被这些新式敌对带来的冲击颠覆了，对于这些新型冲突西方并不理解，也不知该如何分析。更糟糕的是，虽然新型冲突出现在距离西方国家边境十分遥远的战场上，而且由本地因素作为直接导火索引发，它们却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快地传播到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并感染了西方自己的社会领域。

有必要重复地强调这一点：这些新型冲突反映的不再是强权，而恰好是其反面。历史上第一次，战争不是权力竞争的结果，而是完全来自脆弱、瓦解与畸形。冲突不再以国家间战争的画面呈现：卷入冲突的国家都极度衰弱，甚至完全不存在，或正在全面瓦解，就像今天的叙利亚政府，昨天的伊拉克政府，前天的阿富汗政府，20世纪80年代末的索马里政府、刚果政府、利比里亚政府、中非政府，甚至马里政府，它只是互不沟通、也不再沟通的南方与北方分裂的“人质”。

由于所有的冲突都不再是国家事务而主要是社会事务，它们经常呈现出一种“多层”（feuilleté）或“分层”（stragifié）的特点，并遵循层层叠加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多层战争”（guerres à étages），由同属一个未建构完成或建构失败的民族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内部（intestine）敌对造成，社会契约的瓦解引起了这些群体之间的军事竞争：比如伊拉克的逊尼派、什叶派与库尔德人，再比如塞拉利昂的沿海混血族群与内陆的土著族群，后者生活在一片地下资源极其丰富的土地上但未能从中受益。我们也看到，在这些冲突中，交战者同时对抗战场上的直接敌人、周围的地区大国以及整个西方，比如在叙利亚、伊拉克与马里的情况。由本地诉求引发的直接原因与同全球化动力相关的深层原因之间，有一种连续性与复杂交织关系。很明显，我们无法使用经典的“克劳塞维茨手册”（manuel clausewitzien）管控这类冲突，无视发生在马里的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发生在马恩河或凡尔登的战争之间的本质区别。(https://www.daowen.com)

新型冲突泛滥与传染的一个主要根源当然与全球化进程有关，特别是与人员、形象与观念的飞速流动相关。今天，冲突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爆发而不为人所知：如果能让信息接收者与在远方作战的战士产生共鸣与团结，就能够推动冲突场域的有力扩展，比如，吉哈德主义（djhadisme）现象就是通过活跃而全球化的想象（imaginaire）扩展到了欧洲。我们知道，民族或文化团结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因为法国本土上一支越发壮大的吉哈德主义流派就是皈依了激进伊斯兰教的“纯正”（de souche）法国人，他们信奉的激进宗教是在混杂（hétéroclite）的信息来源与影响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最主要的影响渠道是社会网络与同伴之间的亲密关系。吉哈德主义的想象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向那些自认为被社会边缘化、排斥或抛弃的个人发挥着吸引力。每个个人的社会主体性取代了昔日不容置疑的公民效忠。此外，对来自马格里布地区人民——他们是法国本土出身卑微的改宗者们的日常交往对象——的持续污名化变成了动乱情绪的回音室（chambre d'écho）⁽¹⁰⁾，正在地中海对岸蔓延。尽管，幸运的是，马格里布地区被边缘化的个人很少能够来到欧洲的土地上，用暴力传播反叛激情。